从李鸿章此信中可知，这时经方已到南京（简称“宁”）。信中告诉经方，总理衙门的咨函应该交折弁带给汪凤藻（字芝房，署理驻日公使），并告，“日本与西国议约数年，迄无成议”，其外相榎本武洋“欲重理前说（当指与中国修约），一时必无就绪”，事情自然要放置后边再说了，意思是暂且还不用着急。

从信中可以看出，李鸿章最关心的还是经方的复出回任之事。计算其为“婶母”（实生母）的守制之期和周妥办理相关各事所需时间，回到日本上任当已在年底。信中计议丧事费用，似乎是说已通过沈子梅拟从轮船招商局挪用两千两（两竿）银，而至今没有回应。沈子梅即浙江海盐人氏沈能虎（字子梅），曾随李鸿章镇压捻军，后做过直隶通永道，时在轮船招商局任职。信中又建议，若认可付利在钱庄借贷，不如通过王克斋在淮扬局所挪借。信中算计办丧事由南京到合肥的需费，总数不好准确计量，而总是笔不小的花销，单“乡间开吊、下葬亦需千金”。偌多花费，而又时值旱荒，说不知田租能抵用些否。又言及“五婶”即凤章遗孀的家事，说如能早分家固然为好，“但一时必说不清”，建议或先将经翊房用一节与之议定。又说到“四婶”即蕴章遗孀来信称，合肥老家亲族缺少米粮，祠堂公存不够用度，“各房均须酌协若干济助”，遂嘱咐经方与她见面时“请示我房应拨若干”，可令管家刘斗斋照付。又言及掌孙女（经方女儿）婚期之事，鉴于杨家订期、改期变化不定，说嫁妆已齐，张媳（经方夫人）丧服之期早满，最好尽早在来年三月办毕，夏间她可带儿女东赴日本，这样为妥。

信尾附言“刘献夫之母作古，津关已委李勉林署理”。刘献夫即任津海关道的刘汝翼（刘秉璋侄儿），其母亲去世，自然要去职守制，署理该职的是湘军将领出身的李兴锐（字勉林）。要说，作为湘军宿将，到这时才至这么一个职位，升迁算是较缓。不过，其后来势头尚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福建按察使，次年升任该省布政使，再经改任广西布政使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升任江西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最后还署理过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他可谓湘系集团末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故顺便在这里略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