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中说到“额裕如函称，严禁白鸽票”之事。额裕如当指额勒精额（字玉如，也作裕如），其为满人，原任长芦盐运使，是李鸿章属下的官员，他于光绪十六年末升任广东按察使，改隶李瀚章属下。李鸿章对此人自然是了解的，作有“此君办事，甚有风力，惟于洋务生疏，政务亦多固执，同寅难得和协，然方正有守”的评定，希望哥哥能“优容而训勉之”。至于“白鸽票”，是清代一种赌博性的“彩票”，在广东一带颇为流行，将鸽子按《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编号放飞竞赛，赌鸽所猜字号若与比赛结果相符，则为赢家。这自是一种社会弊习陋俗，严禁自有其正当性。不过，与在粤地更为流行的“闱姓”赌博类似，当也是关联财政收入的事项。

信中还说到“万寿山工程甚繁，使费百万，尚恐不敷，各省海防新捐凑用，或借补苴”的事情。为太后“颐养”的这项工程，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甚至不惜大量占用海军经费，典型是专制皇权下的产物。而为迎接太后不日即要“临幸”，可以想见当下赶工的急迫。似与筹办工程中具体事项（如电灯之类）有关的马驷、满德（德国信义洋行商人），自非局中要员，而所办事情与粤地有着关联，乃至直接赴粤筹办。至于赏人“衣料、荷包及宝星等项”的庆邸，是庆郡王（此时尚未晋封亲王）奕劻。

特别需要注意，李鸿章此信中还表示了对户部相关筹饷方案的不认同，并明言“实不能奉诏”，可知户部相关方案业已奏准，朝廷下诏推行。信中所说“岘庄昨函亦有难色，拟少迟顶奏”，岘庄是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是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自同治年间跻身疆吏大员，任江西巡抚数年，同（治）末光（绪）初署理两江总督，后又由两广总督移督两江，离职多年后复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再授该职。从李鸿章此信中所述情况看，这时他对朝廷批准的户部相关筹款方案也不认同，有“顶奏”的打算。如此，可以说形成了南、北洋联合抵制的局面。

此信中又说到“南省教案”的问题。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长江流域教案的高发期，信中说到的诸多教案，就发生地而言，武穴教案在湖北，丹阳、江阴、如皋、阳湖、无锡、金匮教案在江苏，芜湖教案在安徽。“南省”诸多教案的井喷式发生，成为当时中外交涉的焦点问题。教方和外国政府借端勒逼，惩办“案犯”、追责清方地方官员之外，赔款也是要项，李鸿章此信中即言及“惟芜湖、金匮须二十万，尚无成议”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作为清朝驻英、法、意、比公使的薛福成（字叔耘），也试图在海外通过与英、法（相关教案主要涉及该两国）外交机构直接联系发挥作用，这样与国内“互商合力”。而李鸿章注意到“欧洲现甚辑睦，难保不借事生端”的情形，对案事能轻易处置不抱乐观态度。信中所说“业经撤任”的芜湖成道，是安徽芜湖道成瑞甫，他因芜湖教案被追责而撤任，李鸿章所谓“因人言而撤，虽欲庇护，徒贻笑柄”，意思是说想庇护也庇护不了。李瀚章就教案事也有议说，是想从原涉教条约中“保护”二字来做文章，说“保护”对象“未提明教士、教堂，似竟专属教民”，意思是教士、教堂受保护没有条约根据，简直是要“釜底抽薪”。而这种说法，连李鸿章都不以为然，说这“极是疏误”。他不仅对“翻案”不抱幻想，即使对结案后“善后之方”的筹议，也担心得不到呼应。

此信中有关家事，一是李经方丁忧的事情。当时李经方正在驻日公使任间，其生母郭氏于这年六月间去世，他当然需回籍守制（其职由汪凤藻署理）。信中所谓“现议丁忧期内不具折谢，交卸起程时咨请总署代奏为妥”，即就此而言。再是所谓“五房家事极难调处”的事情。“五房”指亡弟凤章之家，五太太即其继配夫人邓氏。从李鸿章这封信中所言，可知这时凤章葬事尚未料理完毕，为其“葬地一时难定”，信中征求哥哥意见。而由“五太太欲俟五弟葬事毕再议分析”之语，可知在其家产分配上仍存在着问题。李鸿章在信中和哥哥商量，能否让经方在丁忧的“假期内妥议办法”，并告知哥哥，自己已致信经方叫他在过芜湖（时凤章家人在芜湖）时察度劝商，但也透露出有不便之处的意思。前录给经方信中也言及相关情况，可参照来看。真是啊，富家则有富家的麻烦。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4册第587页，所标时间为“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年份有误。理由：1、信中所说额裕如即额勒精额（字玉如，也作裕如），是光绪十六年腊月间才在长芦盐运使任上升为广东按察使的，光绪十五年时未在粤地。2、刘坤一（岘庄）光绪十六年十月间才复任两江总督，光绪十五年时不可能涉信中所说之事。3、信中说到薛福成（叔耘）为教案事“电英、法外部”，当是在其任英、法等国公使期间，而他是光绪十六年才赴此任的。4、信中所说武穴等一系列“南省教案”，是发生在光绪十七年上半年，而非此前。5、李经方生母去世（故丁忧）是在光绪十七年六月。鉴此，将该信时间改定在“光绪十七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