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所说“俄储”，就是前录信中所说“俄太子”尼古拉。他在该年三月间（农历）来华，由香港经广州、福州、上海到主访地武汉，在这里，清朝的主要接待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礼数可谓周到而又隆重。尼古拉由中国转赴日本访问，同样也受到了隆重接待，可是期间不意发生变故，就是他在滋贺县大津街上游观时，为值巡的大津警察署警员津田三藏所行刺而受了刀伤。凶犯为警方制服和逮捕，其人是仇俄的激进“爱国”者。行刺事件发生在公历的5月11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的四月初四。事件发生的次日，驻日的李经方给父亲发电报告，说俄太子“伤甚重”。事实上不确，三天后其电便有“伤渐愈”之报，说明伤势并不重。但无论如何，其人访问被刺伤，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日本官方极力道歉、抚慰、弥合。李鸿章此信中就此有谓，俄太子“此次受伤，殊出意外。倭君臣致敬尽礼，当不因此生隙”，但又话锋一转，说“东人桀骜不服教化，亦可虑也”。至于信中所说“蹈海而死，可惨已极”的孙点，是李经方的随员。

信中又告知自己出海（至旅顺等地）校阅舰队的概况，包括时间、天气、身体反应等情。可查知，李鸿章于五月初五日上有《巡阅海军竣事折》，对巡阅过程有颇为详细具体的奏报。可知这是北洋舰队成军以来的首次校阅（参阅的还有南洋舰队），舰队之外，李鸿章他们还查勘了海军基地的相关设施。其奏报内容得到朝廷肯定，上谕中说，经校阅可知舰队“技艺均尚纯熟，行阵亦属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等工俱称坚固”，“李鸿章尽心筹划，连年布置，渐臻周密，洵堪嘉许”。该上谕李鸿章写此信时当已接知，他自会高兴。信中又告知，丁汝昌（雨亭）“回威海稍息料理，带六船赴倭”，到时预先电告，要经方“妥为照拂”。不日后的这次北洋六舰（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组队出访日本，就事情本身而言应该说是颇为成功的，接待场面说得上隆重、热烈，也足够地吸引了对方的眼球，让其朝野抱以艳羡和关注，但问题在于，此次出访满足了清方“秀肌肉”心理的同时，对日本加速赶超的刺激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接下来信文中所说“榎本”，指新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榎本武洋，其人在光绪八年至光绪十一年（1882—1885年）担任过驻华公使，李鸿章和他直接打过交道，故说其人“颇和易”，觉得他既任外务大臣，商办起事情来也当比较容易。当然，这也只能说是李鸿章的希望而已。

从信中“总署电饬卞颂臣将陈季同看管”之句，可知这时陈氏已回到国内。卞颂臣即时为闽浙总督的卞宝第（字颂臣），而陈季同的居处就在福建省城域内，交代给卞氏看管可算“就便”。至于对他的处理，按李鸿章信中的说法，总理衙门要等候薛福成（叔耘，驻英法等国公使）的参折到后再行请旨，自然应当照例革追。而陈氏急欲来津向李鸿章申诉，李氏却付之不理，说他“虽精通文语，行检不端，奚足深惜”。看来，李鸿章是在借款事情上被他牵累得颇有怒气了。

李鸿章信中又说到“旗昌倒闭”的事情。“旗昌”是美国旗昌洋行及其金融机构。这年倒闭停业，存款者自然要受到牵累。信中所说与旗昌人员斯美德交密的马眉叔，是马建忠，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曾为李鸿章幕僚，热衷并精于洋务，也有出使外国经历，后有《适可斋纪言纪行》《马氏文通》等著作。李鸿章此信中所说，其人代存崔国因（字惠人，时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出使经费六万无着，并有代他处的存款，当就是存于旗昌者，使委托存款人大受损失。李鸿章为此遂有“比匪之伤，可为殷鉴”的感叹。所谓“比匪之伤”，是《易经》中“比匪之人，不亦伤乎”的缩略语，意思是信任行为不端、不讲诚信的人不免受到伤害。李鸿章因听说经方也有银托马代存，信中问是否也交存旗昌。告诫，“马声名颇狼藉，勿与银钱往来为要”。可见，起码这时，李鸿章对这位昔日幕僚颇不看好。信中还说到黄书霖“滥入”海军保案不妥的事情，意思是要他等待按常例获保。

关于家事，信中言及经方“婶母”（实为其生母）“病久不愈，又不肯赴沪就洋医”的情况，说这样“恐难就愈”。信中所说杨崇伊拟“娶媳”事，是他要为儿子娶媳，对象是经方与亡妻刘氏的女儿国燕，而张氏夫人（“张媳”，张集馨之女）是她的继母。男方“虑女命年庚不合”，女方继母“张媳”则“欲早办，以便远行”，自是着急去日本经方那里随住。信中还将经世函告“皖宅、桐田”的事情转告经方。又说到“五婶（凤章遗孀）并无主张”，而“两侄皆不管事，各有意见”，担心“其家事终属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