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哥哥日前请假期满，又听由北京返回途经他这里的湖北布政使王大经（字晓莲），转述军机大臣们的话，说“如乞退不准，自以早销假为是”。看来李鸿章也是这个意思，所以问哥哥“销假折已发否”，信中又告知直隶地方雨水较往年尤大和预期的年景情况。
信中说到“洋务大致尚平”，意思是外交方面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而主要述说了下述事情：
一是托去日本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1869—1877年在任）调停琉球问题。李鸿章与格兰忒的会晤是在四月二十三日（6月12日），相互问答中就琉球问题进行了讨论，李鸿章主要是强调琉球“自前明洪武年间臣服中国，至今已五百余年”，而日本现在“改琉球国为冲绳县”，予以吞并，这“不但与中国启衅，直将搅乱华、美通商大局”，请格兰忒到日本从中调停，以恢复原本归属。对方以到日本后详细“询商”“善为调处”应承。与其会晤之前，李鸿章也曾建议总理衙门对格兰忒做这方面的策动努力。总之，李鸿章是对这位美国前总统的调处抱有很大希望的。结果，格兰忒抵日之后，态度和说法上很快大变。李鸿章信中所说“接何子峨信”，何子峨就是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字子峨），其信中说“已商请格君酌议球事，木已成舟，可徐图转圜”，所谓“徐图”，终究也没有结果。
二是“德使到京后，续议备约”事。德使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他前曾回国，此番再来。所谓“续议备约”，是指拟对咸丰十一年（1861年）所定中德《通商条约》进行修订，德国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攫夺侵华权益。续约是到了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1880年3月31日），才在北京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面与德方议定签字。李鸿章写此信时双方只是初步接触，不止一次晤谈，也通信沟通，相互摸底和试探，当然占主动的还是德方。
三是“威使重理烟台条款”事。这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前订《烟台条约》基础上，就相关“厘税”细则事项与李鸿章再度进行讨价还价。
信中所涉“内政”事情，所谓“雨生坚辞会办南洋折”，是丁日昌（字雨生）日前所上的一个奏折。丁氏这时已卸任福建巡抚，而四月间又有朝命，给他“赏加总督衔”，“派令专驻南洋”，会同两江总督沈葆桢等办理海防事务，他上折辞谢，所谓“六不胜任”，就是提出的六条具体理由，身体条件包括其中，此外还列举多项，李鸿章信中说“病足固是实情，无钱无权亦难着手也”，可谓见底。李鸿章信中所言“前奉寄谕调度各节，皆其另单所密陈者”，所谓“另单”，就是沈葆桢除正折外所附“清单”，共有十六条之多，就海防、制造局、船政局以及相关中外形势等事项作了列举分析。李鸿章信中也就铁甲船购买、相关船坞修筑所需起步经费及筹措作了议说。其特别指出，“倭人恃强进取，今已灭（琉）球，焉知异日不图高丽、台湾。铁甲专为防倭，固是目前要务”。可谓警策之言。
李鸿章在信中问到回国后在籍的郭嵩焘的情况，湖南在李瀚章辖区，信息了解上当较便捷。又说到“李玉阶想即赴湘”事，似指前以福建布政使署理该省巡抚的李明墀（查此人字玉楼，不知亦作“玉阶”否），他日前刚授任湖南巡抚，想尽快到任，所谓“当收驾轻就熟之效”，看来是较熟悉这里的情况。也只有这等主政湖南一省的人物，才说得上可让湖广总督李瀚章“少分心南事”吧？信中涉及的有名人物还有阎丹翁，即陕西籍的阎敬铭（字丹初，故称之“丹翁”），他在“中兴名臣”胡林翼手下起家，以廉洁刚正著称，后来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时奏劾的“恩、童两星使”，是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说他们奉朝命去四川查办“东乡粮案”的时候骚扰驿站和民众。李鸿章信中感慨，“此后星使当可少放”。所谓“星使”，就是由朝廷直接派赴某地去特办某事的人员。
家事方面，信里问及母亲的情况，并嘱咐哥哥关照母亲“西瓜汤恐不宜多吃，叶戏亦不宜过久”。所谓“叶戏”，即“叶子戏”，是一种古老的纸牌博戏，被认为是扑克、字牌和麻将的鼻祖。看来，由身边的人陪李母玩叶戏，是日常的一种消遣、娱乐。信中又告知寄给母亲的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礼品，既言“年例”，看来每年都是如此。还特说明这次“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泰国）觅购者”，而“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这位道员潘其钤真是位有心计、善“雅贿”的人，如此哄得李鸿章高兴，这不，信中赞他“操行不苟，文笔甚清”，要哥哥“勿以目力不济弃之”。看来其人视力不好，又是在李瀚章手下做事。这次信中还附上了李鸿章自己和儿子经述、女儿经璹（信文中为“寿”）的照片，说让母亲亲眼看到就像“承欢侍奉一般”。在那时，照片还不是普通人家所能享用的。信里还说到，三弟鹤章（季荃）的次女今冬出嫁，自己按惯例送给这位侄女二百两银子的嫁妆钱。信中所涉其他杂事就不必再说了。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2册第331—332页，时间标为“光绪四年六月初三日灯下”。年份有误。理由：1、信中所说“前嘱美前主（前总统）格兰忒”调处琉球事，是在光绪五年四月间。2、信中所说“雨生（丁日昌）坚辞会办洋务折”，是在光绪五年约五月间。以上两项详见释读文字。3、此信中言及本年五月初九日寄二百二十号信，而从前录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信中，可知同年三月十八日发二百十五号信，其间五十来天五封信的频度亦合常规，可为参证。故将此信时间改定在“光绪五年”六月初三日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