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封信中，开篇问候之外，首先向哥哥述说了这次觐见和随后陵差的事情。

皇帝幼小，太后柄政，临朝接见臣工的时候，中间要隔一道帘子，故曰“垂帘听政”。李鸿章这次觐见，没有隔那道帘子，表示亲近没有避讳之意，算得上少有的特殊待遇了。信中揭明，“太后自开年后召对外廷大臣，惟文星崖尚书煜撤帘，次即弟也”。文煜（字星崖）时任刑部尚书，是满洲正蓝旗人，若说汉臣享受这待遇的，李鸿章就是“开年后”的第一位了。他事先也有过这种心理准备，是军机大臣王文韶（字夔石）来见面，告诉他“须防撤去帘子，说话莫要矜持”。到接见时，“果然中无隔碍，声音、神气究较清楚”。内奏事太监告诉，这是因为“首辅老臣”的缘故，“外人则不能也”。李鸿章向哥哥述说此事，心中当也不无骄傲吧？他把连续三日三次召见的问对话语，另纸扼要地写给了哥哥。信中还说到，他“在京九日，酬应如麻”，“今日始少休暇，尚留人在京分送别敬”，有“劳民伤财”的感叹，弊习难除啊！又告哥哥觐见中想乘机把“乞假省母”的事情说了，但是其间太后没有一句话问及私事，无话茬儿可接张不开口，想待陪驾赴陵归途召对的时候相机再说吧，即使不行，也姑且一试。

至于这趟“陵差”，李鸿章在写这封信的当日刚刚启程，是要到东陵，死去四年多的同治皇帝（死后谥号毅皇帝）要营葬在那里，举行所谓“奉安礼”，即落葬典礼，并按惯例要由大学士“题主”。所谓“题主”，也叫“点主”，就是将“神主”先写成“神王”，“主”上的那一点由特定的有名望人员点上去。这次所派给皇家“题主”的，是李鸿章、宝鋆（字佩蘅，信文中“佩丈”即指此人）、载龄（字鹤峰）、沈桂芬四人，分工是由李、宝题毅皇帝神位，载、沈题毅皇后神位。当然，这是安排，李鸿章写此信的当儿，还没有到实做的时候。不过他知道，“此系大典”，按历来的规矩皇家是应该有优厚奖赏的，并且宝鋆私下告诉了他的估测，说李鸿章“可赏用紫缰”，自己和沈桂芬“可双眼花翎”，载龄则为“宫保衔”。李鸿章将这明确告知哥哥而又特别叮嘱，“系悬拟之词，且听下文分解，望秘之”。到底如何，下录信中即可揭明。

接下来信文中转告“都中新闻”，实际是新近的相关人事消息。所说“贺云甫因李锺铭事回奏不实，经部议降三级调用”之事，大略为：湖北人氏贺寿慈（字云黼、云甫），任工部尚书，李锺铭为被指为交通权贵而被逮治的不法京城书商，贺寿慈则被劾与之有着牵连，他回奏为此辩解，被认为不符实际，遂给予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对其处分，李鸿章信中既表达了固然应该的意思，又觉得是一桩“暧昧小事”，朝廷不值得如此动怒。贺氏所空出来的工部尚书职位，便是由潘祖荫（字伯寅）替补。而所说那个新补侍郎的朱“茗笙”或“茗星”，未知其详，查当时补缺侍郎的朱姓之人只有一个朱智，但未见其有“茗笙”或“茗星”字号，且出任的是兵部侍郎而非工部侍郎，其人似也未曾入过军机，姑且存疑。信中所说升阁学署工右侍郎的孙燮臣，即孙家鼐（字燮臣），他为安徽籍，李鸿章故有“皖人稍生色”之语。

信中还说到丁宝桢（字稚璜）“几乎去位”，丁氏当时是在四川总督任上因事被革实职而暂时署理，“满腹牢骚”“恐将求去”可谓事出有因，就是因为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案事。这场因官吏贪暴、民众抗粮引发的为时多年的大案，至此已近尾声。带头抗粮并伸冤告状的袁廷蛟不久即被鸩杀于狱，而横暴残杀诸多民众的官吏也被治罪，相关大员亦受到处分。丁宝桢虽不是案发时即在川的官员，但他到川后在此案的查办上，有明显袒护前任的不公行为，因而受此处分。信文中尚有“枢议且看东乡结案如何处分”之说，意味着这还不是最终结果，而事实上，到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他就又获恢复实授了。李鸿章这时还想为他说项，又不知合否朝廷之意，不过身在军机的沈桂芬（字经笙）明确表示爱莫能助。信中还说到，夏同善（字子松，时先后任兵部、吏部右侍郎）查办山东巡抚文格（其人护四川总督时涉东乡案事）被参之案奏结后，继有言官弹劾这位巡抚收受陋规等事，派员再查。信里感叹朝廷钦派查案人员这样纷纷出动，“大非佳事”，“今日封疆，真不易为”，担心他们兄弟也难保始终没有被查的可能，“可惧也”三字，当言之由衷。

信中所说“筠仙已于三月初五日抵沪”云云，是那个出使英国本来真想为国做事的郭嵩焘，经过几番被弹劾风波，这时郁郁回国了，并已“请假”要回老家。李鸿章切嘱哥哥待郭氏回湖南路过武昌时，告诉他自己已在太后面前为他极意疏解，并与奕??（邸枢）商明，会有公函催促他入都的，意思是说，不会把他就此闲置起来，这自是李鸿章的真心期盼。

信中又说到“樊口建闸一事”。李鸿章是站在哥哥一边，并利用自己的地位、权能和接近朝廷的便利条件，积极争取朝廷支持。信中告诉哥哥“弟已面奏，上意似颇动听”，就是关于此事。在与宝鋆（佩翁）的议谈中，还言及此事曾得助于“略知情形”的王文韶（字夔石）。其人不久前曾为湖南巡抚，这时已以户部左侍郎兼为军机大臣。信中还说到湖北籍在朝官员贺寿慈（云甫）既受处分，那些主张工程的人就“更无领袖通气之人”了，意思是对樊口之事来说京中形势更趋有利。他告知哥哥，“南城士大夫则多直尊处而讥雪琴”，也就是说京城舆论是以李瀚章所持为正论而讥贬彭玉麟（字雪琴）的，所谓“是非尚有公论”，劝哥哥“可勿过虑”。

信中还告知，已经把哥哥“求退”的意思，透露给恭亲王奕??（恭邸）和宝鋆（宝相），求他们“委婉代陈”，但是恭王以“语带恢（诙）谐”的话给挡回来了，而宝鋆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不肯为力”。想来，这倒不是不给李鸿章兄弟面子，劝留不帮退嘛，这意味着看重你呀！至于那个王文韶，虽在军机处但居于末班，所谓“够不上说话”，李鸿章觉得即使与他商量想必也一定推诿，所以未与他说，自己准备在陪驾途中，若有合适机会直接商请太后，估计也是白说，故要哥哥自己“妥酌”而“相机为之”。

关于家事，信中主要是说到家馆和馆师的事情，就不再细说了。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0册第507—508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又以《复李瀚章》为题，载同书第32册408—409页，时间标为“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并注：“原稿无年代，信中提及郭蒿（按：‘蒿’当为‘嵩’）焘（筠仙）回国请假事，知撰信年份似为光绪五年，姑置于此。”此推定不误。不仅由郭嵩焘“回国请假”事可证，信中所述此次觐见和陵差时间亦可佐证。这样，前置“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者系误。且两处信文字句上数处有异，本书中两相参酌，取其适者。

[2] 该信在“新全集”中两处载录，此处分别为“茗笙”“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