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此信时，哥哥实际已于前一天（二十三日）抵达成都。昔年亲历此路的情景如在眼前，李鸿章真担心“小儿女”受不了这罪。李瀚章和眷属们没有同抵省城，最后一程他是和幕友们取陆路先到，眷属则由人护送多走一程水路，要在下月到达。从信中可以知道，听说李瀚章有复任湖广的朝命后，湖北友人都告诉经畲，要他到宜昌迎候父亲，意思是让李瀚章不必再去接任川督了，中途折返便可，可见他们对李瀚章早日回鄂的盼望。李鸿章则认为，哥哥还是应该入川，酌量“是否接蜀篆，抑先具折谢恩请旨”。这又牵涉文格（式岩）、丁宝桢（稚璜）到任新职前的行止安排，李鸿章对此也有一番议说。他们几人此番“连环扣”般的职事变动，单就路途而言也真够麻烦的，故李鸿章有“官如传舍，往返万里，劳民伤财，甚无谓也”的感叹。

李鸿章信中还说到何璟（小宋）“日内始出京，甚不如意，不久当量移善地”。查其人这时职事，已授闽浙总督（前曾在两江总督任），是对此职还不满意？又说到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幼丹），其“请假一月，久无书问，或有退志”。不过沈氏也并没有真退下来，任间几经病休，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去世。信中所说“告归，但交卸不出”的花潭，是鲍源深，安徽歙县人，时在山西巡抚任上病免，所谓“交卸不出”，当是无钱清偿任间“欠费”，看来，属“穷省穷任”。信中还说到，郭嵩焘（筠仙）已于本月十七日由上海登舟出洋赴英，而威妥玛也尾随回国。这中间当有牵系，郭嵩焘此行不是还兼有向英国道歉的“使命”吗？而威妥玛则是在华办理马嘉理案的主持者呀。信中又说到闻听湖北巡抚翁同爵（玉甫）中风，未知确否。反正事实是，此人到次年八月就在任上去世，那么这时患病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关于明春要开办的宜昌各口的主管人选，这时翁同书是想要让汉关道来兼任，总理衙门和李鸿章都不以为然，认为宜昌口岸“事极繁重”，即使地理上较为方便的荆宜施道兼管“亦须移驻”，哪是能由汉关道在数百里以外遥制得了的？此职关系到利益之争，李鸿章断定翁同爵是为相关人员所蒙，并且也是因为他“于洋务太少历练”，缺乏这方面的见识。

此信中涉及的家事，主要是关于儿侄辈科考和学习的，说到经世、经畲、经楞、经羲和经方等人的不同情况，特别夸赞了经世（四弟蕴章的长子）。此侄在该年的江南乡试中获中举人，李鸿章高兴地夸他“在吾家为跨灶，在江南称冠军”。所谓“跨灶”，本指良马奔跑时后蹄印越过前蹄印，以喻指良马，扩而喻指出色之人，还有儿子能超过父亲的喻义，这里自然是说经世在这方面很出色，超过父辈。四弟蕴章自然更为高兴，来信告知二哥，打算让经世、经邦在十一月（冬月）末北上到保定过年。李鸿章对哥哥说，胞侄中式虽应具疏谢恩，只是事情过小，所以打算从略，如果后边接着中进士、入翰林，就自应奏谢了。李鸿章信中还特别关心经畲（李瀚章长子）荫生的事情。所谓“荫生”，是指那时凭借父祖余荫取得监生资格的士子，且经一次考试即可获取一定官职。这显然是一种特权，李瀚章的儿子自然可以享得，当然也要有一定程序和手续。李鸿章信中就向哥哥做了相关交代，嘱咐哥哥“幸勿大意”。又告知哥哥关于经述（桂儿）学业的情况，说是以往为孔桂轩所误，胡厚甫接馆大半年，大有长进，感叹“甚哉，得师之难也”！其他事情就不再说了，只是还需说明，李鸿章从在武昌母亲身边的三、四弟信中获知，他们十月间将分别“旋省”和“回肥”，“旋省”是指回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回肥”则指回家乡合肥，那时合肥并不是安徽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