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哥哥正在赴任四川总督的路程中。
信中告诉哥哥新近闻知的一系列人事变动。消息是这样得来的：何璟（字筱宋、小宋，他前在两江总督任上丁忧去职，现丁忧期满）入京由天津经过，李鸿章派专弁送他抵达，专弁返回，带来何璟的手书，告知他已奉旨补授闽浙总督。其人并将在朝中闻知的人事消息报来，包括李瀚章调回两湖，丁宝桢（稚璜）擢升四川总督，他原先的山东巡抚职位由文格（字式岩）升任，潘鼎新（字琴轩，原任云南布政使）升云南巡抚。至于李鹤年（子和）调东河总督，曾国荃（沅甫）调山西巡抚，是月前的事情了。对此番人事变动，李鸿章感到满意，说“可谓天从人愿，布置合宜”。他算计着，若等到文格（式岩）在外主持武科乡试完毕回后再交接总督务篆，哥哥则上任不久又须交卸（赴任湖广总督），故询问关于让他改职的廷旨已寄到四川没有。
要说，对李瀚章来说，这也够“折腾”他的，云南往返，川鄂奔波，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很难快捷轻松。也正因为如此，任命的廷旨下达与实际到任之间还要有一段间隔，何况，交接涉及多处，是连环式的，还牵涉到“入觐”之事，李鸿章信中就此有着一番估算。这样，哥哥的由川返鄂，也许就得明春了。可也是，从李瀚章十月末的奏折中得知，他是该月二十三日才抵达成都的，在交接的事情上，除护理总督文格暂不在省城，还有一个问题是，李瀚章这时业已奉到改任湖广总督之命，即使在新授川督尚不知何时能来的情况下，他是否先接川督从程序上说也不能自行决定，还要上奏（此奏于十月二十七日上）候旨，且如此远程，岂不费时？不过他不久要回任湖广是一定的，路途选择上，李鸿章建议“务仍坐船沿海（疑当为‘江’）而下为便”。
人事问题之外，此信中还议及“盐务改章”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是与何璟（小宋）晤谈中涉及的一个话题，也是颇有争议的区域盐政大事。食盐是人们的日常必需品，切关民生，同时它又是税收的重项，牵连“国计”，故而食盐运销的管理是传统的“大政”。像“引地”（也称“引岸”）即专卖区的划分，即属其中一个方面。就区域而言，两湖地区传统上属“淮盐”专销引地，但自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运道被阻，原有的正常局面被打破，“川盐”乘虚而入，并成为主要来源渠道，官方也只能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对既定事实予以认可。这当然直接影响到相关各地区的税收和财政，总体而言，是淮盐源地所属的两江地区失利。镇压下太平天国、捻军而战乱局面逐步平复之后，两江地区的主政者力求收回淮盐引地。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幼丹即沈葆桢（字幼丹），时为两江总督，他就力主于此，上奏极力争取。其意见获得清廷认可，并令相关督抚“遵照部议迅速办理”。说得似乎轻易，实际太难太难，一是区域利益之争，谁也不肯轻易弃利；二是“变局”后新的定势也很难骤然扭转；三是食盐质量上淮劣川优（川盐为井盐）左右着购者的选择愿望；四是盐商之外也直接关涉食盐生产者的利益乃至生计，如此等等。简短捷说，清廷的定策似成，但实际贯彻却难，“复归旧引”这件事，成为一个迁延多年也未曾真正解决的问题。
不过眼下，李鸿章阅看了何璟带来的户部和沈葆桢的相关奏章，也觉得“均甚结实，似难翻案”，但站在哥哥将要回归主政的两湖地域的立场上，他心里又不愿接受，还是要找理由应对。这不，就在税额细账上做开文章。按沈葆桢的说法，照其方案，对于两湖地区税收不仅毫无所损，而且大有裨益，“部议”则还有数字为证。李鸿章认为，这数字算法上不对了，不能只限“鄂省”，应“合川鄂两省盐厘总数核计”，若这样现有收入就会超过依“改复淮岸”算得的“一百廿六万有奇”之数，证明复归旧引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盐厘税收。他特别告诉哥哥，就此上奏时“只须执此一层为主脑，其余枝节，皆敷衬之文，不必争闲气，自可动人听”。李鸿章还让何璟（小宋）在军机处、户部（别称“农部”）陈述了自己与沈葆桢相左的意见，说他是局外人，更容易见信。李鸿章还与哥哥商量，意思是争议此事，与其以湖广总督身份不如以四川总督身份，因为“若自鄂督争之，近于偏私”（其事与两湖利益关联较之四川更直接和密切）。查李瀚章就此所上《楚岸淮盐引地未可骤禁川销折》，可以说完全依照了弟弟所告原则。
李鸿章信中还就“来春宜昌开口岸及沿途轮船停泊起卸，照章抽厘”之事，在人员安排上作了筹划。开口岸后的宜昌将成为鄂西大关，李鸿章作有“繁颐甚于汉关”的预测，强调“须得人经理”。他所疑“能了此勾当否”的玉甫，是时任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的翁同爵。而对以“汉关道兼管宜昌之说”，李鸿章是不认可的，觉得“以荆宜施道兼管为是”，这主要是考虑地理原因，并且说已与赫德论及，此人也是这个意见，冬内即前往勘查会商。赫德是英国人，从同治初年开始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直到光绪之末，计达48年之久。李鸿章还与他商量了要严查厉禁夹带运销（走私）川盐的事情。
对“滇案议结”的事情，李鸿章信中告诉哥哥，“京中舆论极服，总署亦均照办，太后逢人便赞，恭（指奕??）、醇（指奕譞）各邸均甚佩服”。所谓“稍有醋意”的经翁，指沈桂芬（字经笙），但沈氏也不好明着说出什么。这样看来，他最后议结“滇案”，是得到了朝廷的满意和肯定。而相比之下，此前哥哥在云南的办案则有明显瑕疵。从信中“琴轩（潘鼎新，时署云南巡抚，旋授）七月初十日抄寄崔署臬司复讯翻供情节”之语看，李瀚章离开云南后，存在个别“翻供”的情况。而鉴于哥哥有过“所办系铁案，无论何人，断不能翻”话，李鸿章意思是劝他不必如此绝对坚持，说知道他当日在云南的“为难情形”，“先误于廷旨令岑抚会办，嗣误于都人不以牵涉长官为是”，遂致有错，不过事情既过，就不必再说什么，以后接受教训就是了，毁誉听之任之吧，当局也是费了心力。
李瀚章入川，还是携眷而行，“小儿女等如何能行山险”——这不免让李鸿章“悬系万分”，他自己也曾亲历此途，深知其难。信中关心侄辈闱事之外，也告诉哥哥“方儿场作不佳”，也就是说没有考好，而此届顺天乡试（所称“北闱”）家乡合肥有别人家的两名得中。信中还说到郭嵩焘（筠仙）湖南老家被乡试士子吵闹的事情，感叹湖南地方风气上的实在放诞。那为何这些知书达礼的士子们上人家吵闹呢？就是因为郭嵩焘已受命出使英国（成为清朝首任驻外公使）。他这份差事，在士子们心目中是大有辱于人格国格、桑梓乡邦、经义圣道的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不就是当年“奉送”给郭嵩焘的一副不仅讽刺甚而谩骂的联语吗？
[1] 此信据《历史文献》第十一辑载件，系陈秉仁整理的《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第十二封（原无单篇标题和分段），信的年份该整理者考订在“光绪元年”，当误。理由：信中所述一系列人事安排，像关于“河督”、山西巡抚、湖广（“两湖”）总督、四川总督、云南巡抚等（详见释读文字），皆在光绪二年；所涉川鄂盐厘事也在光绪二年；“滇案议结”自亦在该年。故时间改定在“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还需说明，“新全集”第31册第316—317页《致李瀚章》（时间标为“光绪元年九月十二日午刻”）一信，其信文的后大半部分与这里所录信文的后大半部分文字相同，显然是串接错了，将时隔一年多的两信各一部分拼成了一信。并且，即使就其信文的后半部分内容而言，时间也该是“光绪二年”而非“光绪元年”。参见本书前录光绪元年八月初二日《致瀚章兄》一信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