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这封信，最主要的内容是就中日《北京专条》议订和海防讨论发议的。

同治十年（1871年）冬，有琉球船民遭风漂流至台湾，部分被当地高山族民众杀害。两年多之后，日本以此为借口，公然发兵侵犯台湾，当地民众进行抗击，清政府也调兵布防。日本转而进行外交讹诈，信中说到的大久保（即大久保利通）和柳原（即柳原前光），就是日本派来交涉的使者。谈判和签约在北京进行，清朝是由总理衙门一班大臣出场。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扮演“居间调停”的角色，实际起着帮日本讹诈中国的恶劣作用。所成约款的主要内容是：清方承认日本此次所办是“保民义举”；计赔付日本50万银两（抚恤银和日兵在台期间的建设费用）；清方约束“生番”，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日本在前与中国订立起码文本上基本平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前边述及）后，偌短时间里就公然依恃武力进行勒索。这个昔日为“天朝上国”看不起的“蕞尔小邦”，正在步西方列强后尘，并且由于地理因素，成为中国最邻近的且会愈发危险的敌国。

这种情势，在此次议定条约过程中就亮出了明显的信号。而李鸿章，他是比较敏锐地有所觉察的，并且从议约之局中看到了清方官员的软弱和低能（尽管从李鸿章以后办理外交的实践看“软弱”也是一贯的）。在此番涉局的一班总理衙门大臣中，比较起来李鸿章最看好的是“文相”，即大学士文祥。所谓“若无潞公，更不知倒塌那（哪）样”。“潞公”应该是以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彦博（他封“潞国公”，有《文潞公集》）借指文祥的，是把他看作撑局者了。随后说的“博翁”，也是指他，因为其人字博川。但又说到他意欲辞退，若如此“洋务更无能担之人”。在李鸿章看来，文祥之外，其他人“一派雌柔”和懵懂，所举及的董、崇、宝、沈，分别是指董恂、崇纶和崇厚、宝鋆、沈桂芬。他还特别说到“恭邸”，即恭亲王奕??，要说此人可是晚清外交“名手”，也是李鸿章办外交共事时间最长的同道，反正这时是把他说得最为不堪，比宝鋆、沈桂芬他们更为“畏祸”。李鸿章对谈判过程的不满，主要在于清廷为求息事宁人太容易地就答应对方要求，没有做到尽可能地讨价还价。

正是由于台湾事端的刺激，引起清方对加强东南海防的关注。而这时，西北“塞防”也急需用兵扩饷。怎样筹划和安排？清廷发动大员们讨论，并产生明显争议，即通常所谓“海防塞防之争”。最“两极”的意见，就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所持，都提出种种理由证明自己的意见可取。过去，曾把其间分歧视为所谓“爱国”与“卖国”之争（因为“塞防”直接牵涉新疆失地收复问题，故把“塞防派”视为爱国），实质上，所争反映的主要是关于国防战略布局的不同意见。当然，这里边确有偏颇与否乃至正误问题，也与派系和职守所涉地域因素有关，但各自基本动机上应该说还都是着想于国防的。到最后，清廷倒是斟酌情势，拿出了一个相对照顾全面也是比较正确的决策，即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相兼顾，合理布局。

当然，到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清廷的这个决策还没有作出，尚是处于臣工讨论的初步阶段。李鸿章初三日的信文中说，“此间正拟构思，尚不知从何处说起”，这是就他要上的参议奏疏而言。到二十九日的信文中，已说是“连日百忙中采择各营局洞悉军情洋法者议论，又历年来所阅历蕴蓄，逐条详答”，表明这时疏稿已经大致成型了。并且，李鸿章对此疏稿很是满意和自负，有“推阐出许多新意”云云。他还特别申说，是文祥专函“催嘱”他畅所欲言，而自己也觉得若不如此，“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意思是自己既通晓情况，又有“敢说”的资本。别说他人，连哥哥他都明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要他不必仿效自己，所奏“幸勿过于雷同”。他还告诉哥哥，自己的奏疏“大约（下月）初二三日拜发”。可查知，此奏是在十一月初二日发出的。该折在宗旨性的阐述之后，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分别作出筹议。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奏疏（即《筹议海防折》），内容实际不只限于海防事宜，而是更为全面的洋务纲领性文献。

信中也述及人事问题，所谓“升除多出特简”，意思是擢升官员多是由皇帝破格选用（非循例行事）。而由此也出现了诸多反常事情，所举像新补的河南按察使兴奎，是由宦官荐引（按规定宦官不能干政）；擢署户部左侍郎的周寿昌，是因为名字吉祥；张家骧入值南书房，不知道出于什么理由；还有英翰（字西林）为两广总督、裕禄（字寿山）为安徽巡抚，也都是意外之事。想来，最滑稽的当数以名字吉祥擢官。那名字不吉祥的呢，恐怕就有被贬抑的危险了。你别说，这种事情在当年还真不鲜见，科举中也时有。据说，咸丰二年（1852年）武昌人范鸣璚殿试卷取在前十名，皇帝觉其名字读音近于“万民穷”，此后授职便被降格；慈禧太后执政期间，有一届殿试中有个叫王国钧的名列前茅，其名字意义上不是挺好吗？可慈禧却觉得与“亡国君”之音相谐，大不吉利，便被抑置三甲；这位太后七十大寿前一年乡试（也是最末一届，以后便废除了科举），头批放榜的云贵两广获中人员，由八个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正可连缀成“明年吉庆，寿景能成”之句，想必是“头脑活络”的考官们靠“妙法”取人。这算是插个小花絮吧，回到李鸿章此信。

信中还说到，时为四川总督的吴棠（字仲仙）退志已决，而时为两江总督的李宗羲（字雨亭）也一定不能久任，不知将由谁来接替。还说到山东巡抚丁宝桢［字稚璜，因其暂时请假，故信中有其“（假满）赴京，谅即回东”之言］，李鸿章对此人的看法是“志大而才识不足副之，究是健者”，就是说有点志大才疏，但敢干勇为。至于洋务人才，说到丁日昌（字雨生）“徘徊未出，颇有见地”；而盛宣怀（字杏荪）与唐廷枢不甚相合，但“海洋生意”唐氏比盛氏还有朱其昂尤为熟练，所以兼而用之。

至于家事，信中说到“方儿往椒云宅赘姻”之事。这是经方第二次婚事了。初婚夫人刘氏前一年七月间肺疾去世，此次娶的是江苏仪征人氏张集馨（字椒云）的女儿。初三日信文中只说了夫妇往还的日程计划，那时经方尚在丈人家办婚礼，而到二十九日写信时经方就已携新妇归来了。李鸿章向哥哥告知了他心目中“新妇”的情况，对这个儿媳妇比较满意。新亲家张集馨，比李鸿章大23岁，做到过布政使官职，还曾短时署理陕西巡抚，但其仕途中曾屡出屡革，颇不顺遂，没法跟李鸿章比。至于李经方的婚姻，远不止这两次，相继的多个正妻之外，还有多妾，并且后来还曾利用出使外国的机缘，先后娶过两位外国夫人，分别是法国和英国女子，她们分别生下儿子国焘和国烋。在那个年代，这可说是颇有“浪漫”色彩了。李鸿章信中还说到“薛觐翁计已抵鄂，兄亦将忙喜事矣”，薛李两家结亲之事在下录信中会稍详述及。

[1] 此信实为前后两篇，前篇写于初三日，似未及时发出；后篇（隔行与前分别）写于二十九日，写好与前篇一同发出，从后篇末尾的“鸿又上”看，可知是随附于前篇的，而未独作一信。已经注意到，本书所录下一封信日期在同月二十日，为时是在此信两个分篇的中间，这似与常理不合，但也不是没有中间寄出信后，又发现前有信稿尚未寄出，再写信时一并寄发的可能。鉴于“新全集”中将此合并一信，这里也未做拆分处理，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