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阳明小传 ——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02(1 / 1)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当然真能“高明”起来,体验到“洞见全体”的透快,那快乐跟“圣灵附体”差不多,徐爱自言:“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惊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患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顿开。”

他在龙场教学生时还开示《教条》,“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后来便“随地指示良知”了,因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认为:“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随地指示”也是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执一之病。“随地指示”是单兵教练,短兵相接,亲口传授,学生请他著书以传之久远,他却认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予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种教育方法要求导师必须达到辨通无碍的化境,作为“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活样板出现在任何场合,能够现场发挥,解释任何问题,辅导出学生真切的体验。“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尽管王阳明也借用教材(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大学》《中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但对于任何经书,他都要求学生“晓得”而不必“记得”,怕“记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体”。他说:“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我在龙场时,与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讲知行之说,他们欣欣相向。及返回内地与士大夫讲说,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

钱德洪的弟弟与同学游山十日忘返,钱父担心他们这样会荒废举业,钱父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朱学’须讲清记明呀。”王阳明说:“用心学去通朱子之说,如打蛇打七寸。朱子是借家当请客,心学是自办家当请客,客走了家当还可以长期使用。”次年,游山的心学学子都中举了,钱父笑了,说:“打蛇得七寸矣。”

欲会触类而通法须先练就主一之功。有学生问老师:“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王阳明说:“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这只叫‘逐物’,哪里叫什么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主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唯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才能知心尽性。”

作为一个以成为新圣人为目标的大思想家,王阳明要超越的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朱熹这座大山。朱子学已成为支配世道人心的定理,已造成了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迷失本性、找不到家等诸多问题。王阳明打蛇打七寸,力破朱子的知先行后说与心理二分之弊。他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这是王学的总路线,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但是,你若去心上寻个天理,又正是所谓“理障”。他告诉学生一个诀窍:只是致知。学生问:“如何致?”他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些不得。你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地依着它做去,善便存,恶便去。这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他坚信:“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他这个诀窍也是天天讲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甚至这样说:“能够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已官至会稽郡太守的南大吉本是阳明的父母官,却拜阳明为师,这个人性格豪旷,不拘小节,受阳明熏陶后有所悟,便对阳明说:“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说:“有什么过错?”大吉历数其事。阳明说:“我已说过你了。”大吉不解,问:“您说过什么?”阳明说:“我不言,你怎么就要悔过呢?”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不是最常说的吗?”

王阳明的一个下级常听王长官讲学,对长官说:“此学甚好,可惜我忙于繁难的文书工作,还得审理案件,不得为学。”阳明说:“我何尝叫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你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你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论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的“良知”差不多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让良心发现”。良心之所以难发现是因为人们被欲望、偏见、恶习给遮蔽住了。良心、良知是肯定有的,因为人性本善,恶乃后起。他给朋友写信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良知人人具有,就看你真诚不真诚,看你正派不正派,孔夫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王阳明有个六十八岁始入门的学生(董萝石)从外面回来对先生说:“今日见一异事。”问:“什么异事?”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而且王阳明坚信百姓日用就是道,若离开事事物物去讲什么玄妙的道,便是知行相隔,正是士大夫通病。他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阳明说:就看愿意成不愿意成!就像佛教讲“发心”一样,阳明大谈“立志”:立圣人之志,成圣人;立贤人之志,成贤人;立愚人之志,成愚人。上智与下愚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肯改变。这是让他大伤其心的:“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他常这样训第一流的学生:“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像佛陀随缘设法一样,王阳明随地指示良知。他非常机敏、幽默、潇洒。他让王畿他们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的模样。”学生请教他怎样致良知,他说:“此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刚说完,又有一个学生进来请问功夫切要。王阳明转过身来问别人:“我尘尾安在?”在座的人都“跃然”。

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讨论先生的纲领性口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王汝中说:“此恐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也就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晚上二人去请教,王阳明说:“你们俩的说法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他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接利根人的办法;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次一等者立法的。你们俩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了。若各持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郑重地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去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王阳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学生。他走到哪里都有一批人跟着他,旁听的更是不计其数。阳明学越讲越精,听者越附越盛。在贵阳是草创阶段,影响不著。在南京时已多将起来。滁州成为“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王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襄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山水间也。”门生最多的时候是王阳明平了宁王之叛后辞爵丁忧回老家余姚时,“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圯、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且。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学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讲学,是历代大儒“志于道”“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传教精神真可以与日月同辉。自孔夫子开始,“传教士”成了儒的别称。孔夫子在颠沛流离中讲学,孟子拿着诸侯的钱讲自己的学,汉代的循吏们在行政工作中弘扬儒道,隋末的王通在荒村野店为唐初培养了一批宰相,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均有可歌可泣的讲学壮举。明末清初的那帮大儒尤为艰苦卓绝,其传教精神真可用感天动地来形容。孙奇逢领乡民抗清,形势如以卵抗石,依然组织义学,教授子弟。清末的章太炎在监视中讲学能把监视的特务都听哭了。

王阳明讲学、办学都有他特有的难处。身体不好、军旅匆忙都不是难点所在,难在他要超越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悖逆之举,“天下之人,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与内行们进行学理辩论,他觉得是正常的,但受到官方的压制,他能不觉得难吗?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制中壮大的。就说“良知”,它萌生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孤苦凄绝的漫漫长夜中,“致良知”口号诞生于他平了宁王之乱后飞语构陷、毁谤百出的境遇中。钱德洪在《传习录(中)》的按语中说:“(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浇浇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在这封信中,王氏直白无隐、义愤填膺地数落了良知之学所针对的世道人心: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蕃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乎?仆诚懒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阳明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

四、成败毁誉致良知

单就内在理路而言,心学的确与禅宗同趋,王阳明挣开手眼,别求新路,将孟子的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论合而为一,将孟子的求其放心论(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与禅宗的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融为一体,“致良知”也与禅宗的“直指本心”一样简易真切,活泼有用;但王阳明再三叮嘱学生莫趋禅悦之浅薄境界,他自感良知之学是极高明远大、能够改天换地的。个中微妙的区别在于良知之学不仅要找回心本体,还要发挥心之用,不仅要做个能改造自己的圣贤,更要做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是以修炼内圣功夫去完成外王事业为全体大用的。近百年来,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文化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知行合一很有益于世道!

王阳明本人就是从“二氏(仙、释)之学”中挣脱出来的,反戈一击很有说服力。他极会当主人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道教)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他又极善“拿来”、为我所用地“拿来”:“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这种不同于西方“方以智”的中国特色的“圆而神”法门,虽古已有之,但到王阳明而自觉化,出神入化,无所不至。只要立有大志,便能“万物皆备于我”:“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说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王阳明说:“若只说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舍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

王阳明褒举颜回,贬低子贡,以为颜子在性地上下功夫,日见自己的不足遂日日有长进,子贡在闻见上下功夫,日见长进而封闭起来。他给湛若水写信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似乎他重内圣一路,轻外王一路,其实他正是靠勘大变、平大乱的赫赫事功给儒学挽回了面子,并树立了心学战无不胜的丰碑。用心学语言说,最关键的是王阳明能够“廓然大公”,所以能“随物顺应”,随机应变信如神又无往不合乎圣道,不是那种“平生无一济安策,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书生。这也是王学原理“诚则智”。他有一段不大受人注意却至关重要的语录: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畿,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

“知几,遇变而通”,是所有英雄成大事的秘诀,它相当今人耳熟能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机动灵活地去战斗。这是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同于那些因循守旧之徒的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不同于机械的教条主义。王阳明之所以能完成平定宁王叛乱那样艰巨的使命,正是靠这个本领。

他四十五岁时,走上“抚镇南、赣、汀、漳等处”的军旅之路。这几处“接壤山谷,无非贼巢”。朝廷屡次派的人都束手无策,反而造成更大的恶果,逼得山民们由小伙变成大聚义,从广东借来狼兵,实属高射炮打蚊子,耗资甚巨不说,而且狼兵来捕不了什么“贼”,反而比“贼”还凶虐。大小官员都认为这些“山中贼”无法可除了。兵部尚书王琼知道王阳明是“学本诚明、才兼文武”的大才,予以特别推荐,并允许王阳明便宜行事,全权办理。王阳明再三上疏恳请圣上不要派自己去领兵,皇帝却严厉命令他去上任。他一旦上任便彻底进入角色,真一副干啥吆喝啥的派头。先严御战之法,复行十家牌法,选民兵,明攻暗袭,离间计、反间计、攻心术一齐招呼,忽用附背扼喉之策,忽用出其不意之计。治内则严行赏罚,彻底改变了“南、赣之兵,皆畏敌不畏我”“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败”的局面。他这时不讲愚夫愚妇也是圣人了,而是说他们“犬羊之性,变诈不同;豺狼之心,贪噬无状”。“阳虽听招,阴实肆毒。”这时不讲性善论了,而是“杀贼一,赏银五两;杀贼二,赏银十两”。这是割下首级来的,按颗算;没割下首级来的,银子便少一些,给三两。打横水时,铳炮之声撼摇山谷。“兵,不祥之器”,但这位道德家依然要将它玩到极致。这时的心学,变成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贼以为必待狼兵而后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他收拾池大胡子一案,颇像诸葛亮对付孟获。池大胡子明知“王公(指阳明)素诈”,还是上了王阳明的当,王阳明先撤去进剿之兵,后善待假来投降的池大胡子的弟弟,又当着这伙奸细的面鞭打真来投降的,然后又在底下悄悄地善言抚慰,让他们回去响应官军,最后诱池大胡子下山进城,帐设刀斧手,同时诸路官军问道上山,直捣“贼窟”。他给皇帝的长达万余言的奏折中称:“前后两月之间,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次贼首三十八名颗,从贼二千零六名颗;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王阳明废弃了原先“三省夹攻”的方案,用他组建的小分队“破山中贼”,用他的道德感化法“破心中贼”,奇迹般地解决了令朝廷头疼的老问题。朝廷高兴是当然的,“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这也是当然的。他则关心移风易俗的工作,兴立社学,后来则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书院,他认为只要教化明,民风才可能改善,礼让兴则乱不做矣。他在赣期间,刊刻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他的学生薛侃刻印了《传习录》。

他几度辞赏、辞职,请求退休都不被允许,正当他奉命去“勘处福建叛军”、走到丰城时,“闻宁王反,遂返吉安,起义兵”。他本来可以照章办事,不返吉安,但受“良知”指引,冒死而来。宁王谋反已经营数年,上结朝廷权贵、幸臣,下养死士、军人数万,声大难挡,许多官员已降了宁王。王阳明搭船返吉安,船工不敢,他们听说宁王已派千余人来劫,谎称逆流又无风,开不了船。王阳明祷于舟中,誓死报国,北风起,船工还是不肯开船,王阳明拔剑削其耳朵,才开了船。黄昏,他直觉到有危险,便留下一随员穿上他的官服,他微服藏到一条渔船上。果然宁王的兵抓住了他那个替身,他则到了临江府,知府接入。他假造圣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让若干戏子缝在衣服中故意走到可以被宁王兵捉住的地方,宁王截获了“圣旨”后,果然疑惧,不敢出兵南京,放弃原先出奇制胜、直捣南京的构想,由主动变为被动。其实,这时到京城告发宁王造反的两位下级官员反而被朝廷给扣押了。宁王在京师已买通了诸多权竖,若不撞上王阳明这种“管闲事”的人,他也许能成为第二个永乐皇帝。王阳明并没有接受到任何成命,他只是出于主人翁的责任感,自发地冒险。当时江西的官员或被宁王杀之,或被宁王扣之,或降宁王,或坐观待变,因为正德皇帝已荒**无耻到了古今未有的地步,此前刚因要南巡被廷臣阻谏,杖死十余名臣僚。王阳明连夜赶到吉安,知府伍文定接入。为防被宁王奸党截获,王阳明写了《乞便道省葬疏》和《飞报宁王谋反疏》,用前者掩盖后者,王氏心思细密大率类此。同时他“传檄四方,暴发逆濠罪状,檄列郡起兵以勤王”。

他则声称“奉机密敕旨”,调兵遣将,先引蛇出洞,等宁王出师安庆时,阳明会师直攻南昌。宁王惊闻老巢被捣,遂回师救援,阳明率师在黄家渡与之展开决战。宁王重赏将士,又人多势众,其中多惯匪死士,阳明师中有退却者。阳明令斩后退者,伍文定被炮火烧了胡子依然击鼓催战,正好一炮打中了宁王的船,遂退走,结果兵败如山倒。次日,阳明用火攻,宁王的副舟起火,宁王与妃嫔泣别,其中的娄妃乃当年劝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娄一谅的女儿,跳水全节。宁王被擒后对王阳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说:“有国法在。”阳明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定了这场大叛乱。

这时,皇家大军才走到中途。他们为了夺功,密旨请皇帝亲征,正德遂封了自己一个镇国公,率大军南下巡游,又有廷臣死谏被杖死的。宦官张忠、江彬,安边伯许泰倒像是来捉拿王阳明似的,领着那么多军队一下子填满了南昌城,他们觉得只有将王阳明和朱宁王一块押送京师才带劲!只因为王阳明不肯把宁王交给他们,遂诬陷王阳明早与宁王串通,只是见他们大军到来才捉拿宁王以自保的。而且捉一个宁王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一点也不大,只是妆点过实的夸张罢了。——这其实是毫不新鲜的套版悲剧: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前两句可以概括张忠、许泰对他的构陷,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杨一清、桂萼对他的排斥。

其中有趣的事情多得很。王阳明押解宁王北上献俘,而张忠、许泰居然想追还,将宁王放到鄱阳湖,等着武宗正德亲自与其遇战,而后奏凯论功。把国家大事如此游戏化真让后人和外国人惊疑难信。除了正德这样的大玩主,谁能玩出这种游戏?王阳明他们誓死保卫的竟是这样的君王和朝廷。正德曾以威武大将军牌派锦衣千户追取宁王,王阳明不肯出迎,属官问给锦衣千户多少钱,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来辞行,阳明执其手说:“我在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如公者。我别无所长,只会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人知道锦衣卫中有公这样的人。”王阳明只能用这种滑稽的办法与缺德少才却权大无边的小人周旋。张忠、许泰他们的大军在南昌靡费不堪自不待言,还制造事端,一旦有了硬性对抗的口实,他们便可以立即矫诏拿办王阳明。王阳明后来回忆说:“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他只有巧妙应付。江彬初到江西,让王阳明坐偏座,阳明佯装不懂,径坐上席,他不为一席之尊卑,“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王阳明不敢明着撵他们出南昌,便学张良四面楚歌法,在城内祭奠死难者,哀声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那帮权竖等在王阳明奏捷的帖子上写了他们的“功劳”后才撤兵北还。

不知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回击权竖关于他欲反的谣言,还是真心灰意冷了,王阳明忽而入西湖净慈寺,忽而入九华山,脱掉官服,穿上野人衣裳,像是在宣布:你们都想争功,我偏要弃官,入山修道。这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性的举动。但当他五十岁时把门人召集在白鹿洞时,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的气概。他自言:经宁王、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对大弟子邹守益说:“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放溺之患矣。”这只能保证他心态泰然而已,并不保证别人对他也使用泰然原则。

晁错“密于除奸、疏于防身”,韩愈可以感动鳄鱼,却无法感动排挤他的大臣。王阳明除宁王时达到了他推崇的“诚神几”的圣人水平,但在官场上他就不能那么得心应手地“知幾通变”了。他给兵部尚书王琼的信谦卑得过分,说明他还是相当世故的,也想从上面找个根子。他将宁王交给大太监张永,张永后来在正德面前多次驳正江彬、张忠对他的诬陷,说明他这一宝也押对了。但当他把平宁王的功劳归功于王尚书的英明领导时,惹恼了宰辅杨一清、桂萼。这两位正派的大臣和张忠、许泰不是一回事,在对待王阳明的态度上却异曲同工,他们视王阳明为“怪物”,视心学为“洪水猛兽”。

舆论中,有推荐王阳明这样忠君体国、文武全才的能臣入阁的,而杨一清等“具揭帖”(写大字报)反对说:“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心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匿大功、责小过本是各级领导的惯技,这也罢了。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清查与言官、宦官的纠劾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折腾了两年。要不是正德皇帝及时死了,王阳明很可能就活不长。皇帝是在正德十六年三月死的,六月新上任的嘉靖皇帝敕旨,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有点求贤若渴的劲头,王阳明自然立即启程,天子呼来即上船。可是宰辅从中作梗,暗示言官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这种文不对题的官话就让王阳明的梦想泡了汤。王阳明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说了实心话: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因为“权奸谗嫉,恐罗暧昧之祸”。今圣上入承大统,使臣“出陷井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这回朝廷同意他回老家省亲了。然而一去就是六年。王阳明几乎是“奉旨养良知”去了。

这一年十二月方才下达了“王守仁封新建伯”“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的圣旨。这迟到的奖赏遭到了王阳明的严词拒绝。“同事诸臣,延颈而待且三年矣!”这倒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王阳明“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当时跟着王阳明干是冒着杀族风险的,现在不但不赏他们,反而“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籍,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尤让他痛心的是举人冀元亨奉命入宁王府“探其密计”,最后却以奸党罪被捕,冤死狱中。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替宁王报仇!他请求朝廷普赏当初报效的诸臣,没有他们,他又算得了什么?“愿尽削己官,移报元亨,以赎此痛。”当交章飞劾阳明时,他的学生黄绾、陆澄为他辩诬,他则只为冀元亨申冤而移文六部及湖广两司。

陆澄在《辨忠谗以定国是疏》中说:“臣知守仁之心,决非荣辱死生所能动者。但恐公论不昭,而忠臣义士解体尔。”他大胆质问:宁王作乱时,“卖国之徒计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黄绾的《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则直指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凡饰誉、援党、贿讫,讥谗不及,必获显擢,无不如意。凡尽忠勤职,即讥谗蜩集,黜辱随至,无不失意。”这样下去,“人皆以奸结巧避为贤,孰肯身仕国家事哉?”“他日无事则可,万一有事,将谁效用哉?”他着意反驳了不让阳明进京的借口:陛下大官之厨,日用无纪,哪在乎一餐之宴?北京岂无一职,偏派他当南京兵部尚书。“此乃邪比蔽贤嫉功之所为也。守仁后丁父忧,服满遂不起用,反而时造言排论。然虽蒙拜爵升官,铁券未给,禄米未颁,朝事无与,迹比樵渔。”成了江湖闲人。这便是能干又肯干的下场。

无论如何王阳明不是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的“小人儒”,恰恰相反,他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良知之学本是知行合一的。他在辞爵的上疏中将自己的选择与流行的做法做了鲜明的暗比:“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像许多的奏疏一样,这一篇皇帝也没有读到。

他在林下当闲人,朝中却有人为围剿他的学说而忙乎。有御史倡议论劾禁止他的心学,有给事中说他平宁王时杀人纵火,宁王过去曾经夸赞过阳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等等。阳明告诫学生:这正是我们动心忍性、切磋砥砺的好时机。为了展开对心学的批判,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策论卷子中“以心学为问”,暗示考生批驳心学。王门有若干弟子拒不答卷,罢考而去,阳明大喜:“圣学从此大明矣。”钱德洪说:“时事如此昏浊,大明从何谈起?”阳明说:“我的学说怎么能遍语天下士?经此番会试,虽穷乡深谷也都知道了。我若错了,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面对着谤议日炽的局面,他请学生分析个中原因。邹守益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薛侃说:“先生学说影响日增,又是陆(九渊)非朱,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王艮说:天下来问学的太多,您只招生不管分配工作,所以他们也有起而攻击先生的。阳明说:你们说的都对,但还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我才做得个狂者。

阳明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了下去:“当年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唯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行有破绽。唯其有破绽说明志尚不俗,心尚未坏,尚可造就。乡愿讥议狂狷,貌似中庸,其实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媚世,他见君子就表现出忠信廉洁的样子,见小人又与之同流合污,其心已破坏,绝不可能入尧舜之道。如今的士夫则比乡愿还等而下之,他们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必然视狂者为怪物、为仇敌。当年在南京,我还有乡愿意思,后来便任天下飞语腾口,我只依良知而行。现在我要努力悟入中行圣道。你们也不要止于狂就罢手。”

德洪问:“先生二十八岁刚及第时上《边务八事》,务实的都赞扬,也有说您狂傲的。后来先生主试山东,在命题中就抨击乡愿,是否您以反乡愿为一贯之道呢?”阳明笑了,说:“上《边务八事》是少年时事,有许多抗厉之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不济事。傲是人生大病,断断要不得。但乡愿又是坏天下心术的顽症,造成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的阉然媚世的世风,天下之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此风不除,国事无望、人心难起,读书人只要会背朱子注文即可得官及第,士习日偷,谁还料理自家心头的良知!”

他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愤怒地抨击了已成传统的貌似尊经其实是坏经的怪现状: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遁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这真是孟子精神在十六世纪的再版了。王阳明几十年如一日地以传道统为己任,他认为“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心中的道统谱系就是孔子、子思、孟子、陆九渊,再往下就是他,往下传也靠他了。所以,不管军旅生涯多么繁重,战事多么紧急,身体多么不好,他都讲学不辍,走到哪里都兴县学、修书院。如今,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院:嘉靖四年十月,阳明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建成。

尽管直到如今“谗构未息”“查勘未息”,但他照旧笑傲江湖,与众多弟子登山游水,“随地指示良知”,他那充满心理暗示性的教学方式越发精警剀切、机趣盎然了。这种在林下自由讲学的活法是他觉得最好的活法。中秋佳节,月白如画,他在碧霞池的天泉桥上设宴与百余学生徜徉在良辰美景之中。“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阳明拈须吟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的丁忧期早已满了,荐举他出山的奏章也此起彼伏,但几乎都被宰辅压下了。这个嘉靖时代比正德时代好不了多少,老例还是那些老例,乡愿还是那样的乡愿。这帮外和中妒、徇私败公的人要起用阳明,除非有了过不去的坎。当时最大的内政是议大礼:嘉靖是正德皇帝叔叔的儿子,过继当了皇帝后,其生父的位置怎么摆?儒学的本行就是研究这个的,但古礼与现任皇帝的意图不合,争执不已。不断有人来问王阳明,阳明“竟不答”。他不想涉足这摊浑水。最大的外事便是两广的民族纠纷,造成连年战事,几任大员均不能奏凯。不用阳明不行了。遂催命一样,接连敦促阳明前去平乱。

王阳明在辞任命的上疏中讲了一通土官仇杀的特点,调停得好,容易成功,但自己“痰疾增剧”,冒疾轻出,身死事小,误了事对不起国家。他给亲近学生的信中吐露了更多的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的“从义将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废业倾家,身死牢狱,言之实为痛心,又何面目见之”!“纵使江西之功尽出滥冒,独不可比于留都、湖、浙之赏乎?此事终须一白。已八年矣,尚尔查勘未息。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挟而要者,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痔之疾”。而“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多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世事难为如此,人情难测如此,他真“百念俱息”了,他认真地掂量了一番之后说:“终得养疴林下是幸。”然而朝廷催命依旧,他再三推辞:“某迂疏之才,口耳讲说之学,簿书案牍,已非其所,而况军旅之重乎?”他也的确病得很重,本来就潮热痰嗽,又极怕炎暑,偏让他去炎毒之乡,“用我实毙我也”。然而,没有用,你敢抗旨吗?王阳明果然是奇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平解决了“思(恩)、田(州)之役”。他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灾难,不愿再驱人于兵刃之地。他亲自到乱军营寨进行招抚,跟他们讲了一通“尔等逃窜日久,且宜速归,完尔家室,修复生理”等人情味极浓的话,“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的思田之乱就这样平定了。他建议朝廷分设土官与流官,既加强中央领导又保证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还建议兴设学校等。班师之际又扫平了八寨、断藤峡之“负固稔恶”的“蛮贼”。“两广父老皆以为数十年来未有此举也。”然而朝廷大臣却诋毁他“征抚两失,赏格不行”。王阳明的学生方献夫上疏争辩:“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嘉靖看后,不开心,未置可否。

此时的王阳明已病势狼狈,到南宁后就添了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现在两足已不能站立。他只有一个愿望:“必得一还阳明洞。”他上疏请假,“疏入,不报。”他举郧阳巡抚林富以自代,没等到朝廷的命令就努力往老家赶。但还是来不及了,死在了南安(今江西大庾县)的一条船上,年仅五十七岁。然而,这不叫鞠躬尽瘁,这叫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是桂萼先让人压下王阳明的乞养病疏,又来参奏他“擅离职役”的,并且新账旧账一起算,说他“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擒濠军功冒滥”,并且“密具揭帖”,在皇上郊游时献上。嘉靖终于决定“命多官会议,削公世袭公爵,并朝廷常行恤典赠谥”。直到隆庆皇帝上台后,才平反昭雪,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

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王阳明的心学会比王阳明本人的命运好吧,不是帝国后期最大的显学吗?甚至有的教科书还说王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其实,王学的命运跟王阳明本人的命运一样显赫而倒霉。王学屡次被当成伪学遭弹劾、遭查禁,王阳明死后,张居正这个一度听王门学人讲过学的人,却在秉政之后捣毁天下书院,在全国范围内禁锢心学人士聚会。清初诸大儒把明亡的罪责归咎于心学,清修的《明史》写王阳明传时还特地点出:杨一清、桂萼也许嫉王氏之功,但禁王氏之学是英明的。

王学是靠他那遍天下的门生弟子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压制中发展起来的。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概括有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还有泰州之左派王学,其实远不止于此。乱世出心学!每逢乱世,特立而出欲拯救天下、想当英雄的中国人,都是心学信徒,哪怕他没认真读过王阳明的书,也是一肚皮王学心思。不信,你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连并不崇拜王阳明的严复都说:“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当然诋阳明“猖狂妄行”的也代不乏人。王守仁离开他的阳明书院去平思田之乱时留下的遗嘱性的文字——《客坐私祝》,其中包含着警戒正学未流的箴言:“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王阳明真是“知幾”的圣人,不幸的是就像王阳明的“致良知”没有多少人真信,这遗训也没有管住王学末流走上酒色财气之路。就像章太炎说子路也难保其末流不为盗,也像鲁迅那被蔡元培称为“最沉痛”的遗言——“不做空头文学家”——并没有挡住空头文学家泛滥成灾。噫嘻!

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翻过梅岑到南安,上船时,门生周积在南安当推官,来见,阳明勉强坐起,喘成一团,问:“近来进学如何?”周积略答,然后请安。阳明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周积赶紧去迎医找药。二十八日晚,船停泊,阳明问:“何地?”答曰:“青龙铺。”二十九日天明,召周积入,良久,开目视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遗憾!”周积泣下,问:“何遗言?”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瞑目而逝时,脸上依然挂着那光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