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当然真能“高明”起来，体验到“洞见全体”的透快，那快乐跟“圣灵附体”差不多，徐爱自言：“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惊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患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顿开。”
他在龙场教学生时还开示《教条》，“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后来便“随地指示良知”了，因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认为：“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随地指示”也是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执一之病。“随地指示”是单兵教练，短兵相接，亲口传授，学生请他著书以传之久远，他却认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予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种教育方法要求导师必须达到辨通无碍的化境，作为“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活样板出现在任何场合，能够现场发挥，解释任何问题，辅导出学生真切的体验。“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尽管王阳明也借用教材（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大学》《中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但对于任何经书，他都要求学生“晓得”而不必“记得”，怕“记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体”。他说：“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我在龙场时，与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讲知行之说，他们欣欣相向。及返回内地与士大夫讲说，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
钱德洪的弟弟与同学游山十日忘返，钱父担心他们这样会荒废举业，钱父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朱学’须讲清记明呀。”王阳明说：“用心学去通朱子之说，如打蛇打七寸。朱子是借家当请客，心学是自办家当请客，客走了家当还可以长期使用。”次年，游山的心学学子都中举了，钱父笑了，说：“打蛇得七寸矣。”
欲会触类而通法须先练就主一之功。有学生问老师：“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王阳明说：“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这只叫‘逐物’，哪里叫什么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主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唯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才能知心尽性。”
作为一个以成为新圣人为目标的大思想家，王阳明要超越的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朱熹这座大山。朱子学已成为支配世道人心的定理，已造成了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迷失本性、找不到家等诸多问题。王阳明打蛇打七寸，力破朱子的知先行后说与心理二分之弊。他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这是王学的总路线，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但是，你若去心上寻个天理，又正是所谓“理障”。他告诉学生一个诀窍：只是致知。学生问：“如何致？”他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些不得。你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地依着它做去，善便存，恶便去。这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他坚信：“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他这个诀窍也是天天讲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甚至这样说：“能够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已官至会稽郡太守的南大吉本是阳明的父母官，却拜阳明为师，这个人性格豪旷，不拘小节，受阳明熏陶后有所悟，便对阳明说：“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说：“有什么过错？”大吉历数其事。阳明说：“我已说过你了。”大吉不解，问：“您说过什么？”阳明说：“我不言，你怎么就要悔过呢？”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不是最常说的吗？”
王阳明的一个下级常听王长官讲学，对长官说：“此学甚好，可惜我忙于繁难的文书工作，还得审理案件，不得为学。”阳明说：“我何尝叫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你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你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论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的“良知”差不多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让良心发现”。良心之所以难发现是因为人们被欲望、偏见、恶习给遮蔽住了。良心、良知是肯定有的，因为人性本善，恶乃后起。他给朋友写信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良知人人具有，就看你真诚不真诚，看你正派不正派，孔夫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王阳明有个六十八岁始入门的学生（董萝石）从外面回来对先生说：“今日见一异事。”问：“什么异事？”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而且王阳明坚信百姓日用就是道，若离开事事物物去讲什么玄妙的道，便是知行相隔，正是士大夫通病。他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阳明说：就看愿意成不愿意成！就像佛教讲“发心”一样，阳明大谈“立志”：立圣人之志，成圣人；立贤人之志，成贤人；立愚人之志，成愚人。上智与下愚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肯改变。这是让他大伤其心的：“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他常这样训第一流的学生：“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像佛陀随缘设法一样，王阳明随地指示良知。他非常机敏、幽默、潇洒。他让王畿他们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的模样。”学生请教他怎样致良知，他说：“此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刚说完，又有一个学生进来请问功夫切要。王阳明转过身来问别人：“我尘尾安在？”在座的人都“跃然”。
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讨论先生的纲领性口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王汝中说：“此恐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也就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晚上二人去请教，王阳明说：“你们俩的说法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他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接利根人的办法；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次一等者立法的。你们俩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了。若各持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郑重地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去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王阳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学生。他走到哪里都有一批人跟着他，旁听的更是不计其数。阳明学越讲越精，听者越附越盛。在贵阳是草创阶段，影响不著。在南京时已多将起来。滁州成为“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王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襄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山水间也。”门生最多的时候是王阳明平了宁王之叛后辞爵丁忧回老家余姚时，“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圯、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且。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学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讲学，是历代大儒“志于道”“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传教精神真可以与日月同辉。自孔夫子开始，“传教士”成了儒的别称。孔夫子在颠沛流离中讲学，孟子拿着诸侯的钱讲自己的学，汉代的循吏们在行政工作中弘扬儒道，隋末的王通在荒村野店为唐初培养了一批宰相，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均有可歌可泣的讲学壮举。明末清初的那帮大儒尤为艰苦卓绝，其传教精神真可用感天动地来形容。孙奇逢领乡民抗清，形势如以卵抗石，依然组织义学，教授子弟。清末的章太炎在监视中讲学能把监视的特务都听哭了。
王阳明讲学、办学都有他特有的难处。身体不好、军旅匆忙都不是难点所在，难在他要超越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悖逆之举，“天下之人，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与内行们进行学理辩论，他觉得是正常的，但受到官方的压制，他能不觉得难吗？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制中壮大的。就说“良知”，它萌生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孤苦凄绝的漫漫长夜中，“致良知”口号诞生于他平了宁王之乱后飞语构陷、毁谤百出的境遇中。钱德洪在《传习录（中）》的按语中说：“（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浇浇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在这封信中，王氏直白无隐、义愤填膺地数落了良知之学所针对的世道人心：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蕃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乎？仆诚懒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阳明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
四、成败毁誉致良知
单就内在理路而言，心学的确与禅宗同趋，王阳明挣开手眼，别求新路，将孟子的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论合而为一，将孟子的求其放心论（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与禅宗的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融为一体，“致良知”也与禅宗的“直指本心”一样简易真切，活泼有用；但王阳明再三叮嘱学生莫趋禅悦之浅薄境界，他自感良知之学是极高明远大、能够改天换地的。个中微妙的区别在于良知之学不仅要找回心本体，还要发挥心之用，不仅要做个能改造自己的圣贤，更要做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是以修炼内圣功夫去完成外王事业为全体大用的。近百年来，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文化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知行合一很有益于世道！
王阳明本人就是从“二氏（仙、释）之学”中挣脱出来的，反戈一击很有说服力。他极会当主人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道教）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他又极善“拿来”、为我所用地“拿来”：“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这种不同于西方“方以智”的中国特色的“圆而神”法门，虽古已有之，但到王阳明而自觉化，出神入化，无所不至。只要立有大志，便能“万物皆备于我”：“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说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王阳明说：“若只说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舍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
王阳明褒举颜回，贬低子贡，以为颜子在性地上下功夫，日见自己的不足遂日日有长进，子贡在闻见上下功夫，日见长进而封闭起来。他给湛若水写信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似乎他重内圣一路，轻外王一路，其实他正是靠勘大变、平大乱的赫赫事功给儒学挽回了面子，并树立了心学战无不胜的丰碑。用心学语言说，最关键的是王阳明能够“廓然大公”，所以能“随物顺应”，随机应变信如神又无往不合乎圣道，不是那种“平生无一济安策，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书生。这也是王学原理“诚则智”。他有一段不大受人注意却至关重要的语录：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畿，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
“知几，遇变而通”，是所有英雄成大事的秘诀，它相当今人耳熟能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机动灵活地去战斗。这是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同于那些因循守旧之徒的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不同于机械的教条主义。王阳明之所以能完成平定宁王叛乱那样艰巨的使命，正是靠这个本领。
他四十五岁时，走上“抚镇南、赣、汀、漳等处”的军旅之路。这几处“接壤山谷，无非贼巢”。朝廷屡次派的人都束手无策，反而造成更大的恶果，逼得山民们由小伙变成大聚义，从广东借来狼兵，实属高射炮打蚊子，耗资甚巨不说，而且狼兵来捕不了什么“贼”，反而比“贼”还凶虐。大小官员都认为这些“山中贼”无法可除了。兵部尚书王琼知道王阳明是“学本诚明、才兼文武”的大才，予以特别推荐，并允许王阳明便宜行事，全权办理。王阳明再三上疏恳请圣上不要派自己去领兵，皇帝却严厉命令他去上任。他一旦上任便彻底进入角色，真一副干啥吆喝啥的派头。先严御战之法，复行十家牌法，选民兵，明攻暗袭，离间计、反间计、攻心术一齐招呼，忽用附背扼喉之策，忽用出其不意之计。治内则严行赏罚，彻底改变了“南、赣之兵，皆畏敌不畏我”“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败”的局面。他这时不讲愚夫愚妇也是圣人了，而是说他们“犬羊之性，变诈不同；豺狼之心，贪噬无状”。“阳虽听招，阴实肆毒。”这时不讲性善论了，而是“杀贼一，赏银五两；杀贼二，赏银十两”。这是割下首级来的，按颗算；没割下首级来的，银子便少一些，给三两。打横水时，铳炮之声撼摇山谷。“兵，不祥之器”，但这位道德家依然要将它玩到极致。这时的心学，变成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贼以为必待狼兵而后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他收拾池大胡子一案，颇像诸葛亮对付孟获。池大胡子明知“王公（指阳明）素诈”，还是上了王阳明的当，王阳明先撤去进剿之兵，后善待假来投降的池大胡子的弟弟，又当着这伙奸细的面鞭打真来投降的，然后又在底下悄悄地善言抚慰，让他们回去响应官军，最后诱池大胡子下山进城，帐设刀斧手，同时诸路官军问道上山，直捣“贼窟”。他给皇帝的长达万余言的奏折中称：“前后两月之间，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次贼首三十八名颗，从贼二千零六名颗；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王阳明废弃了原先“三省夹攻”的方案，用他组建的小分队“破山中贼”，用他的道德感化法“破心中贼”，奇迹般地解决了令朝廷头疼的老问题。朝廷高兴是当然的，“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这也是当然的。他则关心移风易俗的工作，兴立社学，后来则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书院，他认为只要教化明，民风才可能改善，礼让兴则乱不做矣。他在赣期间，刊刻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他的学生薛侃刻印了《传习录》。
他几度辞赏、辞职，请求退休都不被允许，正当他奉命去“勘处福建叛军”、走到丰城时，“闻宁王反，遂返吉安，起义兵”。他本来可以照章办事，不返吉安，但受“良知”指引，冒死而来。宁王谋反已经营数年，上结朝廷权贵、幸臣，下养死士、军人数万，声大难挡，许多官员已降了宁王。王阳明搭船返吉安，船工不敢，他们听说宁王已派千余人来劫，谎称逆流又无风，开不了船。王阳明祷于舟中，誓死报国，北风起，船工还是不肯开船，王阳明拔剑削其耳朵，才开了船。黄昏，他直觉到有危险，便留下一随员穿上他的官服，他微服藏到一条渔船上。果然宁王的兵抓住了他那个替身，他则到了临江府，知府接入。他假造圣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让若干戏子缝在衣服中故意走到可以被宁王兵捉住的地方，宁王截获了“圣旨”后，果然疑惧，不敢出兵南京，放弃原先出奇制胜、直捣南京的构想，由主动变为被动。其实，这时到京城告发宁王造反的两位下级官员反而被朝廷给扣押了。宁王在京师已买通了诸多权竖，若不撞上王阳明这种“管闲事”的人，他也许能成为第二个永乐皇帝。王阳明并没有接受到任何成命，他只是出于主人翁的责任感，自发地冒险。当时江西的官员或被宁王杀之，或被宁王扣之，或降宁王，或坐观待变，因为正德皇帝已荒**无耻到了古今未有的地步，此前刚因要南巡被廷臣阻谏，杖死十余名臣僚。王阳明连夜赶到吉安，知府伍文定接入。为防被宁王奸党截获，王阳明写了《乞便道省葬疏》和《飞报宁王谋反疏》，用前者掩盖后者，王氏心思细密大率类此。同时他“传檄四方，暴发逆濠罪状，檄列郡起兵以勤王”。
他则声称“奉机密敕旨”，调兵遣将，先引蛇出洞，等宁王出师安庆时，阳明会师直攻南昌。宁王惊闻老巢被捣，遂回师救援，阳明率师在黄家渡与之展开决战。宁王重赏将士，又人多势众，其中多惯匪死士，阳明师中有退却者。阳明令斩后退者，伍文定被炮火烧了胡子依然击鼓催战，正好一炮打中了宁王的船，遂退走，结果兵败如山倒。次日，阳明用火攻，宁王的副舟起火，宁王与妃嫔泣别，其中的娄妃乃当年劝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娄一谅的女儿，跳水全节。宁王被擒后对王阳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说：“有国法在。”阳明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定了这场大叛乱。
这时，皇家大军才走到中途。他们为了夺功，密旨请皇帝亲征，正德遂封了自己一个镇国公，率大军南下巡游，又有廷臣死谏被杖死的。宦官张忠、江彬，安边伯许泰倒像是来捉拿王阳明似的，领着那么多军队一下子填满了南昌城，他们觉得只有将王阳明和朱宁王一块押送京师才带劲！只因为王阳明不肯把宁王交给他们，遂诬陷王阳明早与宁王串通，只是见他们大军到来才捉拿宁王以自保的。而且捉一个宁王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一点也不大，只是妆点过实的夸张罢了。——这其实是毫不新鲜的套版悲剧：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前两句可以概括张忠、许泰对他的构陷，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杨一清、桂萼对他的排斥。
其中有趣的事情多得很。王阳明押解宁王北上献俘，而张忠、许泰居然想追还，将宁王放到鄱阳湖，等着武宗正德亲自与其遇战，而后奏凯论功。把国家大事如此游戏化真让后人和外国人惊疑难信。除了正德这样的大玩主，谁能玩出这种游戏？王阳明他们誓死保卫的竟是这样的君王和朝廷。正德曾以威武大将军牌派锦衣千户追取宁王，王阳明不肯出迎，属官问给锦衣千户多少钱，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来辞行，阳明执其手说：“我在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如公者。我别无所长，只会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人知道锦衣卫中有公这样的人。”王阳明只能用这种滑稽的办法与缺德少才却权大无边的小人周旋。张忠、许泰他们的大军在南昌靡费不堪自不待言，还制造事端，一旦有了硬性对抗的口实，他们便可以立即矫诏拿办王阳明。王阳明后来回忆说：“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他只有巧妙应付。江彬初到江西，让王阳明坐偏座，阳明佯装不懂，径坐上席，他不为一席之尊卑，“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王阳明不敢明着撵他们出南昌，便学张良四面楚歌法，在城内祭奠死难者，哀声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那帮权竖等在王阳明奏捷的帖子上写了他们的“功劳”后才撤兵北还。
不知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回击权竖关于他欲反的谣言，还是真心灰意冷了，王阳明忽而入西湖净慈寺，忽而入九华山，脱掉官服，穿上野人衣裳，像是在宣布：你们都想争功，我偏要弃官，入山修道。这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性的举动。但当他五十岁时把门人召集在白鹿洞时，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的气概。他自言：经宁王、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对大弟子邹守益说：“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放溺之患矣。”这只能保证他心态泰然而已，并不保证别人对他也使用泰然原则。
晁错“密于除奸、疏于防身”，韩愈可以感动鳄鱼，却无法感动排挤他的大臣。王阳明除宁王时达到了他推崇的“诚神几”的圣人水平，但在官场上他就不能那么得心应手地“知幾通变”了。他给兵部尚书王琼的信谦卑得过分，说明他还是相当世故的，也想从上面找个根子。他将宁王交给大太监张永，张永后来在正德面前多次驳正江彬、张忠对他的诬陷，说明他这一宝也押对了。但当他把平宁王的功劳归功于王尚书的英明领导时，惹恼了宰辅杨一清、桂萼。这两位正派的大臣和张忠、许泰不是一回事，在对待王阳明的态度上却异曲同工，他们视王阳明为“怪物”，视心学为“洪水猛兽”。
舆论中，有推荐王阳明这样忠君体国、文武全才的能臣入阁的，而杨一清等“具揭帖”（写大字报）反对说：“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心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匿大功、责小过本是各级领导的惯技，这也罢了。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清查与言官、宦官的纠劾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折腾了两年。要不是正德皇帝及时死了，王阳明很可能就活不长。皇帝是在正德十六年三月死的，六月新上任的嘉靖皇帝敕旨，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有点求贤若渴的劲头，王阳明自然立即启程，天子呼来即上船。可是宰辅从中作梗，暗示言官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这种文不对题的官话就让王阳明的梦想泡了汤。王阳明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说了实心话：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因为“权奸谗嫉，恐罗暧昧之祸”。今圣上入承大统，使臣“出陷井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这回朝廷同意他回老家省亲了。然而一去就是六年。王阳明几乎是“奉旨养良知”去了。
这一年十二月方才下达了“王守仁封新建伯”“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的圣旨。这迟到的奖赏遭到了王阳明的严词拒绝。“同事诸臣，延颈而待且三年矣！”这倒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王阳明“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当时跟着王阳明干是冒着杀族风险的，现在不但不赏他们，反而“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籍，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尤让他痛心的是举人冀元亨奉命入宁王府“探其密计”，最后却以奸党罪被捕，冤死狱中。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替宁王报仇！他请求朝廷普赏当初报效的诸臣，没有他们，他又算得了什么？“愿尽削己官，移报元亨，以赎此痛。”当交章飞劾阳明时，他的学生黄绾、陆澄为他辩诬，他则只为冀元亨申冤而移文六部及湖广两司。
陆澄在《辨忠谗以定国是疏》中说：“臣知守仁之心，决非荣辱死生所能动者。但恐公论不昭，而忠臣义士解体尔。”他大胆质问：宁王作乱时，“卖国之徒计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黄绾的《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则直指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凡饰誉、援党、贿讫，讥谗不及，必获显擢，无不如意。凡尽忠勤职，即讥谗蜩集，黜辱随至，无不失意。”这样下去，“人皆以奸结巧避为贤，孰肯身仕国家事哉？”“他日无事则可，万一有事，将谁效用哉？”他着意反驳了不让阳明进京的借口：陛下大官之厨，日用无纪，哪在乎一餐之宴？北京岂无一职，偏派他当南京兵部尚书。“此乃邪比蔽贤嫉功之所为也。守仁后丁父忧，服满遂不起用，反而时造言排论。然虽蒙拜爵升官，铁券未给，禄米未颁，朝事无与，迹比樵渔。”成了江湖闲人。这便是能干又肯干的下场。
无论如何王阳明不是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的“小人儒”，恰恰相反，他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良知之学本是知行合一的。他在辞爵的上疏中将自己的选择与流行的做法做了鲜明的暗比：“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像许多的奏疏一样，这一篇皇帝也没有读到。
他在林下当闲人，朝中却有人为围剿他的学说而忙乎。有御史倡议论劾禁止他的心学，有给事中说他平宁王时杀人纵火，宁王过去曾经夸赞过阳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等等。阳明告诫学生：这正是我们动心忍性、切磋砥砺的好时机。为了展开对心学的批判，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策论卷子中“以心学为问”，暗示考生批驳心学。王门有若干弟子拒不答卷，罢考而去，阳明大喜：“圣学从此大明矣。”钱德洪说：“时事如此昏浊，大明从何谈起？”阳明说：“我的学说怎么能遍语天下士？经此番会试，虽穷乡深谷也都知道了。我若错了，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面对着谤议日炽的局面，他请学生分析个中原因。邹守益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薛侃说：“先生学说影响日增，又是陆（九渊）非朱，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王艮说：天下来问学的太多，您只招生不管分配工作，所以他们也有起而攻击先生的。阳明说：你们说的都对，但还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我才做得个狂者。
阳明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了下去：“当年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唯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行有破绽。唯其有破绽说明志尚不俗，心尚未坏，尚可造就。乡愿讥议狂狷，貌似中庸，其实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媚世，他见君子就表现出忠信廉洁的样子，见小人又与之同流合污，其心已破坏，绝不可能入尧舜之道。如今的士夫则比乡愿还等而下之，他们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必然视狂者为怪物、为仇敌。当年在南京，我还有乡愿意思，后来便任天下飞语腾口，我只依良知而行。现在我要努力悟入中行圣道。你们也不要止于狂就罢手。”
德洪问：“先生二十八岁刚及第时上《边务八事》，务实的都赞扬，也有说您狂傲的。后来先生主试山东，在命题中就抨击乡愿，是否您以反乡愿为一贯之道呢？”阳明笑了，说：“上《边务八事》是少年时事，有许多抗厉之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不济事。傲是人生大病，断断要不得。但乡愿又是坏天下心术的顽症，造成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的阉然媚世的世风，天下之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此风不除，国事无望、人心难起，读书人只要会背朱子注文即可得官及第，士习日偷，谁还料理自家心头的良知！”
他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愤怒地抨击了已成传统的貌似尊经其实是坏经的怪现状：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遁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这真是孟子精神在十六世纪的再版了。王阳明几十年如一日地以传道统为己任，他认为“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心中的道统谱系就是孔子、子思、孟子、陆九渊，再往下就是他，往下传也靠他了。所以，不管军旅生涯多么繁重，战事多么紧急，身体多么不好，他都讲学不辍，走到哪里都兴县学、修书院。如今，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院：嘉靖四年十月，阳明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建成。
尽管直到如今“谗构未息”“查勘未息”，但他照旧笑傲江湖，与众多弟子登山游水，“随地指示良知”，他那充满心理暗示性的教学方式越发精警剀切、机趣盎然了。这种在林下自由讲学的活法是他觉得最好的活法。中秋佳节，月白如画，他在碧霞池的天泉桥上设宴与百余学生徜徉在良辰美景之中。“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阳明拈须吟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的丁忧期早已满了，荐举他出山的奏章也此起彼伏，但几乎都被宰辅压下了。这个嘉靖时代比正德时代好不了多少，老例还是那些老例，乡愿还是那样的乡愿。这帮外和中妒、徇私败公的人要起用阳明，除非有了过不去的坎。当时最大的内政是议大礼：嘉靖是正德皇帝叔叔的儿子，过继当了皇帝后，其生父的位置怎么摆？儒学的本行就是研究这个的，但古礼与现任皇帝的意图不合，争执不已。不断有人来问王阳明，阳明“竟不答”。他不想涉足这摊浑水。最大的外事便是两广的民族纠纷，造成连年战事，几任大员均不能奏凯。不用阳明不行了。遂催命一样，接连敦促阳明前去平乱。
王阳明在辞任命的上疏中讲了一通土官仇杀的特点，调停得好，容易成功，但自己“痰疾增剧”，冒疾轻出，身死事小，误了事对不起国家。他给亲近学生的信中吐露了更多的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的“从义将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废业倾家，身死牢狱，言之实为痛心，又何面目见之”！“纵使江西之功尽出滥冒，独不可比于留都、湖、浙之赏乎？此事终须一白。已八年矣，尚尔查勘未息。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挟而要者，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痔之疾”。而“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多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世事难为如此，人情难测如此，他真“百念俱息”了，他认真地掂量了一番之后说：“终得养疴林下是幸。”然而朝廷催命依旧，他再三推辞：“某迂疏之才，口耳讲说之学，簿书案牍，已非其所，而况军旅之重乎？”他也的确病得很重，本来就潮热痰嗽，又极怕炎暑，偏让他去炎毒之乡，“用我实毙我也”。然而，没有用，你敢抗旨吗？王阳明果然是奇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平解决了“思（恩）、田（州）之役”。他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灾难，不愿再驱人于兵刃之地。他亲自到乱军营寨进行招抚，跟他们讲了一通“尔等逃窜日久，且宜速归，完尔家室，修复生理”等人情味极浓的话，“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的思田之乱就这样平定了。他建议朝廷分设土官与流官，既加强中央领导又保证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还建议兴设学校等。班师之际又扫平了八寨、断藤峡之“负固稔恶”的“蛮贼”。“两广父老皆以为数十年来未有此举也。”然而朝廷大臣却诋毁他“征抚两失，赏格不行”。王阳明的学生方献夫上疏争辩：“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嘉靖看后，不开心，未置可否。
此时的王阳明已病势狼狈，到南宁后就添了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现在两足已不能站立。他只有一个愿望：“必得一还阳明洞。”他上疏请假，“疏入，不报。”他举郧阳巡抚林富以自代，没等到朝廷的命令就努力往老家赶。但还是来不及了，死在了南安（今江西大庾县）的一条船上，年仅五十七岁。然而，这不叫鞠躬尽瘁，这叫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是桂萼先让人压下王阳明的乞养病疏，又来参奏他“擅离职役”的，并且新账旧账一起算，说他“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擒濠军功冒滥”，并且“密具揭帖”，在皇上郊游时献上。嘉靖终于决定“命多官会议，削公世袭公爵，并朝廷常行恤典赠谥”。直到隆庆皇帝上台后，才平反昭雪，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
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王阳明的心学会比王阳明本人的命运好吧，不是帝国后期最大的显学吗？甚至有的教科书还说王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其实，王学的命运跟王阳明本人的命运一样显赫而倒霉。王学屡次被当成伪学遭弹劾、遭查禁，王阳明死后，张居正这个一度听王门学人讲过学的人，却在秉政之后捣毁天下书院，在全国范围内禁锢心学人士聚会。清初诸大儒把明亡的罪责归咎于心学，清修的《明史》写王阳明传时还特地点出：杨一清、桂萼也许嫉王氏之功，但禁王氏之学是英明的。
王学是靠他那遍天下的门生弟子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压制中发展起来的。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概括有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还有泰州之左派王学，其实远不止于此。乱世出心学！每逢乱世，特立而出欲拯救天下、想当英雄的中国人，都是心学信徒，哪怕他没认真读过王阳明的书，也是一肚皮王学心思。不信，你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连并不崇拜王阳明的严复都说：“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当然诋阳明“猖狂妄行”的也代不乏人。王守仁离开他的阳明书院去平思田之乱时留下的遗嘱性的文字——《客坐私祝》，其中包含着警戒正学未流的箴言：“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王阳明真是“知幾”的圣人，不幸的是就像王阳明的“致良知”没有多少人真信，这遗训也没有管住王学末流走上酒色财气之路。就像章太炎说子路也难保其末流不为盗，也像鲁迅那被蔡元培称为“最沉痛”的遗言——“不做空头文学家”——并没有挡住空头文学家泛滥成灾。噫嘻！
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翻过梅岑到南安，上船时，门生周积在南安当推官，来见，阳明勉强坐起，喘成一团，问：“近来进学如何？”周积略答，然后请安。阳明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周积赶紧去迎医找药。二十八日晚，船停泊，阳明问：“何地？”答曰：“青龙铺。”二十九日天明，召周积入，良久，开目视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遗憾！”周积泣下，问：“何遗言？”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瞑目而逝时，脸上依然挂着那光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