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习惯”这个粘性隧道中的人们，举烛擎灯，也不过弄出点萤火寸光来。只有从隧道中爬出来才能到达“天光大开”的境界。这个由传统造就的隧道有地心一样的吸引力，想主动爬出来者少，被打出来的多。

公元 1506 年，著名荒唐皇帝朱厚照（正德）登大宝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圣上，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拥有不容置疑的“英明”，即便他刚刚十五岁，却已荒**得登峰造极了。他自然没有兴趣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说了算的是大太监刘瑾。言官要批评他们，他们便说言官在侮蔑皇帝，而犯上是要坐班房、杀头的！这里面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谁有权谁有理。当然若倒过来：有理才能有权，则正德当不了皇帝，刘瑾也当不了秉国太监。自然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太监做皇帝的法人代理又是惯例。于是，留都南京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二十余人因上意见书而忤旨，刘瑾派锦衣卫将他们全伙拿下，打入囚车，押解入京。三十五岁的王守仁，为使“吾皇万岁万万岁”，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作为一个兵部武选清吏司的主事，此举纯属多余，这且不说，要命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权奸正日炙中天，他偏要权奸去位，这不是灯蛾扑火吗？这个问题跟“科学家要不要救火”一样，从事情的效果看，显然是犯傻；但从伦理原则上说，不去救便泯灭了良知良能。王守仁若不是挺身而出的那种人，便不可能开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英雄豪杰的“阳明学”了。

王守仁自知“承乏下僚”，越职言事，犯有僭言罪，但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说自己看见圣上号召“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才为了“章圣德”而来逆拂龙麟的。他虔诚地希望这位生于深宫、长于妇人的皇帝能够明白头脑与耳目手足的关系，君作为“元首”不应该使耳目壅塞使手足痿痹。戴铣等拿着“提意见”的薪水，“以言为责”，即使说错了，也不该“拿办”，这样才能开“忠谠之路”。现在倒好，大小臣子都认为拿办他们是不合适的，但没人敢跟陛下说，他们并非没有忧国爱君之心，只是怕重蹈戴铣们的覆辙，不但于国事无补，反而增添陛下之“过举”。而且从此以后，虽有危及国家的事情，也没人敢跟陛下讲了。所以，请陛下“追收前旨”，“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

王守仁理所当然地重蹈了戴铣他们的覆辙，勃然大怒的不是王守仁，而是刘瑾。刘瑾正要给大小臣子立规矩呢。他以皇帝的名义将王守仁打入“皇家监狱”（诏狱），又以皇帝的名义廷杖王守仁四十大板（一说五十）。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着百官的面打屁股。这种“制度”始于唐玄宗，但不是常制，明太祖朱元璋将它变成了家常便饭，成化皇帝以前，还不脱衣裤，“用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脱了裤子打，是从刘瑾开始，王守仁赶上了头一拨儿。不幸而幸的是王守仁没有被打死，只被打得昏死过去。打得他灵魂出窍，也把他打出了那条粘性隧道。也因为他正想爬出隧道了，只是心力不够，需要助力，正好来了场苦其心志、打其筋骨的磨难，动心忍性，既见功夫又长功夫，带来了所谓王学形成之“三变”的第三变。第一变是由“泛滥于词章之学”到遍读朱熹之书，这使他二十八岁那年考了个二甲第七名进士，也取得了可能挨这场板子的资格。第二变则是“出入于佛老”，他想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找生命的“根”，三十一岁那一年告病回余姚老家，建了一个阳明洞，练习导引术，久之觉得“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第二年又重返官场，希望有所作为。三十四岁那一年，他与心学大师陈白沙的高足湛甘泉（若水）成了知音，刚订了共同倡明圣学的条约，就发生了这场入诏狱、受廷杖的事件，这对于他不啻猛击一掌，把他打到了成凡成圣的紧要关头。

一、圣人必可学而至

给阳明作行状、年谱的都是他的门生，故有“神化”的倾向。说阳明在母腹中待了十四个月才诞生，那是成化八年（公元 1472 年）。这倒也罢了，还有他奶奶岑氏梦见天神抱一赤子乘云而来，在鼓乐奏鸣曲中将赤子交给岑氏，岑氏醒而阳明生，遂起名叫“云”。“云”在古汉语中有“说”的意思，而阳明到了六岁还不会说话，一个和尚摩挲着他的头顶说：“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阳明的祖父王天叙（竹轩先生）恍然大悟，遂改“云”为“守仁”。而一成了“守仁”，他便立即会说话，还能背诵他爷爷读过的书，众人惊讶不已，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在心了。”

但王阳明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少年，他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听话的“好孩子”。他父亲王华（龙山先生）常为此发愁，亏得他爷爷王天叙非常欣赏理解这个不同凡俗的孙子，他又主要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斫伤，且受到了良好的开放式教育。流氓皇帝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成，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也绝对是性格的大成因。遗传是“看不见的手”，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王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都有遗传的因素。当然也没必要追溯到那位从琅琊搬到山阴的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去，尽管羲之的确是他的远祖，而且在汉代王家是江左望族。就说淡泊于名利这一条吧，这是他们的“传家宝”。他的五世祖王彦达“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薄，遂“终身不仕”，并立下“家训”，其子王与准（遁石翁）遵守父训，为逃避官府举荐逃至山中，公人追至山中，王竟堕崖伤足，最后不得不让儿子王世杰出去当了个廪生。世杰（槐里子）淡泊至极，潜心学术，“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

世杰的儿子便是一手带大王阳明的竹轩先生。竹轩先生是陶渊明一流人物，视纷华势力如白水，唯酷爱竹子，房前屋后到处种着竹子，啸咏其间。因父祖淡泊，环睹萧然，只有大量的藏书，于书无所不读。他终身不仕，非常喜欢弹琴，每逢月白风清之际，就焚香弹奏几曲，弹罢，便歌咏诗词，还让子弟们一起吟唱，小阳明自然混入其中，无形中接受美育。这是孔子赞赏的“吾与点也”的气象，竹轩翁的父亲就是把“曾点意思”当作人生准则的。这种“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衷”的家风，对王阳明的熏陶似乎可以概括为两大端：一是活泼，二是豁达。

小阳明跟爷爷在老家余姚长到十岁。余姚属于古代越国，民风以强悍著称。竹轩先生就既有和乐、蔼然可掬的一面，又有规范严肃、凛然不可犯的另一面。阳明一生也兼有这两个特点。十岁的时候，他父亲龙山先生考中了成化年间辛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迎父亲进京。阳明十一岁跟着爷爷进京，路过金山寺，竹轩先生与客人喝着来了兴致，想作首诗，小阳明在旁开口吟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 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 玉箫吹彻洞龙眠。

前两句充满剑气，后两句箫音依依。客人惊异，让他再作一首吟蔽月山房的，小阳明又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于天， 还见山小月更阔。

已有点“心大则天下小”的心学味道了。

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入塾上学，自然带有越人的野气，又是在竹轩翁的开放式教育中度过童年的，所以显得豪迈不羁。状元公觉得不对劲，生怕自己这个长子不能更上层楼，也怕他发展成个不守规矩的人。竹轩翁心中有数，踏实得很，他凭直觉就认为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相信相面先生美妙的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一等功名。”

像许多少年人一样，阳明崇拜侠客，曾出游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各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八达岭仰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居庸关真京城之北向之咽喉。阴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入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河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着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圆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猝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何依仗，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皇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个孩子而已。

这时京畿地区有石英、王勇起义，关中地区有石和尚、刘千斤起义，王阳明虽年仅十五岁，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什么，治安弭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心性学问，再来建功立业吧。”

此前，他与诸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王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王阳明非常相信这个说法，从此以后每捧起圣贤书，便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

他问老师：“什么是第一等正经事？”

老师说：“就是读书登第，像令尊那样成为状元。”

阳明说：“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吧。”

他那位状元老子听说后哈哈大笑：“你想做圣贤啊！”他从父亲的笑声中滋生了困惑：我能成为圣贤吗？怎样做才能成为圣贤？

带着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和摇摆，王阳明十七岁这一年告别了京城，回到了余姚老家。老家，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亲爱的母亲。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他在京惊闻噩耗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后才直觉到母亲真的不在人间！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式的思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之理学、郑玄之经学也大不相同。这个契机，奠定了王阳明冲出汉学、宋学樊篱的基点：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他太情意痴迷了，新婚合卺之日，他闲行入一道观（南昌的铁柱宫），听道士讲养生之说，竟相与对坐，忘了他那洞房花烛夜！他本是从老家到南昌亲迎夫人诸氏的，却居然来了这么一出。

他领着妻子回老家时，路过广信，慕名前去拜谒了大儒娄一斋（谅），娄一斋给他讲了朱熹的格物之学，并告诉他一个至为紧要的道理：“圣人必可学而至！”年轻人只要立大志，学做圣人，就有可能向圣贤归拢，这叫作“道不远人”。这与王阳明内心中那朦胧而强悍的“第一等事”的心念发生了强烈的共振，坚定了他学做圣人的决心。

学分两路，一是“知识”，他搜取诸经子史，经常读到深夜。尽管他后来反对增长“见闻之知”，其实他在这方面是下过相当功夫的，就像鲁迅告诉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而他本人差不多比谁都读得多。这种知识学基础是人能豁然贯通（悟道）的必要条件，就是“天纵之圣”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当时一流的文献专家），更何况学为圣人的莘莘学子呢。王阳明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也使他在八股举业方面突飞猛进，令他弟弟、妹婿们大为叹服，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了：大哥已游心举业之外，所以我辈不及！

二是“修养”。王阳明本是个爱开玩笑、滑稽幽默的人，突然变得严谨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每说一句都深思熟虑，他的弟弟、妹婿们觉得奇怪，王阳明郑重地跟他们说：“我过去太随便了，失之于放逸，以后将收心内视，知过必改。”

学做圣人的历程是艰难的，但对于真诚的人来说，越是艰难越生动。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中了举人，就住在京城。龙山先生的官署中多竹（这种爱好，来自竹轩先生），王阳明就以竹为对象来体验格物致知的道理，他太认真、太投入了，没有体悟出格物之理反而得了一场病。这对他是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像贾宝玉看见有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一样，王阳明此刻认定“圣贤有分”，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

动摇了自信也就动摇了信仰，当圣贤没份就争取俗世的荣华吧，他遂与世俯仰，潜心于考八股的辞章之学。然而，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会试中下第了。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本有的名士气因为放弃了当圣贤的自律要求，遂故态复萌，拿起笔来就写，一挥而就，诸位大老异口同声地说：“天才！天才！”然而都在心中核计：“这个人若取上第必然会瞧不起我了。”来科会试，王阳明果然被忌者踹了一脚，又落榜了。别人落榜后感到羞愧，王阳明却说：“人们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又是圣贤口气了。

当时，边患仍频，朝廷访求将才甚急，王阳明跃跃欲试，凡兵家秘籍，莫不精究。他认为朝廷武举制度仅选拔骑射搏击之士，网罗张飞式人才而已，而不能选拔出有韬略的统帅，收获不了诸葛亮式的人才。他本人则留情武事，每遇宾宴，就将果核列阵以为戏。他本人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积累，日后竟大有用场，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罕见的能够立下赫赫军功的儒生。

王阳明并没有去参加武科参试，因为武科出身不算正途，地位偏低，宋朝开始文官管武官以防军人造反，以后成为定制。王阳明也只是有这方面的潜能而已。“乱世喜谈兵”也是文人的传统。王阳明二十八岁时以新中进士的身份写给皇帝的《陈言边务疏》却是相当老到、切实有用的专家意见了。难怪不仅专讲道德的儒生批评王阳明“只是霸术”，就连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儒生也说王阳明“纯是霸术”。

王阳明是复杂多变的。他刚研究杀生的学问，转而又去养生，去练什么导引术、长生术；读了朱熹“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一类的话又悲凉复生，痛心自己当不了圣人，“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就想“遗世入山”了。然而又去会试，中了又去当官。当官不久，又想回老家，请病假回到阳明洞中又想出来大干一场。他东奔西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那颗想当圣人的灵魂得不到安顿，多方探索，遍寻不得。不善变，株守一隅，早就定型了，王阳明也就成了一个辞章家或什么专门家，难以从祀孔庙成为旷世大儒了。

圣人可学而至，却须学无常师。

二、知行合一心路难

最后成功了的人，人们会发现他以前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向那个光辉的顶点；最后失败了的人，以前的每一步则都是伏笔。王阳明入了诏狱，就他的仕途而言是个重要挫折，就他的思想历程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进修机会。他在那锦衣卫监狱里想了些什么呢？他的《狱中诗十四首》披露了若干蛛丝马迹：——我辈应该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然而却身陷囹圄，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要想全身归田间垄上亦不可能了。牢房大概是人间最要命的栖息地了：“窒如穴处，无秋无冬。”阳光再强大也照不进来，晚上还有狡黠的耗子来同床共枕。然而王阳明就是王阳明，他大喊一声：“悠悠我思，曷其极矣！”并不心如死灰，也不以头抢地；却感到这个囚室真比得过颜回的陋巷了。而且就像秦汉之间的齐鲁儒生，兵临城下依然书声琅琅、弦歌不绝，王阳明在狱中尤有二三同志，于“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身遭桎梏时体会到“至遭良足悦”便是真体悟出孔颜乐处了。他有了“洗心见微奥”的心理感应，用他后人的话说就是“心动”了。他是在“努力从前哲”的勖勉中离开狱中同志、踏上远投龙场驿之路的。

去龙场驿的路上，他在朝不保夕的情境中依然思考着是沿着陆九渊的路走，还是跟着朱熹走的问题：“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但他已有了合而为一的倾向：“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很快就偏向陆九渊了。他劝朋友：“愿君崇德行，问学刊支离。”

初到龙场，举目无亲自不待言，他这芥豆大的官，自然也没人搭理。偶有同僚来问讯，但语言与表情均粗鲁不堪，使敏感的王阳明甚至觉得时来造访的家猪、野鹿更亲切一些。而且连起码的官舍也没有；他只得自己盖了一个不及肩高的草屋，但他已度过了千难万险，这已经让他安全而舒展了。尽管这草屋迎风飘摇，下雨漏水，他需借酒浇愁来抵挡黄昏残照的悲凉意，他还是能自家料理回肠直。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古洞（“东洞”），起了个颇可慰藉的名字：阳明小洞天，在这里过起了初民的日子。岩石那天然的窦穴就成了他做饭的灶台，大而平的石块便成了他的床榻。依然爱好清洁，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还是手不释卷，灶前榻上漫无目的地堆着书。他心里想着，这正是锤炼恬淡境界的好时候。这种奉旨隐居的有巢氏式的生活，让他体会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远离了尘嚣，摆脱了俗人的聒噪，即使永远告别那显赫的荣耀又何陋之有？

这实在是靠精神胜利法来转败为胜。有时居然吃不上饭，他便用孔子在陈蔡绝粮来自况。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刨食时，他自然想起了采薇的伯夷、叔齐。不平静时便想起了浩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他用“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的道理来缓解无力回天的悲怆。

精神胜利法不灵光时，竟泪如雨下，五内如摧。尤其是冬天来了，阳明小洞天只是洞而已，不见天日，又没有多少御寒的衣服，霜雪凝在洞口，是真正的寒窑。他的健康大受摧残，日后东征西讨时常病得东倒西歪的，都是此时留下的病根在作怪，他后来屡屡给皇帝上书请病假，请致仕退休，也都提到是这段岁月把他搞成了病夫。

但是，他那一套圣贤气派终于感化了当地人，他们渐渐敬爱他，便想办法把他从穴居生活中解放出来，给他盖了一套房子，这便是载诸史册的“龙冈书院”，还有“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听着玄妙其实只是普通房子的住宅。

尽管当时刘瑾的气焰依然嚣张，但过去的学生们都聚拢而来，给王阳明带来巨大的安慰，像失业人有了一份惬意的工作，像荒村野店中突然找到了伙伴，因为他又营造出了往昔的人文环境，他们可以构成别一世界了。恢复了那种问学讲习的生活，给了阳明深刻的愉悦，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讲习性所乐。有了这些“谈笑无俗流”的学生，他感到实现了孔子所赞同的沂而风、咏而归的曾点志向。

淡泊生道真，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王阳明终于豁然贯通、证悟大道了：经过长久的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沉思，他觉得诸种杂念都化解了，比心如明镜还要透快，他觉悟到“明镜亦尘埃”。一天深夜他在梦中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把仆人学生吓了一跳，惊异地看着先生像练气功的人在发动似的抖动，身不由己地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王阳明对他们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是错的，以后要由里及外了，以我心为天渊和主宰。所谓格物致知不是像朱子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应该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而且所谓‘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他指着窗外的花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所谓的“龙场驿大悟”，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王阳明就觉得是在梦寐中有人告诉他的。这个人当然不是什么神仙，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愫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了一份确认，是经过长期摸索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自己后来说是“良知”出来了）。当然是一种心理主义的信仰，而非实证主义的论证；是一种美感式的确信，而非学术化的推论；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虚的能生出实的来，王阳明“大悟”之后，顿觉过去二十年错用了功夫，他现在终于找着一条新的吻合圣道的路径。三十八岁这一年，他标举出了“知行合一”的口号。也正好有了讲坛，他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这也是学说给他带来的好事。贵州的提学副使席元山来问他朱、陆同异之辨，他不讲朱、陆各自的主张，而大讲了一通自己的“大悟”。席元山怀疑而去，第二天又来，王阳明给他讲了一通“知行本体”的思想，并用自己新著的《五经臆说》来佐证，就是用经书上的格言来印证自己所言不谬。席元山越听越有味，连来了四趟，豁然大悟，以为“复睹圣学”，抓紧修整贵阳书院，亲自率领着贵阳的秀才们去迎接王阳明。王阳明遂告别了处于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告别了那个充斥着“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中土人来了就难以生还的地方。

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操作简便，意义深远。他对学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实际上就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世上有一种人，糊里糊涂地任意去做，根本不反省对错得失，一派胡为，纯属冥行妄作，必须向他们灌输知而后行的道理。另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捕风捉影地瞎琢磨，必须跟他们讲行而后知才是真。这都是因病发药，其实知行是一体的，从我心求本体，才能克服支离破碎之病。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知道应该孝敬父亲、尊敬兄长，可是却做不到，这充分表明知和行是两件事。而且知行歧出不是自古而然的文人病吗？”王阳明说：“这只是被私欲隔断成两橛了，这正是应该克服的毛病，去掉私欲就能恢复本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真去行孝行悌，才能说他知孝知悌，他只说些孝悌的现成话，怎么能承认他知孝悌？这不是小病痛，是要命的大毛病！到处都是这种言行不一的奸巧小人，士风堕落，政事不举，根源就在于这种伪诈不实的风气。我呼吁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对治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诚是第一义的，所谓‘格物’就是正行。”

他的一号高徒徐爱说：“我总觉得您说的与朱子的‘格物’之训不能相合。”

王阳明说：“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强附会，从外往里用功，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天下之物如何格得尽？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的意？其实天底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讲‘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所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他另外一个不太有出息的学生叫孟源，有好名的毛病。王阳明不断地批评他，一天刚训完他，他的同学来向老师汇报近来的功夫，并请老师指正。那个同学刚说完，孟源便说：“这不过刚找着我旧时的家当。”王阳明说：“你病又发。”孟源色变，正想辩解，王阳明说：“这是你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这么一棵大树，雨露、阳光、地力只滋养这个大根，四旁种上再好的作物也长不起来。必须伐去此树，纤根不留，才能种植别的好东西。否则，你再耕耘培植，只是滋养得此根。我常说的格物即正心、正行也是这个道理。”

王阳明对学生们讲：“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也便是行了，譬如你知饥，已自饥了，你知寒，已自寒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所悟的“格物之旨”就是把朱子的从外面做功夫变成从内心里做功夫，就是把认识论变成伦理意志。这样做的魅力就在于把做人与做事简易直接地等同起来，找着了实现“内圣外王”这个儒学最高理想的通道。如果你真诚的话，每天都可以觉得自己走在成圣的路上。其基本功夫就是“狠斗私心一闪念”，一分钟都不能放松，“如去盗贼，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逐，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劝。到得无私可克，光光只是心之本体，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放手行事自然无往而不合乎圣道。

当然，王阳明有一套严密的“心物合一”“心理合一”“人我一体”的说法来论证知行可以合一，知行能够合一，知行必须合一。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是极端的唯心主义与极端的实用主义的奇妙的融合，唯心得一尘不染，实用得无所不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专教人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他常说：“我这一套是无中生有之学。”“帝王事业也只从心上来。”他刚说完“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马上又跟着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所以，“行是知之成”。他讲“心”的时候像禅宗，有一学生问他：“己私难克，奈何？”他说：“将汝己私来，替汝克。”颇像各种灯录中都有的那个话头：“将心来，替汝安心。”他讲“行”时又像后来的颜习斋。他倡知行合一学说意在缔造“大人”，这种大人是合圣贤英雄为一体的，既能改造自己更能改造世界的汉子，既会破“心中贼”，又能破“山中贼”。

三、随地指点良知

刘瑾的好日子极短，正德五年（公元 1510 年）他倒了以后，一大批被他迫害过的官员陆续复职。王阳明自诩的“吏隐”生涯也结束了，“却喜官卑得自由”的闲散自在劲也要换一种方式了。这年三月，王阳明被派到庐陵当知县，开始了他在政事上“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的牛刀小试时期。他的执政方针就是“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他上任后先搞调查研究，面对各种诉讼案件、堆满公衙的告状的人，不做任何判断。反而谨慎地从基层选拔出里正、三老，让他们去做听讼、劝导、调解工作，很快人们的怨气化解了，监狱也清静了。他在位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开导人心，关键是让父老去教子弟重伦常、守纪律，破了心中贼就减少了山中贼。

有趣的是牛刀小试时期，刚半年多，他这“亲民之官”就变成高级闲曹中的散官了。正德五年年底他升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正月，他四十岁调入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十月升为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四十一岁那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四十二岁时又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旧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四十三岁升南京鸿胪寺卿，至四十五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才大展宏图，平了宁王造反大事变，成就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旷世奇勋，也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毁谤诽议，步入万死一生的险境，激发出他那三字真经：“致良知”。

王阳明自己说：龙场驿悟道时良知已出，后来不知何故总也不出来。他的“颜回”徐爱说：“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火圣域，粹然大中至正矣。”虽然说王学形成后亦有三变：从所谓“默坐澄心为学”发展到“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达到了“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但这三变之间是递进关系，不是否定关系，而且是直承前三变之第三变“龙场驿悟道”一脉下来的。王阳明的“格物之旨”“知行合一”“致良知”是成龙配套的，贺麟说“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梁启超说“阳明主张‘身心意知物是一件’”，都是在概括他这种“于一处融彻、遂一通百通”的特征，用他二号大弟子钱德洪的话说则是“致良知之学无间动静”。也就是说阳明学之道是一以贯之的——致良知！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则是“随地指示良知”。

王阳明当散官期间偶有“官闲愧俸钱”一类诗句，但差不多是得了便宜卖乖的俏皮话，因为他“性喜讲习”，兼有山水之嗜，视官场为牢笼，当官不误讲学是他的绝活儿。他跟学生说：在官场修炼心体要比在山林多费十倍的功夫，非有同志朝夕切磋才能洗涤尘浊。他也视知心学生为眼耳手足。也许因为他的心学一诉诸文字就要变味、跑调，所以他除了给学生、学友写信论学，是从不动手编写专著来立说的，更不为晋升个国子学教授而“漫从故纸费精神”。莫说汉代经师那种注疏传笺的做法，就连朱熹式的义理解经法，也被王阳明视为“学术误人”的犯罪行为，讥之为“一自支离乖学术，竟将雕刻费精神”。他在龙场悟道后，用《五经》中的意思来印证，处处吻合，曾写就《五经臆说》，但从不示人，钱德洪乘他高兴时请求看看，他笑着说：“付秦火久矣。”直到他死后，钱氏办丧事时才从废纸篓中捡出十三条。“聊将肤浅窥前圣，敢谓心传启后人。”前一句是他的自谦语，后一句则是实况。

他的心传法门，是一套心心相印的“腹艺”，是一场非常微妙的心理战，只能随地讲授，随机点拨，没有棱角分明的逻辑，只有感应，信之则为神，不信便是“闲说话”。它的入门功夫就是“默坐澄心”，滤尽杂念，擦亮心体这面宝镜。他曾用扫地来譬喻：必须天天打扫（相当于禅宗那个“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扫除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天天打扫也是个日新日日新的过程。他离开贵州后很快就“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因为众徒儿“纷纷异同，罔知所入”，不知如何下手，他后来便改为“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惚若有可即者”。但他又很快指出：“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尽管后来初入王门的都需先做一段“默坐澄心”的洗礼功课，但王阳明更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养静是为了收住追逐欲界、色界的心猿意马。把心拉回自己的腔子来就是所谓的为己，同时也是克己的功夫，像淘米一样洗掉私心杂念。这种心传方法跟打仗一样，贵在随机应变，正如《中庸》说的那种“时中”。同样一句话，一分钟前说可能无效，两分钟以后说还可能错了，只有对病发药，“病已则去其药”。他本人也大发感慨：“义理无定在，无穷尽。”这种心法如扶醉汉，左扶右倒，右扶左倒，如打群犬，打跑了西边的东边又来了。

每一次讲论都是一场特殊语境的遭遇战，都是一场悟性的较量，尽管王阳明说每个人都天然具有良知，但有的人的良知被习气包住了，有的人的良知被闻见道理、被意见给遮蔽了。所以见道有迟速，悟力有深浅，事实上是龙生九子，九子不一。但王阳明觉得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他总是告诫学生不要好易恶难，那样便会流入禅释邪路，识不得仁体，“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事勿以为难而疑之也。”钱德洪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透快。吾党颖悟承速者，认虚见为真得，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徐爱之所以给先生记录编辑《传习录》（这是王阳明的第一本著作，还是语录体）就是为了纠正那些“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因为“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徐氏自言：“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王阳明明确以颜渊相比的一号传人（这位王门大师兄“德与颜回同，寿与颜回同”，还是王阳明的妹夫），入道尚如此艰难，更别提那些不沾边的人了，说王学简易得恐怕不入道的居多。因为义理越简越难准确深入地掌握，它要求接受质量对等的体验，它要求接受者要有“直下承当”的宗教情怀。阳明本人深知个中三昧，曾反复感叹：

吾良知三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乎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辜负此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