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 / 1)

乾隆的惆怅 范军 839 字 1个月前

在当时的南宋帝国,临安是个梦幻之所在。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商肆遍及全城,“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梦粱录》),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临安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盛行,正所谓万物所聚,应有尽有。而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也很兴盛。对乡村小子叶绍翁来说,临安是个目迷五色的所在,而岩后村只有单纯的一种颜色——绿色。

或许可以这么说,岩后村只是乡村风景,是简单生活的容器;而临安不仅仅是用来生活的,更是承载梦想、奋斗甚至某些人阴谋、夙愿的所在。

走进临安,其实是走进了叶绍翁的宿命。他离开了岩后村的那片绿色,只身进临安,此举不仅串联起他生前的家族往事,也毫无疑问影响了他此生的命运路径。

其实,那样一个年代,主战与主和之争,其结果会影响帝国的每一个人,当然更会影响到主战派的后人叶绍翁。尽管此时年轻的他,对此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叶绍翁不知道,主战与主和之争,自始至终都牵动着临安城的权力中枢神经。祖父已然仙逝,岳飞也含恨而死,主战派销声匿迹。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经过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这实在是一种屈辱的存在。从岩后村一片虚幻的绿色走出来,叶绍翁突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再走回到那片绿色中去。男人的责任与担当,特别是作为主战派的后人,他此刻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临安是什么,大兵压境下的临安是沙场,男人的沙场。只是叶绍翁的起点太低,欲对时局有所作为,他非得进入权力高层不可。但是很显然,帝国擢拔人才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叶绍翁即便如自己的祖父李颖士一般,通过科举高中进士,也必须从类似于“处州刑曹”这样的底层工作做起。而高中进士,对一般人来说,也绝非等闲之事。在仕途艰难之时,叶绍翁开始与高官真德秀过从甚密。这其实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一种曲径通幽。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挽救帝国,那就想方设法去影响有能力挽救帝国的人,比如真德秀。这是叶绍翁式的壮怀激烈。真德秀是叶绍翁的老乡,也是龙泉人,作为南宋著名政治家,真德秀一度官至正二品副相。叶绍翁之所以与真德秀过从甚密,或许是想在他身上,寄托自己救国、强国的梦想吧。

最开始的时候,真德秀的所作所为让叶绍翁看到了曙光。嘉定元年(1208年),升任太学博士的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声讨。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中旬,真德秀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叶绍翁得知此事,一度兴奋地以为,帝国还是可以触底反弹的,但一切到最后竟是幻相。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奸相史弥远去世,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任右相,而真德秀的职位仅仅是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虽然在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升任参知政事(副相),但此时的他已经患病,来不及有所作为,仅一个月后就罢政了,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真德秀病逝,享年58岁。一切演绎得如此仓促,叶绍翁如看一出人间悲喜剧,看着他曾经寄予厚望的真德秀就这样匆匆离去,那悲伤,仿佛梦想破碎一般,痛在心里。

后真德秀时代,叶绍翁专心致志做的一件事就是撰写《四朝闻见录》。所谓四朝,从高宗朝始,历孝宗、光宗朝,至宁宗朝止。叶绍翁将这四朝的消息,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他想看看在这人间,在这帝国,如果耐心等待,是否会有春回大地的消息。此时的叶绍翁,虽然明白自己是主战派的后代,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帝国局势的旁观者和记录者。他不再是权力局中人,甚至也不能影响拥有巨大权力的那些人。而帝国的局势却是每况愈下。南宋在宋孝宗时期以及后期虽然有过数次北伐,却都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西边与西夏和大理为界。所谓苟安于江南,不再有北望之念。甚至到宁宗朝时,奸相频出,朝政糜烂不堪,而此时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开始崛起。蒙古人在灭掉金国之后开始大举入侵江南的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至此越记录越惊心。他终于明白,自己在这样的家国存在,是一个悲剧。

他必须要突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