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南宋帝国，临安是个梦幻之所在。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商肆遍及全城，“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梦粱录》），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临安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盛行，正所谓万物所聚，应有尽有。而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等也很兴盛。对乡村小子叶绍翁来说，临安是个目迷五色的所在，而岩后村只有单纯的一种颜色——绿色。

或许可以这么说，岩后村只是乡村风景，是简单生活的容器；而临安不仅仅是用来生活的，更是承载梦想、奋斗甚至某些人阴谋、夙愿的所在。

走进临安，其实是走进了叶绍翁的宿命。他离开了岩后村的那片绿色，只身进临安，此举不仅串联起他生前的家族往事，也毫无疑问影响了他此生的命运路径。

其实，那样一个年代，主战与主和之争，其结果会影响帝国的每一个人，当然更会影响到主战派的后人叶绍翁。尽管此时年轻的他，对此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叶绍翁不知道，主战与主和之争，自始至终都牵动着临安城的权力中枢神经。祖父已然仙逝，岳飞也含恨而死，主战派销声匿迹。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经过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这实在是一种屈辱的存在。从岩后村一片虚幻的绿色走出来，叶绍翁突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再走回到那片绿色中去。男人的责任与担当，特别是作为主战派的后人，他此刻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临安是什么，大兵压境下的临安是沙场，男人的沙场。只是叶绍翁的起点太低，欲对时局有所作为，他非得进入权力高层不可。但是很显然，帝国擢拔人才的空间，实在是太狭窄了。叶绍翁即便如自己的祖父李颖士一般，通过科举高中进士，也必须从类似于“处州刑曹”这样的底层工作做起。而高中进士，对一般人来说，也绝非等闲之事。在仕途艰难之时，叶绍翁开始与高官真德秀过从甚密。这其实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一种曲径通幽。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能力挽救帝国，那就想方设法去影响有能力挽救帝国的人，比如真德秀。这是叶绍翁式的壮怀激烈。真德秀是叶绍翁的老乡，也是龙泉人，作为南宋著名政治家，真德秀一度官至正二品副相。叶绍翁之所以与真德秀过从甚密，或许是想在他身上，寄托自己救国、强国的梦想吧。

最开始的时候，真德秀的所作所为让叶绍翁看到了曙光。嘉定元年（1208年），升任太学博士的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声讨。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中旬，真德秀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叶绍翁得知此事，一度兴奋地以为，帝国还是可以触底反弹的，但一切到最后竟是幻相。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奸相史弥远去世，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任右相，而真德秀的职位仅仅是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虽然在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升任参知政事（副相），但此时的他已经患病，来不及有所作为，仅一个月后就罢政了，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真德秀病逝，享年58岁。一切演绎得如此仓促，叶绍翁如看一出人间悲喜剧，看着他曾经寄予厚望的真德秀就这样匆匆离去，那悲伤，仿佛梦想破碎一般，痛在心里。

后真德秀时代，叶绍翁专心致志做的一件事就是撰写《四朝闻见录》。所谓四朝，从高宗朝始，历孝宗、光宗朝，至宁宗朝止。叶绍翁将这四朝的消息，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他想看看在这人间，在这帝国，如果耐心等待，是否会有春回大地的消息。此时的叶绍翁，虽然明白自己是主战派的后代，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帝国局势的旁观者和记录者。他不再是权力局中人，甚至也不能影响拥有巨大权力的那些人。而帝国的局势却是每况愈下。南宋在宋孝宗时期以及后期虽然有过数次北伐，却都无功而返。南宋和金国形成对峙局面，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西边与西夏和大理为界。所谓苟安于江南，不再有北望之念。甚至到宁宗朝时，奸相频出，朝政糜烂不堪，而此时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开始崛起。蒙古人在灭掉金国之后开始大举入侵江南的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至此越记录越惊心。他终于明白，自己在这样的家国存在，是一个悲剧。

他必须要突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