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却遭到了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光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人的坚决反对。一场关于“国本”问题的较量让皇帝变得心力交瘁。

事情得从十二年前的那个冬天说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日，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不过在皇帝心中，那个冬夜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关于梦的结果，他倒不是很在意。彼时，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笃信嫡长子继承制的大臣们刚开始是毫无察觉的，因为皇帝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之时皇帝没什么动静，但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厚此薄彼，都说母以子贵，皇帝对朱常洵之母如此厚爱，会不会在立储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呢？申时行不安了。那个正月刚过，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就向皇帝提出立储问题。立储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关系国家存亡根本，所以称之为“国本”。申时行为了促请皇帝早立太子，举例说明本朝的先例，说：“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这时立为太子，不算太早。最主要的是可以“正名定分”。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争国本”运动。而这样的较量事后证明，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万历二十年（1592年），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已经十一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万历皇帝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皇帝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儆效尤。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皇帝的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万历皇帝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故事的翻版，皇帝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也正因为如此，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才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为他心仪的皇三子朱常洵上位做好铺垫。但经过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八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毫无疑问，在万历二十一年，皇帝是很有挫败感的。他深陷体制、礼仪、亲情与个人心灵自由的巨大悖论中难以突围，日子过得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