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593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

它是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这一年，有两个名人去世了，李时珍和徐渭。另一些名人不约而同地出世——洪承畴、孙传庭、周延儒等，他们注定要在大明王朝未来的舞台上，演绎一曲曲悲欢离合的戏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帝国在起承转合的历史规律下，还在循规蹈矩地行进着，虽然前途未卜。这一年，意大利人伽利略（Galileo）发明了气温表。而在英国，“只懂得一点点拉丁文和很少的希腊文”的二十九岁的莎士比亚写下两部作品：《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和《驯悍记》。他更为知名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要在第二年才开写。众声喧哗中，明帝国一个失意的中下层官员在这一年遭遇了遂昌。他便是汤显祖，四十三岁，刚从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职。汤显祖在徐闻做典史已经差不多两年时间了，典史又叫添注，是个编制以外的官员，并不分管具体事宜，可谓体制外临时工。而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九年，汤显祖还是一个官居六品的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如果不上那篇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的话，此人极可能被首辅申时行、次辅张四维等保举参选庶吉士而入选翰林院，日后成为一名内阁大学士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汤显祖注定要在万历二十一年来到遂昌。因为他此前在两千多字的《论辅臣科臣疏》中说：“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又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关键是汤显祖认为：“皇上执政二十年，前十年张居正把持朝政，后十年申时行专权误国，二人虽性情不同，但结果一样，都以个人的意志结党营私。”这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言，它不仅得罪了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也让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汤显祖对万历皇帝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前十年被张居正所误，后十年被申时行所误，果真如此的话，皇帝的英明、伟大、正确到哪里去了？由此，一道圣旨将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徐闻县为典史。一年之后，汤虽然遇赦，调回浙江遂昌任知县，可情形却好不到哪里去。当时的遂昌虽然是个县，却是处州府下差不多最弱的一个县。面积小得可怜，“斗大小县”，地理位置偏僻，处于“万山溪壑中”。由于“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汤显祖诗文集》），以至于这个地方“赋寡民稀”，老虎和盗贼竞相出入民舍，其蛮荒程度，与徐闻县差不了多少。

这其实还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从一处偏僻移至另一处偏僻，从地理蛮荒到心灵蛮荒，皇帝仿佛在报复汤显祖，试图从肉体到心灵都摧毁他。毫无疑问，汤显祖面临着一场挑战。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仕途中人早在二十一岁时就中了举人。如果他是蝇营狗苟之辈的话，本可以在1577年（万历五年）、1580年（万历八年）有两次机会得以高中进士，条件是和当朝首辅张居正合作，掩护他几个不学无术的儿子取中进士。因为在当时，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一个是汤显祖，另一个是沈懋学。张居正的想法是让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与他儿子同时上榜，成为进士科的同年，以遮人耳目。沈懋学照这个法子做了，得以高中，但是汤显祖没有。虽然张居正的叔父在这场交易展开之前曾经屈尊到汤显祖家中，与他商谈合作细节，但汤显祖却拒绝了这场看上去可以取得双赢的合作。他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汤显祖这句话事实上泄露了他性格或者说命运的密码。性格即命运。如果不肯同流合污，那命运大抵是要形单影只的。汤显祖最后之所以以半隐居的方式从官场后撤，以文学滋养自身，以为其心灵转场的支撑点，这背后的逻辑关系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拒绝跟张居正合作，自然也会拒绝跟张四维、申时行合作，只要这种合作有违程序正义。张居正死后，坐上了相位的张四维、申时行也曾尝试诱以翰林的地位与汤显祖展开交易，汤显祖都不愿意走捷径。直到三十四岁之时，汤才以一个非常低的名次中了进士，从而展开其无人喝彩的仕途之旅。从举人到进士，汤显祖拒绝**，孤孤单单地走了十三年，最后才勉强以一个七品官的身份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南京的文化气场确实是很强大的。作为帝国的留都，南京的官员们多无实权，他们或放浪形骸，或曲径通幽，试图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挤进京师权力场，以体味权力带来的实惠与荣光。但汤显祖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与当时南京的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等戏曲名家展开切磋，或行诗词唱和，活得不亦乐乎。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汤显祖为什么会在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或许能读出其背后的性格基础与逻辑基础——书生论政，是不屑于在人情世故上做什么文章的。

所以，在个人命运的曲线图上，汤显祖注定要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来到遂昌。而当时的遂昌，显然没有做好拥抱汤显祖的准备。她事实上也不可能拥抱任何人。在浙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遂昌，历来不是权力中心所关注的一个县域。遂昌只是浙江处州府下若干个偏远小县之一，即便是处州府，也远不如当时的婺州（金华）府、温州府在政治版图上来得重要。所以汤显祖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目击遂昌时，所看到的“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场景，实在是帝国疏于治理的一个证明。帝国版图太大了，需要重点治理的地方又来得多。或许在皇帝眼里，像徐闻、遂昌之类的地方，本来就是作为被贬官员流放的场所，越荒凉越好，遑论治理。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汤显祖四十三岁，如果以人生七十古来稀来衡量，他的人生早已过半。在不惑之年与知天命之年的夹缝中上下不靠地晃**，汤显祖似乎依然不愿意世故。在发现了遂昌的山水之美后，汤开始了他的心灵放逐。妙高山、含晖洞、青城山、小洞峰（大峰岭）、东梅岭、唐山寺等，汤显祖一一体会山水的静美无言。当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汤显祖不敢将大自然的静美专属于自己。在来到遂昌后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末五子之一、戏剧家、诗人屠隆前来拜访，汤显祖便带着他游青城山、白马山、飞鹤山、三台寺、妙高山等遂昌美景，一一为其指点精妙之处，俩人共同陶醉于山水之乐。汤显祖不仅将这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带给屠隆，另外也将这快乐带给了云游至此的一代高僧达观禅师（释真可）。汤显祖与其同游遂昌境内的唐山寺、赤津岭等地，禅师赞叹说：“天台深处觅高人，几度登临无一身。却上唐山寺里看，池清影现妙通神。”对于汤显祖寄情于山水之间，忘却人间烦恼，这位一代高僧显然是羡慕嫉妒恨的。他在口占《题留汤临川谣》时云：“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赚我千岩万壑来，几回热汗沾衣裳。”汤显祖听了，哈哈大笑，颇有拈花微笑的意思。

汤显祖在遂昌的心灵转场不仅体现在寄情于山水之间，也在于他将人生着力的重心点从仕途转至文学之上。于无人喝彩之时，汤显祖实现了自我救赎。他在遂昌之时，不仅改完了完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紫钗记》初稿，同时还开始了《牡丹亭》的构思和创作。汤显祖写《牡丹亭》，当是其绝意仕途，笔耕以终老的一种证明吧。当一个仕途中人，不再关心权力场上的风吹草动，而是关心子虚乌有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为人间至情至爱牵肠挂肚、呕心沥血之时，汤显祖显然与万历二十一年帝国官场上其他同僚自觉拉开了距离。他在该剧《题词》中有言：“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表面上看，汤显祖是在研究爱情，其实质则是反程朱理学，肯定人欲，追求个性自由。这实在是一个官员的思想异动，是其“官非官，终去官”的心理基础。因为在当时的大明帝国，程朱理学是官场中人处事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根基，但汤显祖在遂昌却开始了静悄悄的蜕变：从官员的队伍中后撤，从世俗的评价体系中后撤，终于将自己后撤成一个品格独立之人。当然独立的代价是巨大的。汤显祖在四十九岁时弃官回家，而遂昌终成其心灵转场的最后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