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大多远离战火，但战火，往往不请自来。水乡与战火，最柔弱遭遇最粗鲁，有时候成就的是“风骨”一词。

碧湖是有风骨的。就像水稻可以弯腰，但那是因为果实的沉甸甸，而不是因为媚骨。这也是稻作文明酿就的正直品格。从市井到风骨，这是一个古镇的气象或者说格局。元末明初，碧湖高溪村人叶琛作为浙东四君子之一，宁死不降，成就的不仅是一块平原的风骨，也是人文的风骨。

阙麟书（1879年—1915年）也是碧湖镇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加入处州双龙会、光复会、同盟会，策动反清起义。光绪三十二年东渡日本，三十三年初应秋瑾之约回国，参加起义。宣统元年（1909年）冬发动温、处会党武装起事并遭捕入狱。民国2年（1913年）3月至南京，受宋教仁荐推为同盟会浙江支部代表。次年进行反袁活动，民国4年（1915年）4月2日在上海霞飞路遭袁世凯党徒伏击，重伤身亡。一个碧湖人的脚步，走在时代嬗变的关键节点上，每一步都感受到大地的脉动，每一步都有历史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所以孙中山闻讯唁电称“劬劳未报，松柏先摧”，表达惋惜和崇敬之情。阙麟书的遗体后归葬碧湖三峰村，他是碧湖之子，呈现的是仁人志士的风骨。

抗战开始之后，小小的碧湖古镇当时没有想到，战火会让它挺身而出，承担民族的苦难，也承担它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省国民政府南迁，碧湖古镇不仅承载了一部分办公机构，也用它的稻米养育了一千多名难童——杭州沦陷，为了解决沦陷区流散在各地的难童寄托问题，设在碧湖的“浙江省第一儿童保育院”抚养流散难童近千人。如果我们现在重新审视当时保育院收容儿童的规定，或许能发现碧湖古镇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民族未来复兴的种子：

（1）阵亡将士之子女；（2）抗战将士之子女；（3）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4）救亡人员之子女；（5）战区灾童。

而且保育院不仅仅是抚养，更重要的是教育。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学业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可以报考各省立中学公费生，寒暑假则要依靠保育院这个“家”来生活。保育院从1938年6月创办于碧湖，到1942年5月，因日本侵略军进犯丽水，全院师生撤至云和，头尾差不多四年时间。碧湖，以它的沉默与坚持，呈现了一块平原的宽容与接纳。保育院斜对面，就是沈氏宗祠。市井与风骨，传统与现实，就这么相互依存，拓展了古镇的外延，丰富了古镇的内涵。

当战争远去，和平重新降临江南，古镇完成了自我修复。它隐藏好曾经锋芒毕露的风骨，让市井的温煦重新陶醉每一个曾经慌乱绝望的心灵。这是世俗的力量，也是通济堰的水生生不息，养育它子民的莫大功绩。水稻是永远不会说谎的，就像果实永远回报辛勤耕耘的人们。市井的炊烟袅袅升起，那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安详的人间滋味。事实上，风骨不是这个镇子的主旋律，古镇更多的属于市井，属于一地鸡毛、家长里短。

从街巷名称看碧湖古镇，大约可以发现，战火也好，政治也好，都敌不过寡淡的日子以及深沉宽广的脚下土地。柯枝巷在碧湖人民街上街地段，清代时多苦梓树，又方言谐音，故名；踏步头巷，古时溪流经此，设有埠头，俗称踏步头，因名；力田巷因巷尾朝向田畈，人们以不用尽力气，不长五谷之意，取名力田巷；双眼塘头，一九六六年曾名胜利路，于一九八三年恢复原名。因此地两水塘相接，且有塘埠头，故名；柳里巷，以柳、李两姓始居得名柳李。后因方言同音，演变为今名。一九六六年改名跃进路。一九八三年恢复原名……这些街巷的取名，很接地气，仿佛刚刚洒上汗珠，也曾流过泪珠，当然更有过欢笑。它不像杭州雨巷那么文艺范，很碧湖，很乡土。可以这么说，古镇的生命力或者说底子，终究是由这块土地上的子民创造。他们拥有最朴素最直接的话语权。

碧湖大街上，沈广和南货店、沈广裕百货店、叶阳春布店、魏德和堂药店、程聚茂糕饼店，还有银铺、饭馆、瓷器、水产等商店也永远不会因为战火被摧毁。哪怕暂时关门了，时局好转，又会热热闹闹地开门营业。碧湖老商铺临街一面没有墙壁，都是木制店门。一大早开张，伙计们就忙着卸店门，街上开始摆满各种小吃摊和水果摊，旧时碧湖民俗中，唱碧湖鼓词的艺人，把大鼓敲得咚咚响；卖梨膏糖的艺人竹竿支起高台，“来得法”“来得乐”，营造了一个小镇的热闹。小孩则东奔西跑玩他们的游戏。一片嘈杂声中，人间烟火气开始弥漫。

所以江南的小日子永远是没心没肺，毫无心机。它不需要格局，不需要算计，即便是鼠目寸光，也挺好，因为它意味着知足常乐。一头小猪一个老婆，三两个孩子一亩三分地，这块平原上的人与情感，关起门来就可以解决。

简单而真诚，却隽永而源远流长。碧湖古镇，那是一整个江南的气息或者说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