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圆之梦
又一次回到故乡，青山依旧绿水长流的楚门小镇，永远是我魂牵梦萦的念想。而站在心头梦里痴痴记挂的故乡街头，却觉得有几分陌生起来。
街市依稀尚有旧时的模样，所多的是繁华人气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所缺失的也许不过是那些只存在记忆中的往日笑容，但是缺少了那一个最亲爱的人，小镇于我，便似失去了魂魄和灵气；我在小镇，仿佛也失去了主心骨一般，茫然而不知所措。
这个人，自然便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算来母亲故去已近二十载，然而每当忆起，母亲的音容笑貌，便如永不消逝的画面，一幕幕历历再现，真切如同昨日。
兄长叶鹏曾请人为母亲画了一幅神态毕肖的油画：画中的母亲素衣如故，白发斑斑，慈容可掬，而捧绣花绷的那双手却很年轻，纤纤十指白皙秀长，恰如青春少女飞针走线的模样。我对于画家作出如此“矛盾”的构思十分讶然，凝视良久，终于领悟了构思者的别出心裁：芳年易逝，劳绩永存，作为一个用银针挑走自己的一生，也挑起了全家生涯的母亲，她那双曾被缝纫绣花的丝线拉得十分粗糙的手，那十根无一不布满针黹痕的指头，在我们儿女心中永远不会老化，在我们儿女心中，那是一座永远青春的雕塑。
十九年前为母亲送葬的情景一一掠过眼前。
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五月，四百余自发集合来为母亲送葬的乡亲，切切说明了她的人缘。从老宅门口直往东门桥畔的长长队列，在细风细雨中伴母亲走向安眠的青山，令我们这些母亲的儿女再次感涕不已。淳厚的乡亲们以他们最纯朴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一个聪慧善良、经历坎坷的乡间绣花女、裁缝师的全部尊敬。几十年来，声名赫赫的逝者葬礼我见得多多，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女人，我的母亲在人世的最后一程，走得十分辉煌。
在安葬了母亲又按习俗“望山”完毕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久存的心愿：到母亲的出生地响岩去看看。
我们从来只当母亲姓王，从来只把距楚门七八里路的清港当作外婆家，在弟弟妹妹们心中更是如此。因此，我这提议仿佛是一根长长的挑棒，尘封的往事随着“响岩”这个地名，响亮地炸在大家心头。
母亲其实姓李，清港的外婆其实是我们的姨婆，响岩李家才是母亲真正的老家。
沿着盘曲的山路蜿蜒而行，越来越高的陡坡仿佛把响岩人日子的艰难都曲曲折折地写在了行路人的心中，于是，还未到达母亲在世上唯一而真正的亲人舅舅家，久远之前发生在响岩李家那些难以言诉的赤贫和灾难，就像这灰暗天色浓浓地压在心尖。
母亲生前极少提起响岩这个家，是幼年太深的伤痛使她根本不想回忆？是姨父姨妈比亲生父母还深的恩情使她只愿过早地忘却？拖着酸痛不堪的双脚终于走进响岩时，找到了答案的我，眼前升起了一幅图画，那是凡·高的《吃土豆的人》。
母亲去世后，我还有一种深深的痛惜，痛惜母亲把太多的往事以及她身世中最隐秘最苦涩的部分带走了，这其中，就包括她那令人涕泣的童年。在隐忍痛苦上，母亲毫无例外也是最坚强的。
于是，我们只从母亲童年的一个并非嫡亲的姐姐，一个出色的民间故事家后来借居我家多年、被我们称为“香兰娘姨”的嘴里，得知了一些点滴往事。
于是，我总算从凄迷冬夜听来的故事中知道了往事的一点枝梢：
母亲3岁那年，病重的外婆知道再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幼女，就叫来了远嫁清港的妹妹。妹妹比她幸运的是，嫁了一位清港无人不晓的出色裁缝聪老司，妹妹比她不幸的是，一直未能生育。这个在当时肯定要归结女方的罪孽，也被心地宽厚的聪老司谅解了。而手艺出色的聪老司，就凭他的一双手，使王家那靠针线度日的小日子过得颇有声色，人到中年后还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轿庄。
外婆英明的选择，使母亲避免了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但她没被穷困沦落几近乞丐的外公卖掉做童养媳。外婆不得不留下舅舅是因为她无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男儿毕竟是李家的子孙。
外婆终于撒手而去。一顶从清港发来的乌纱小轿，隔断了响岩山那浓重悲凉的山影。从投入清港姨婆怀里开始，母亲就被姨公（从这会儿起，他们就是我母亲眼里的亲爹妈了）心肝肉儿地疼爱，从此，母亲也只记住了自己已经姓王，从此，清港人也都得知了裁缝王子聪老司有了一个眉清目秀活泼伶俐的娇女，取名翠英。
外公聪老司对母亲，乃至对后来收养的一个义子、一个过房侄子，并不一味骄纵，他对于母亲，更是位慈父严师。母亲6岁时入私塾课读，外公又不失时机地教她女红。摆设在家中的几座供出租的花轿上的披挂，更是如影相随的直观教具。心灵手巧的母亲，似乎天生是个与银针丝线结伴的女孩，香兰娘姨绘声绘色地讲过我母亲在9岁时绣的花鸟龙凤，是被清港镇多少人误认为聪老司亲出的手艺。
我的外公的确聪明过人，他自己虽只粗通文字，但他断然让爱女去读私塾，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港小镇，无疑是桩了不起的很有眼光的举措。在感念外公恩德的同时，我不禁又忆起母亲曾经有过的对外公“革命不彻底”的薄怨：如果你外公能让我到外头多读几年书，我后来就不是这般遭遇了。
尽管如此，母亲的才艺还是像她那乌油油的长辫和俏丽的相貌一样，成为小镇人最注目的对象，香兰娘姨说过，那时清港镇年年有庙会，庙会上看母亲的眼比看戏台上的还多。而从出自母亲的针线与外公的难以分辨时，外公的轿庄生意越来越红火，因为远近几十里的办亲事人家，都要来租聪老司的花轿及她女儿亲绣的凤冠霞帔方能称心如意。
母亲就这样成为清港镇百里挑一的女孩儿。如果不是外公聪老司过早亡故而目不识丁的外婆又被花言巧语所**，母亲的莫名其妙的婚约就不会发生。当母亲终于以乡间少女少有的才智和勇气反抗了这个包办婚姻以后，她万万没料到后来又同样陷落在轻信的罗网中。庙会上结识的父亲，风度翩翩又相貌堂堂，他熟络地演出了一套越剧曲目中的纨绔子弟加多情公子的把戏，使母亲立陷情网，等她明白自己依旧成了另一个大家庭的一只笼中鸟，一个需要侍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主妇兼佣妇的角色，而且那位夫人名分在身的“大姆妈”是个沉疴难起的痨病人时，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父亲是寡妇奶奶的独根苗，从小被惯坏了的他，则一如既往地照旧着他的快活人生。他将数十亩田土悉数出租而并不看重它们的收益，只要够了全家的粮米用度便对百项家事不管不问，他以与人合伙经营南货店的名义跑码头做生意，实际上只是为了到各处寻欢作乐看热闹。他关心时事却厌恶官场，轻财重义而有许多朋友，不管这朋友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乡里乡亲，只要是够朋友的他便侠肝义胆。父亲后来对母亲的负情和他那无可更改的身份，曾令少年的我对他痛恨万分；唯一教我感到他作为父亲的可亲之处的，是他在极有风险的年月中，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资助，以及后来被县党史办充分肯定的正义感和爱乡之心。我感受更深切的，则还有他对于学问崇仰，对有识之士的敬慕。即便在家庭陷入困境的年月，他也曾无数次地表达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脱衣当裤，也要使子女深造成有知识的人。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没有和睦过，但就子女受教育这一点，他却与母亲非常默契。
我在母亲所生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哥哥姐姐们远走高飞后，特别在父亲蒙冤劳改而又病死，哥哥这个复旦的高才生因错划右派而发配河南，我也因受株连而失学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时间最长。因而，对母亲在艰难岁月中的劳绩，对她承受生活中的一切变故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受最为深切。
母亲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能够平静如故，是出于她对儿女的无边爱心，而支撑她的信心和生活勇气的，也是对儿女的坚定不二的期望。
当经济生活的一切依傍都失去后，直接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还是母亲手中的那根小小银针。
记得无数个更深人静的夜晚，万籁俱寂，我和母亲相对灯下。我帮母亲做的是下手活，缭边脚、锁扣眼，那时，我们当然都是手工活，一件千针万线缝好的成衣，所得工钱大约是3～4角；那时，一架缝纫机是我和母亲热切想望却断难拥有的工具，因为欠着一笔沉重的债务，我们买不起。而母亲为了挣够全家五口开销的日常用度，她就要教自己的手工速度大致跟上缝纫机。
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无日不在赶速度、抢时间，只要向顾客许诺过的，她从不拖延交货的日期。日子就在这样艰辛的劳作中如扯弹簧一样被拉长了。无数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无数个寒风刺骨的霜晨，陪伴我们母女的只是那根银光闪亮的针，串连我们母女深情的，就是一团团永无尽头的线。
还在母亲四十挂零的年纪时，记得是一个黄昏，她带了我去给人家送绣好的绣品，母亲一如既往地一手夹着包袱，一手牵着我，默默地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忽然，我发现母亲的鬓角有了几丝白发。我为这个发现吓得泪花晶莹：母亲老了，忙碌清瘦长年穿着月白上衣黑布裤的母亲老了，母亲的脚是缠过又立即“解放”的放大脚，不小也不大，但因为长年伏坐劳作，走路于她并不轻松。母亲和我都走得很慢很慢。
母亲发现了我挂泪的缘由后，微微一笑：小呆徒，这也值得哭吗？你们都没长大，妈妈离死远着呢，你看你外婆多长寿，妈连你外婆一半年岁还不到呢！
六十年前的这个黄昏的场景，就这样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屏上，而经过四十年的岁月，我自己也已年过半百，初见那幅油画时，不由得惊觉画家的妙手天成——除了头发如雪，母亲的笑容、母亲的神韵，简直就与当年一般无二。
凝眸细看时，这画中的人像，与我所敬爱的冰心老人颇有神似，而同样神似的，是冰心老人的慈爱与温和，让我一直像敬重母亲一般地敬重她老人家。二十年前，冰心老人听说母亲身体欠佳，特地寄来手书的贺卡，写了三个大字：“春常在”以表达祝福。我特意将贺卡送到家乡告知母亲，母亲的手摩挲着那张红色的贺卡，脸上露出欣慰和满足的笑容，那种心满意足，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母亲创造的热忱和争强好胜，表现在对一切新鲜的公益事业的热心中。抗美援朝时让小学生为志愿军做慰问袋，母亲虽按上级规定，放手让我自己亲做，但她对我这个九岁的小学生实在不放心，于是，从选料到样式，从帮我剪五角星到一针一线地绣字，她都像个严厉的监工，道道工序严格把关，只恨不能捉手代绣。当得知我这个班上最小的学生交的成品成了班上最好的一份并受到老师的表扬时，母亲这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母亲存在我心里的记忆许多，在她生前，我也曾在一些文章里写过她，但不知为什么，如今提笔，我竟变得异常笨拙，往日里写散文、小说的灵气一点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我应该明白。母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时年八十有四，按说也属高寿。事先毫无迹象，发作前她还亲为自己沐浴更衣，“走”得利落且无半点痛苦，所有的乡亲邻里都说老人如我母亲这般“走”法，是三生修来的福气。但我们仍然悲痛难抑，尤其是我——因为心里存了太多的歉疚。
生活虽然困顿，母亲的态度依然乐观而积极。在遭遇坎坷的日子里，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母亲也将我当作儿女中最可依凭的精神支柱。
从那时起，母亲就没有任何形式的休息，除了忙碌还是忙碌。因为，母亲所担负的，不仅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五口人用度，还要逐月偿付大家庭早年欠下的一笔高利贷。少年时，我对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印象尤深，就因为我自己也亲尝过这种酸辛。那时，一到黄昏，我最怕那个梳着牛角髻的老太太来临，她就是我们的债主。她一来，便会将母亲十天半月的劳动悉数掠尽。我还记得自己曾做过歉愧久久的一件亏心事——我在当小学教师期间，虽然工资低得可怜：满打满算20元，但我还是将其中一半交付了母亲。余下的10元交了搭伙的伙食费后，自然所剩无几。但我仍然一元一角地积蓄起来，好买几本想买的书。就在我手里已握着一份可以偿还那牛角髻老太太的大半利息时，老太太又来讨债了。母亲因为此时没凑够这份钱，向老太太央求拖延一些时日，六亲不认的老太太板着脸说了许多难听话。恰好回家的我，心里悲愤交集，可那几本名著又强烈地**着我。犹豫之间，老太太终于走了，但留下的条件自然更苛刻，母亲却一口答应了她。当我在事隔许久以后向母亲检讨我的自私时，明白了缘由的母亲却无比大度地宽慰了我。
因此，在那些长夜劳作的日月中，若是我手中握了一支笔或偏巧有一本放不下的书，母亲在缝纫时，便尽量不同我说话，以免打扰我。那时，穿透静夜的便是母亲飞针走线以及我翻动书页的沙沙声，这如同春蚕嚼叶的声响，这夜磨明月的情景，铸成了我的人生荧屏。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终于买来了一架缝纫机的情景。钱款中，自然也有我在那些年月的微薄稿费。我和弟弟到车站将机子拉来的那天，我觉得母亲几乎将一生的笑容全笑在那一刻。看着母亲笑得如此灿烂，我却勾起了难言的心疼：因为这将意味着母亲劳作的加倍。事实上也果然如此，这架伴随了母亲几十年生涯的西湖牌缝纫机，是在母亲视力完全不济时，才完成了它的使命，后来才又作为嫁妆赠给了妹妹。
尽管母亲以终日不歇的劳作排解着她对所有儿女的思念，但我和我的三个年长的姐姐哥哥，后来都天南地北各一方。母亲所得的唯一慰藉就是我们能享有的探亲假。可是，假期又总是有限，于是，能常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第一刻，母亲就心急慌忙地问我们究竟能住多少时日，而这种回答通常又总难以使她满足。于是母亲又怯着声问能否再多一些日子。当我们有时纯粹是为了宽慰她说些言不由衷的比如可以尽量争取这类的话时，母亲就像孩子般高兴起来，回转身子就下厨，一会儿就端上来一碗鲜香扑鼻的三鲜面。
在中原客居多年，那时没有手机电话和互联网之类的便捷联系，唯一能够收到母亲消息的方式，便是从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弟妹那里收到来信，而每次信中最多的篇幅，便是代母亲写下的一句句嘱咐。虽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叮咛，然而在远离母亲膝下的我看来，每一句都弥足珍贵，随着时间季节的不同，都可以看出更丰富的意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留在母亲身边的弟妹也开始做一点生意，经常外出走动。每次路过或是专程到我所在的郑州，他们都会给我带来母亲托他们捎带的各样东西：往往是故乡最有名的特产水果——楚门文旦，或者是海边的水产，还有母亲亲手做的点心之类。印象殊为深刻的，是有一次小弟来到郑州，带了一种叫作“辣烘干”的干菜，和霉干菜有些近似，但是制作过程却远为复杂，味道咸中带香，回味无穷，是我从小最爱吃的食物。那时母亲已因年老体弱而行动颇为不便，我便问小弟这是谁做的。小弟告诉我，母亲知道他要到我这里来，就盘算给我带点干菜，但是自己无法亲自动手制作，早起在院子里走动散步的时候，就一遍遍地念叨：“我文玲最爱吃辣烘干了，我文玲最爱吃辣烘干了……”左邻右舍听到了，笑着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帮你做就是了。”母亲的脸上于是立即绽放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小弟是当趣事讲的，我听到时却忍不住泪流满面。是的，这就是我的母亲，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自己子女的母亲。做任何事情，她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着想，而永远是把自己孩子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考虑。
尽管有了日渐增多的书信往来，尽管有弟妹和家乡的宾朋不时捎来母亲的问候和有关母亲的消息，但这些仍是无法承担我对母亲的日夜思念，仍是无法让我面对母亲，听她细声慢气地叙说家乡的每一丝变化，听她叙说我们认识的那些人又做了哪些事……有母亲在的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于是，我在生活和工作条件稍微有所改变时，第一个心愿便是将母亲接到我所在的郑州。尽管我那时的住房也十分窄小，但母亲一来，小小蜗居也如幸福洞天。
不巧的是，我刚将母亲接来，就受召去了云南边境采访。其中又居然发生了遇车祸受伤住院的事。这消息，开始当然是封锁的，伤好回家已是50天以后。令我至今纳闷的是，别人对此全无预感，唯母亲恰恰在我遇祸那天，从未有过此类病灾的她，心口疼得厉害。这也许是偶合，可我却宁愿认定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要不的话，又怎么解释她在前年的那个下午，因脑溢血倒地时，远在杭州的我，本来已将电脑学得有点顺手了，却偏偏在同一刻，电脑乱得一塌糊涂，一直“死机”，费老大劲都没调理过来呢！
我唯愿是与母亲的心灵感应，我盼望永远和她有着这一感应。
我最令母亲安慰的，大概就是1979年末四次文代会期间，我将从未见识过大世面的她带到北京。其实，我也只是完成了“顺路捎带”的任务。到北京在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家住下后，我就没有时间陪她。而母亲在那位同学家小住时，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坐下来便忙乎着为她的全家大小赶制棉衣，令这位同学至今感念不已。
弟弟托了在北京出差的朋友，匆匆领她游玩了北京的那些最著名的景点，兴高采烈的母亲把这次出门当作一生中最盛大的节目。她在天安门前的驻足，拄着拐杖登上香山佛光阁的照片，成了她心中永远的风景，成了她晚年最可向人说道的无上荣光。
母亲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不久，我便从小妹处得到消息：年逾七十的母亲，拿出了几乎是她毕生的全部积蓄，为门口的那条小小的勤耕巷装上了路灯！
彼时也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初，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夜晚也依然有许多灯光照不到的角落。而母亲在家乡小巷安装的路灯，破天荒第一次为江南小镇的一角带来了夜晚的光明。路灯装好通电的那一天，不仅是街坊四邻蜂拥而至，连许多住在别处的人们也来看热闹，啧啧称奇之外，更多的是对母亲不住的称许和赞叹。而直到我1986年调回浙江后回到家乡看望母亲时，那路灯依然明晃晃地点亮在小巷街口，依然在为家乡的人们照亮夜晚……
我想，我是大概知道母亲之所以做这件事的缘由。
母亲年事渐高，眼力便愈发衰退，无疑，这是多少年来在油灯蜡烛下接续不断劳作、用眼过度的结果。眼疾加重之时，她心中所想的，却并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光明。为邻居、为路人照亮一方道路，在她看来，是远比自己眼前明亮如昼还要重要得多的事。
过不了几年，母亲的白内障已经使她几乎目不能见，直至这时，她才真正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我听说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将母亲接到杭州的大医院进行诊治。在医院住了没几天，有次我去探望她时，与母亲同病室的一位农村大姐突然跪倒在母亲面前痛哭，从她声泪俱下的诉说中，我才明白，原来善良的母亲在得知她的家境后，把自己身边所有的钱，包括我们兄弟姐妹给她治病的路费和药费，都分文不剩地送给了这位素昧平生的农村大姐。
母亲的这种种善举，在她看来似乎都是分内之事，在我看来也并不意外，虽然不信佛，不信教，但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两桩，却是母亲一直身体力行的信条。这么多年来，她对我们的身教远多于言传。我时常默想，会是前世修了何等的恩德，才让我今生拥有如此伟大而朴素的母亲！
母亲去世周年时，正值我因写作《无梦谷》的最后篇章回了老家。去往墓地的路上，小弟说自己拂晓时做了个梦，梦见母亲对他诉说的件件未了心事。我听着，眼泪再次滴在心里。像小弟这样真切的梦，母亲为何没有让我也做一个？虽然明知这一切都是虚幻，我在这一刹那中，却宁愿自己唯心不唯物！
其实，我用不着嫉妒小弟，其实，母亲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只不过没有那样真切的对话，没有那样舒心的笑容，而常常还是一声盼望我长守身边而不能如愿的叹息。
这叹息常令我心酸愧悔。因为纵然调回南方，我依然无法侍奉在侧，我只能从母亲的这声叹息里品味她的孤独，一个双目失明的八旬老人的孤独；她最喜欢相处的儿女离她最远，她的一切为儿女着想的品性，又令她拒绝我可能为之的操劳；即便在我到楚门去埋头创作的日子里，为了不影响写作，我住在较为僻静的妹妹家。母亲拼命克制与我整日相对海阔天空地聊天的愿望，就像妹妹说的，“很乖”地守候一天，直到黄昏时分我来与她谈说一会儿。于是，母亲总又像个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等待这一刻：她老早地吃了饭，自己摸索着洗了手脸，洗了脚。坐在那把破得不知修补过多少回的藤椅中等待我的到来。我的脚步声一近大门边，她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喊我的声音都因高兴而变了调，那本来黯淡无神的瞳孔，也会有许多光彩。这时候，母亲就一股劲的说自己是“看见”我进来而非“感觉”所致。我当然明白母亲的这个努力取信于我使自己更使我快乐的“谎言”。因为在为她延医请药的过程中，我早已明白母亲的复明，纯粹是奢望。所以，母亲越是做出“看见”的样子，就越是令我心碎。
曾听小妹说起，在母亲最后在家的那段时光，有天早上洗漱完毕，搬来藤椅坐下，竟然吟诵出两句小诗：“日日开门见青山，青山问我几时闲。”是了，这两句小诗是母亲无师自通的自创，辛勤操劳了一辈子的她当是有所感悟而发。
母亲，母亲的心无所不包，但是，她却没能尝享她最应得到的——她最盼望于心的，便是每日晨昏之时听我一声呼唤问安，便是亲眼看看我写的那些作品，哪怕只是那些书摆在面前，让她一页页翻过……可如今，却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我对母亲未了的心愿是这样多，正是憋着这股心劲，我才以母亲为原型，写出了《无梦谷》中的母亲，我把所有的悲痛，都蓄成了心头的泪滴，蘸着这些泪水，我才写出了平生所有的未圆之梦。
《无梦谷》是我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我因它而获得了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在飞向大洋彼岸去领奖的航班上，漫漫长路，我心中翻来覆去的念头就只有一个：母亲，这是为你写的书，你看见了吗？你一定知道了。
因为我们，始终并且永远，是心灵相通的。
《无梦谷》之后，我又相继写出了《无桅船》与《无忧树》。这两本书中的女主人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母亲的影子；特别是《无桅船》中的外婆，有相当一部分故事是根据母亲的经历改写而成的，母亲的善良、母亲的坚强、母亲的聪慧，我都竭尽所能地在书中表达出来，而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没能写出母亲的人格与人性魅力之万一。只是这一遍遍的书写，虽然不能尽然描摹出母亲的魂魄灵气，却也使我在写作生涯中稍感安慰，仿佛每次写到，都是在重温母亲与我在一起的日子……
2012年11月，我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的政府和人民，为我建造了一所“文玲书院”。家乡父老对我的厚爱，便如同母亲的爱一样温暖而恒久，我深感无以回报，唯有将自己所有和家乡和文学相关的珍贵物件，从手稿作品到书到相片到实物，都尽数付与这间小小的书院。而其中我最珍视的一样物品——那幅母亲的油画，挂在了书院一楼的正中。有了这幅画像，那本来无生命的书院便仿佛有了魂魄，故乡的小镇，便依然、永远是我的心之所系。
从此，母亲便可以与我所有的作品、与那些书写她的文字一起长相厮守，她那双和蔼沉静的眼睛，便可以永远凝望着我的作品，我的一切……
我的魂，母亲的魂，都回来了，都在这间书院，紧密相连，永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