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风，文艺作品随之有风。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刮的是什么风？不是东风、西风，也不是南风、北风。而是一种来自上头、来自云霄的风。云霄在哪儿？上头又是谁？——是皇帝，是紫禁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封建秩序。这股风从上头、从云霄灌下来，灌注进每个人的脑袋，顺着脊梁、顺着血脉，流遍周身，牢牢地把握着每个人一生的一言一行。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京剧就诞生在清朝的晚期——1840年前后。那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已经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八国联军也一度进入了北京，但清王朝的统治者（比如西太后和许多王公大臣）却沉醉在京剧当中，把一些最著名的艺人选作“内廷供奉”，经常召唤他们进宫演戏，自己就在京剧锣鼓当中醉生梦死。一般老百姓也很喜欢京剧，当时大多数戏园子都在外城（今天的崇文区和宣武区[26]），而有钱、有文化的人大多住在内城（今天的东城区和西城区[27]）。那时散戏很晚，内外城交界的三个城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关得都比较早，于是内城的人听完了戏，就只能在外城住宿，第二天再返回自己的家。这瘾头有多大呀！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形式能够和京剧抗争，京剧名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就说有一次，庆亲王家里有人过生日，请谭鑫培去唱戏。谭来时，庆亲王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并且领谭先去一间抽大烟的屋子，让谭过足了烟瘾。后来，庆亲王乘机向谭请求当晚多唱一出戏。谭则回答：“这本来不难，只是我的病才好，恐怕不能从命。如果非要我唱两出，除非那位军机大臣跪下来向我求情——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也就只好不顾性命去唱戏啦！”谭鑫培说这番话，纯粹是推托。因为当时，一位军机大臣和一个京剧艺人的社会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没料到，谭的话音刚落，旁边一位穿着朝服的军机大臣就给谭鑫培跪下了！他就是那桐，军机大臣，满族人，也是皇上的亲戚。由此可见，京剧在清朝末期的社会位置是多么显耀了。

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尽管政局经常变动，尽管军阀之间战争不停，但京剧仍然十分兴旺。那时来北京访问的外国人有三个心愿：一是参观长城，二是游览故宫，三就是到戏园子去听一回“梅剧”（梅兰芳演出的京剧）。碰到特别重要的国宾，还要加上第四件活动：拜访梅宅。每次举行这样的活动，梅兰芳先是着便装和国宾寒暄，然后引导国宾参观他那典雅的住宅，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最后又换上戏装演出一小段京剧中的歌舞。梅这一番招待都是花自己的钱，他家里的男女侍从，都穿上标准的服装，用的都是标准的中国礼仪和器皿。从20世纪20到50年代，梅先后访问过日本、美国和苏联，把京剧推向了世界。在梅之后，中国的京剧团出访的活动很多，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在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文艺演出中，梅兰芳的京剧演出排在整个演出的“大轴”（最后一个节目）的位置，这一点也形象地说明了京剧（曾经）在我国诸多文艺形式中的特殊地位。

可以认为，从辛亥革命成功，直到数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在这近百年时间内，尽管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视野已经打开，外面的风也已经不断地吹进中国。但是，那风主要是政治之风，在经济和文艺领域，基本上刮的还是自上而下的风。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风与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风，已经产生了原则区别。

然而，从数十年前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则有了根本的变化。年轻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向外界睁开了惊讶的眼睛，让我在这里展开一些猜想吧——

你们很习惯街上戴太阳镜的那些青年吧？这些茶色的太阳镜，不仅可以在街上戴，还可以在房间里戴，小伙子可以戴，大姑娘也可以戴，渐渐地，有些老年人也戴上了它。为什么戴它？有时是为了遮阳，有时为了避避风沙，有时呢，仿佛为了美容。好像不怎么“动人”的脸上一有了它，无形中就增添了点儿“派”！可是多年前，外国生产的太阳镜刚刚出现在北京街头、刚刚出现在青年人的脸上时，却曾经遭到许多上年纪人的“白眼”：“看他们那副模样，商标还贴在镜片上边，丑死了！”原因是咱们的共和国成立了好几十年，一直不许生产太阳镜，而它的一种相似物——墨镜，每在电影中出现时，都戴在坏蛋的脸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墨镜一直只是汽车司机、炼钢工人的工作特殊用具。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戴太阳镜。也似乎没有人想到要戴太阳镜。在大人们的思想视野中，有谁想到要躲避阳光呢？只有一切害人虫才害怕阳光，只有一切腐朽、没落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惊讶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们已经习惯了流行歌曲吧？在电视中，在网络中，在你们随意的言谈中，大约早已司空见惯了。你们已经很熟悉、很熟悉香港和台湾的歌曲了，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从容、那么亲切。可是你们知道另外一些歌曲吗？比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啦，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嗨，有力量”啦，比如“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啦。你们的父母（甚至是比你们父母年龄更大一些的人），就是唱着后边这一批歌曲长大的，并且仿佛觉得世界上只应该有这一种歌曲似的！所以当你们无忧无虑唱着前面那一批歌曲时，给大人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怎么了？歌曲中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唱这些歌曲能给人坚韧的力量吗？能给人旺盛的斗志吗？……”但是，这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并且日益和中国的国情有所结合，于是中国开始涌现自己的歌星。

你们早已习惯了出售新鲜蔬菜和活蹦乱跳的鱼虾的自由市场吧？你们早已习惯了那些各式各样的个体户了吧？你们早已习惯看到冲天而起的大洋楼以及出入其中的老板、经理和董事长了吧？这些，在数十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只经过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出现的还不只是这些事物本身。早几十年，中国只有“国有”一种方式，一切都属于国家，人们生来就是要当“国家的人”，提倡一切跟着政府走，政府的政策、方针也总是一级级地、自上而下传达贯彻，不能有私人的意志，更不能有个人的买卖或者企业。而现在，国有、集体、个人三者并存，并且有所竞争，完全是前些年不能想象的一个世界。朋友们，你们的父兄中可能有知识分子，前些年他们被喊做“臭老九”，现在他们从事的科研工作被看做“第一生产力”；你们的父兄中还可能有经营商业的，前些年他们只是国企的轮盘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现在他们通过在商品流通方面开展工作，已经把整个中国搞得热气腾腾。

朋友们，我没有办法用简短的文字就向你们描绘出一个现代社会的准确轮廓，一是我没法完全设身处地用你们的眼睛、耳朵和心去感受，二是这个社会本身还在发展变化当中。我只能试图讲一点点感觉——一点点置身在现代社会的人的感觉，那就是尽管有了一个总的方向，但一切又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明天的好日子，一切都还得通过拼搏获取，有时仅仅依靠拼搏还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总之，每个人的一生，几乎没有一时一刻能够安闲自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当中。在这种大情势下，人们依然需要文艺，需要它来调节自己的生活——在紧张了一天、一月、一年之后，希望来一点“轻松的”东西，放松放松自己。这时没有其他目的，也顾不上有其他目的，因为“轻松”就是目的！一旦“轻松”了，目的已然达到，“文艺”就请靠边，人们又需要开始新的拼搏……人们顾不上仔细考虑“文艺”，只知道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去“用”文艺。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这不能说不对，可也不能说很对。因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只顾上前倾着身子向前跑，顾不上回头望一望自己跑过的道路是否弯弯曲曲，是否还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和心态……

说到调整步伐和心态，我的话题就又要转回到京剧上头了。上面我说了，现代社会的人很忙很忙，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想文艺本身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也就更想不到京剧。这，的确都是实情，但又只是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人既然需要调整，“拿什么去调整”和“怎么去调整”这两个问题，又不能不早些进行考虑和策划。因为现代社会的人如果已经忙昏了头，如果因忙昏头脑致使工作出现差错，再企图通过调整来恢复头脑的情形的话，恐怕就为时太晚了。在这一节的结尾，我只说一句：京剧对于调整人们的头脑很有好处，京剧是调整人们前进步伐和心态的有效办法之一。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人们头脑中会跳出一个念头：“风从西方来。”因为我们主要是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大门。后来发现并不太对，因为我们和俄罗斯改善了关系，边境上展开了贸易交往，难道不是“风从北方来”？可是，我们又和越南以及南亚诸国频繁往来，似乎说“风从南方来”也没什么不可以；加上我们和日本的关系进展得尤其迅速，难道就不能说“风从东方来”？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风从四方来”，而且是政治风、经济风、生活风、文化风、艺术风，等等，交织着、旋转着、错综复杂地刮过来。在这种“风从四方来”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京剧本来早已被时代大潮“抛”到九霄云外——这已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再看，又发现整日奔忙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失调。既然失调就需要设法弥补。人们于是惊异地发现，京剧（当然不仅仅是京剧）对于弥补这种失调，往往具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