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四方来(1 / 1)

京剧趣谈 徐城北 1867 字 1个月前

世界上有风,文艺作品随之有风。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刮的是什么风?不是东风、西风,也不是南风、北风。而是一种来自上头、来自云霄的风。云霄在哪儿?上头又是谁?——是皇帝,是紫禁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封建秩序。这股风从上头、从云霄灌下来,灌注进每个人的脑袋,顺着脊梁、顺着血脉,流遍周身,牢牢地把握着每个人一生的一言一行。

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京剧就诞生在清朝的晚期——1840年前后。那时,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已经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八国联军也一度进入了北京,但清王朝的统治者(比如西太后和许多王公大臣)却沉醉在京剧当中,把一些最著名的艺人选作“内廷供奉”,经常召唤他们进宫演戏,自己就在京剧锣鼓当中醉生梦死。一般老百姓也很喜欢京剧,当时大多数戏园子都在外城(今天的崇文区和宣武区[26]),而有钱、有文化的人大多住在内城(今天的东城区和西城区[27])。那时散戏很晚,内外城交界的三个城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关得都比较早,于是内城的人听完了戏,就只能在外城住宿,第二天再返回自己的家。这瘾头有多大呀!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形式能够和京剧抗争,京剧名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就说有一次,庆亲王家里有人过生日,请谭鑫培去唱戏。谭来时,庆亲王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并且领谭先去一间抽大烟的屋子,让谭过足了烟瘾。后来,庆亲王乘机向谭请求当晚多唱一出戏。谭则回答:“这本来不难,只是我的病才好,恐怕不能从命。如果非要我唱两出,除非那位军机大臣跪下来向我求情——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也就只好不顾性命去唱戏啦!”谭鑫培说这番话,纯粹是推托。因为当时,一位军机大臣和一个京剧艺人的社会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没料到,谭的话音刚落,旁边一位穿着朝服的军机大臣就给谭鑫培跪下了!他就是那桐,军机大臣,满族人,也是皇上的亲戚。由此可见,京剧在清朝末期的社会位置是多么显耀了。

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尽管政局经常变动,尽管军阀之间战争不停,但京剧仍然十分兴旺。那时来北京访问的外国人有三个心愿:一是参观长城,二是游览故宫,三就是到戏园子去听一回“梅剧”(梅兰芳演出的京剧)。碰到特别重要的国宾,还要加上第四件活动:拜访梅宅。每次举行这样的活动,梅兰芳先是着便装和国宾寒暄,然后引导国宾参观他那典雅的住宅,介绍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最后又换上戏装演出一小段京剧中的歌舞。梅这一番招待都是花自己的钱,他家里的男女侍从,都穿上标准的服装,用的都是标准的中国礼仪和器皿。从20世纪20到50年代,梅先后访问过日本、美国和苏联,把京剧推向了世界。在梅之后,中国的京剧团出访的活动很多,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在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文艺演出中,梅兰芳的京剧演出排在整个演出的“大轴”(最后一个节目)的位置,这一点也形象地说明了京剧(曾经)在我国诸多文艺形式中的特殊地位。

可以认为,从辛亥革命成功,直到数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在这近百年时间内,尽管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视野已经打开,外面的风也已经不断地吹进中国。但是,那风主要是政治之风,在经济和文艺领域,基本上刮的还是自上而下的风。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风与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风,已经产生了原则区别。

然而,从数十年前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则有了根本的变化。年轻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向外界睁开了惊讶的眼睛,让我在这里展开一些猜想吧——

你们很习惯街上戴太阳镜的那些青年吧?这些茶色的太阳镜,不仅可以在街上戴,还可以在房间里戴,小伙子可以戴,大姑娘也可以戴,渐渐地,有些老年人也戴上了它。为什么戴它?有时是为了遮阳,有时为了避避风沙,有时呢,仿佛为了美容。好像不怎么“动人”的脸上一有了它,无形中就增添了点儿“派”!可是多年前,外国生产的太阳镜刚刚出现在北京街头、刚刚出现在青年人的脸上时,却曾经遭到许多上年纪人的“白眼”:“看他们那副模样,商标还贴在镜片上边,丑死了!”原因是咱们的共和国成立了好几十年,一直不许生产太阳镜,而它的一种相似物——墨镜,每在电影中出现时,都戴在坏蛋的脸上!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墨镜一直只是汽车司机、炼钢工人的工作特殊用具。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戴太阳镜。也似乎没有人想到要戴太阳镜。在大人们的思想视野中,有谁想到要躲避阳光呢?只有一切害人虫才害怕阳光,只有一切腐朽、没落的人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小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惊讶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你们已经习惯了流行歌曲吧?在电视中,在网络中,在你们随意的言谈中,大约早已司空见惯了。你们已经很熟悉、很熟悉香港和台湾的歌曲了,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从容、那么亲切。可是你们知道另外一些歌曲吗?比如“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啦,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嗨,有力量”啦,比如“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啦。你们的父母(甚至是比你们父母年龄更大一些的人),就是唱着后边这一批歌曲长大的,并且仿佛觉得世界上只应该有这一种歌曲似的!所以当你们无忧无虑唱着前面那一批歌曲时,给大人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怎么了?歌曲中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唱这些歌曲能给人坚韧的力量吗?能给人旺盛的斗志吗?……”但是,这些歌曲流传了下来,并且日益和中国的国情有所结合,于是中国开始涌现自己的歌星。

你们早已习惯了出售新鲜蔬菜和活蹦乱跳的鱼虾的自由市场吧?你们早已习惯了那些各式各样的个体户了吧?你们早已习惯看到冲天而起的大洋楼以及出入其中的老板、经理和董事长了吧?这些,在数十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只经过这么短的时间,一下子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出现的还不只是这些事物本身。早几十年,中国只有“国有”一种方式,一切都属于国家,人们生来就是要当“国家的人”,提倡一切跟着政府走,政府的政策、方针也总是一级级地、自上而下传达贯彻,不能有私人的意志,更不能有个人的买卖或者企业。而现在,国有、集体、个人三者并存,并且有所竞争,完全是前些年不能想象的一个世界。朋友们,你们的父兄中可能有知识分子,前些年他们被喊做“臭老九”,现在他们从事的科研工作被看做“第一生产力”;你们的父兄中还可能有经营商业的,前些年他们只是国企的轮盘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现在他们通过在商品流通方面开展工作,已经把整个中国搞得热气腾腾。

朋友们,我没有办法用简短的文字就向你们描绘出一个现代社会的准确轮廓,一是我没法完全设身处地用你们的眼睛、耳朵和心去感受,二是这个社会本身还在发展变化当中。我只能试图讲一点点感觉——一点点置身在现代社会的人的感觉,那就是尽管有了一个总的方向,但一切又是一个未知数。为了明天的好日子,一切都还得通过拼搏获取,有时仅仅依靠拼搏还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总之,每个人的一生,几乎没有一时一刻能够安闲自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当中。在这种大情势下,人们依然需要文艺,需要它来调节自己的生活——在紧张了一天、一月、一年之后,希望来一点“轻松的”东西,放松放松自己。这时没有其他目的,也顾不上有其他目的,因为“轻松”就是目的!一旦“轻松”了,目的已然达到,“文艺”就请靠边,人们又需要开始新的拼搏……人们顾不上仔细考虑“文艺”,只知道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去“用”文艺。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这不能说不对,可也不能说很对。因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只顾上前倾着身子向前跑,顾不上回头望一望自己跑过的道路是否弯弯曲曲,是否还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和心态……

说到调整步伐和心态,我的话题就又要转回到京剧上头了。上面我说了,现代社会的人很忙很忙,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想文艺本身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也就更想不到京剧。这,的确都是实情,但又只是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人既然需要调整,“拿什么去调整”和“怎么去调整”这两个问题,又不能不早些进行考虑和策划。因为现代社会的人如果已经忙昏了头,如果因忙昏头脑致使工作出现差错,再企图通过调整来恢复头脑的情形的话,恐怕就为时太晚了。在这一节的结尾,我只说一句:京剧对于调整人们的头脑很有好处,京剧是调整人们前进步伐和心态的有效办法之一。

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人们头脑中会跳出一个念头:“风从西方来。”因为我们主要是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大门。后来发现并不太对,因为我们和俄罗斯改善了关系,边境上展开了贸易交往,难道不是“风从北方来”?可是,我们又和越南以及南亚诸国频繁往来,似乎说“风从南方来”也没什么不可以;加上我们和日本的关系进展得尤其迅速,难道就不能说“风从东方来”?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风从四方来”,而且是政治风、经济风、生活风、文化风、艺术风,等等,交织着、旋转着、错综复杂地刮过来。在这种“风从四方来”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京剧本来早已被时代大潮“抛”到九霄云外——这已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再看,又发现整日奔忙的人们产生了某种失调。既然失调就需要设法弥补。人们于是惊异地发现,京剧(当然不仅仅是京剧)对于弥补这种失调,往往具有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