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突发事件常常会让历史进程跌个跟头或拐个弯。

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卫，陡生一场恐怖事件：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召集天津道员、知府、知县等官员紧急开会，密商望海楼法国天主教仁慈堂发生的蹊跷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市井间风传运河畔的望海楼（天主教仁慈堂）的神甫和修女派人用迷魂药骗拐天津儿童，然后挖眼剖心配制长生药。

起因是法国天主教堂仁慈堂收养孤儿和弃婴，有时也收留病入膏肓的弃婴。当这些孩子临死前，由神甫施以洗礼，再按照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教堂附近的坟地。当地百姓很少有谁主动将孤儿送进仁慈堂，望海楼的主持人就给上门送孩子的人一些“经济补贴”，虽然寥寥无几，可刺激了贪财人。有人便将不是孤儿和弃婴拐卖给仁慈堂，儿童失踪事件屡屡发生。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两个拐骗犯——张栓和郭拐，他们承认拐了小孩送进仁慈堂换钱花。还有一个名叫武兰珍供述，从天主教堂华人司事王三处领了迷魂药。如果真像武兰珍供述那样的话，事情就严重了。无独有偶，那年天津干旱少雨，仁慈院里的几个孩子染瘟疫病死，草草埋葬在教堂附近，被野狗扒出，尸体“胸腹皆烂，腑肠外露”。人们开始确信天主教堂的修女派人用迷药拐儿童去剖心挖眼，残害幼小生命。民众的愤怒难以遏制，天津士绅百姓在孔庙集会，书院为抗议而停课，大约一万多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面，声讨洋人的“罪恶”。事态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

崇厚放弃筹办天津机器局的活儿，急惶惶地来料理这桩突发事件。上午刚召集各级官员开完会，下午法国领事丰大业气汹汹来到三口通商衙门，要崇厚立刻派兵镇压示威的群众。崇厚正跟他交涉，气急败坏的丰大业掏出手枪朝崇厚连开两枪，吓得崇厚掉头溜跑。见势不妙，天津知县刘杰上前劝阻，丰大业又对他射击，击中了刘知县的副手。犹如火上浇油，四周围观的民众再也看不下去洋人的狂妄，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当场打死。

愤怒、仇恨仿佛山洪一样暴发。民众高喊杀死洋鬼子，捣毁了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焚烧法国国旗，又冲击教堂，火烧望海楼。在混乱和冲突中，民众打死九名法国人和三十多名信教的中国人，甚至殃及池鱼，其中几名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被当成法国洋鬼子给杀了。老百姓觉着不解气，把英国讲经堂和美国布道堂也当做法国人的教堂一块给毁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1871年岀版的《英国议会文件》（蓝皮书）中国第29卷中，披露了一些资料。我们不妨引用当时美国公理会牧师山嘉利写给英国代理领事李蔚海的信函，从另一侧面了解真相——

夏天，仁慈堂有一大堆骷髅（仁慈堂守贞儿童居住的地方），从而引出儿童被杀并被挖眼剖心以制作药剂的讹言。有两人被指控为拐骗犯（指张栓和郭拐），他们与天主教徒没有联系。他们的名字不像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因此人们将疑虑投向他们与仁慈堂的联系上。他们被处死，知府表白自己不怕外国人。由于百姓对这一表白感到满意，因此赠给他一把精致的伞和一个匾额。就在这时，文人们递上一个呈文，指出法国教士正在参观各学校，并从每所学校带走四个男孩。学校立即被解散。另一个拐骗犯又被抓获（大概指武兰珍），他称系被某教徒迷入教堂，在教堂中住了一段时间，吃得好。此后那人给他迷药，要他帮助迷拐儿童。在农历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公历6月20日），知府带着一群人去天主教堂核实，那里没有这样的人。次日，知府和道台再次来到该地，带着他（武兰珍）去对质，因为他自称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传教士要求他说出住什么房子，它是如何布置的，房屋的布局如何，曾待在何处等。所有这些他都不能回答。接着，教士让官员看了整个房屋，然后他们离去。相当多的追随者跟在官员后面到达该地，随后人群开始聚集。官员未做任何疏散人群的努力就离去了。在官员离开前出现了大骚乱，并开始加剧。某些人企图挤进礼拜堂院中，从墙外扔来许多砖头砸到窗户上。靠墙的一两个团体被组织起来投掷砖头。那时整个人群都支持他们。在这个时候，法领事（指丰大业）急忙赶往附近的崇厚的衙门。衙门派去官员试图驱散众人，但不能奏效。领事在护送下力图夺路返回领事馆，但在从衙门到自己住地之间的路上被暴徒杀害。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被破坏之后，暴徒冲向仁慈堂，仁慈堂被毁，堂中人被杀……

这封写于当时的信函，是山嘉利牧师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下的。他明显站在另一方的立场出发，但是勾勒出的事情真相逐渐有些清晰了。天津民众反洋教的行为，远非这些现象所能诠释的，更深层的原因早已潜存其间。从鸦片战争开始，英法联军为打通进攻北京的通道，多次入侵天津，让天津人民饱受战火的灾祸，生灵涂炭，因此所造成的肉体和心灵上屈辱的阴影难以抹去。其次，外国宗教的进入，同中国传统的信仰存在隔膜，普通民众无法接受，误解在所难免。这些潜在的因素积累起来，转化为仇恨，借着法国天主教堂事件的导火索爆发。

事情终归闹大了。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联名抗议，随后派岀军舰围攻烟台和天津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胁。战火一触即发。

朝廷上下对这个案件反映不一：醇亲王力主强硬态度。内阁中书李如松主张：即便不能趁此机会把法国教堂全烧毁，把法国人全杀掉，也必须和他们断交，作为最起码的惩戒。恭亲王遂命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保定衙门，亲自去处理此案。那年曾国藩刚好60岁，身体状况不佳，肝病严重，右眼已然失明。临去办案之前，曾国藩写了遗嘱，还备下棺木。他准备以死赴任的做法，并非出于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他深深感觉这桩案件干系重大，凶多吉少。

曾国藩唯恐事态扩大，一到天津，马上撤了天津道、知府和知县的职务，以示办案不偏不倚。洋人咄咄逼人，非要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提督陈国瑞等斩首抵命不可。曾国藩经过一番调查，上奏朝廷：“仁慈堂男女一百五十余口，均称其家送至堂中育养，并无拐卖事情。至于挖眼剖心之事，经曾国藩亲问，百姓无能指实。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幼童损失控告之案……其实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并无实据。”迫于洋人的压力，曾国藩答应赔偿白银四十余万两，奏请将二十名“作乱凶犯”斩首示众，流放二十五人，并把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发配黑龙江，派崇厚赴法国认错道歉。其实曾国藩两头为难，朝廷曾经叮嘱他：“消弭衅端，委曲求全”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

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有人指责他办理过柔，袒护异邦，不能平民愤；有的骂他卖国求荣，献媚于洋人。曾国藩身心劳瘁，请求朝廷另派大员接案。于是，清政府赶紧换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专门解决天津教案。李鸿章比他的老师狡黠多了，他用“痞子腔”手法跟洋人周旋，把死刑犯减少了四人，暗中保护了提督陈国瑞。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该杀的还得杀，该流放的还得流放，该赔款的还得赔。朝廷连发谕旨，将一干“人犯”斩首或流放；恭亲王以总理衙门大臣的名义，写信给法国代办罗淑亚，开列了赔偿款的清单；然后派崇厚为特使，代表清朝政府去法国道歉。最终了结了天津教案。

崇厚颠颠地去了法国，不料法国正乱着。普法战争战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沦为普鲁士的俘虏。法国成了没头的苍蝇，崇厚找不到该向谁道歉。他乐不得如此，遂取道美国，然后回国。清政府不许，命他必须完成使命。崇厚再度返回法国，好不容易遇见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递交了清朝皇帝同治的道歉书。

天津教案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收场了，它却使中国各地民众积压的反洋情绪与日俱增。

费力不讨好的曾国藩因此遭受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身体也彻底垮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