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左总棠这个人,说他刚愎自用也好,说他秉直刚正也好,他确实与举荐过他的曾国藩和同战壕战友李鸿章都闹过别扭。然而从骨子里他心忧天下,忠君爱国。
曾国藩、李鸿章二人造洋枪、洋炮,左宗棠造火轮。
作为洋务派的干将,左宗棠一直呼吁海防的重要性,富国强兵,必须自己造船,巩固海防,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1864年,他在杭州试航了一条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轮船,成为轰动一时的佳话。其后,左宗棠忙于扫**太平夭国起义军余部,暂且将造船的夙愿搁置一旁。
1866年,左宗棠被清政府任命为闽、浙两省总督,到任后不久,他便上奏朝廷,正式提出创建福州船政局,以实现他的雄心。在奏章中,左宗棠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形势,特别关注了东洋日本国急于造船的动向,大清国岂能落伍?他强调加强海防以御外辱势在必行。他说:“欲海防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两个“非……不可”正中要害。当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不就是靠坚船利炮从海上打进来的吗?海防之要,创建新型水师,水师以制造自己的舰船用来抗衡敌人的舰船,不失为一种良策。左总督突发奇想,说发生战争时,轮船出海作战;和平时,轮船还可以当商船用,运输漕粮,一举两得。其实他不懂军舰不能当货船用,但他的出发点倒挺不错的。
朝廷非常乐意左宗棠的建议,当即发上谕称:“该督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总之,好得很嘛!
领了“上方宝剑”,左总督心里有了根,刻不容缓地着手实施。这时,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法国退伍军官德克碑,一个是曾做过宁波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这人很讲信用,当年答应过左宗棠帮助监造轮船,回国后仍不忘所诺,绘制了船式和船厂图册及建厂策划书托日意格亲自带到左宗棠的大营。现在这两个人在哪儿呢?日意格已为江汉关税务司,从他口中听说德克碑正在越南旅行。左宗棠写信诚邀二位赶紧来福州,一同研究建船厂事宜。
先期到达的是日意格,那年8月19日日意格赶至福州,马上同左总督选定马尾山下一处宽230丈、长110丈,水深12丈的地方为船厂厂址。马尾地势险要,前面临江,背面依山,沿江有金牌门、长门和罗星塔几处设置炮台,易守难攻。闽江口外岛屿密布,“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可阻止入侵的船只”,马尾果然是个非常利于防守的战略要地。
左宗棠办事雷厉风行,接着草拟合同,商定内容包括:设局、建厂、造船、驾驶、经费、期限等。他指派日意格带着合同去上海,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做担保。这期间,德克碑于10月5日从越南抵达福州,对所订的合同无异议。左宗棠催促他赶紧去上海约福建候补道胡光墉一起商议建厂的具体事项。恰在此刻,朝廷(10月14日)忽然发来上谕,命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即刻赴任。
万事刚开头,何况建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的梦想,他怎肯轻易放弃,中途揭下?他回奏朝廷,希望延缓些时日赴任,让他把建厂的事情交代妥当。左宗棠在奏章中诚恳地说,建厂造船势在必行,我怎么能离开福建而搁置呢?并且设局建厂头绪繁多,我同洋员已议定了诸事项,若不趁着我在福建敲定这些,恐怕接办的人摸不着头脑,日后会生出种种不必要的异议。尽管他这么说,心里却明白皇命不可违,去陕甘履任拖不长久了。他左思右想,决定寻找一位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接办设局建厂任务。最终他选定了沈葆桢。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现丁忧在家。左宗棠“三顾茅庐”,请沈葆桢出山,担任总理船务大臣。沈葆桢以丁忧不能问政事的理由,坚辞不就。这可急坏了左总督,没办法,他只好奏请皇上定夺。朝廷按照他的意思,发谕旨命令沈葆桢:立刻出来工作,不能有一丝半点的推诿。要说,沈葆桢这人真拧,仍旧“引据经义”、“具呈固辞”。末了,左宗棠再次出面劝说他,晓以大义,沈葆桢终于受了感动,答应转年夏天,等其母丧服阕后,开始到任上班。敲定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左宗棠如释重负,他感慨道:“庶大局可冀有成!”他仿佛看到福州船政局在沈葆桢等人的主持下,使他的富国强兵、设局造船、巩固海防的夙愿化为现实。
上任日期迫近,左宗棠一刻也没停歇,他一边向朝廷申请拨款四十余万两,作为建厂的经费;一边等着德克碑他们从上海回来。11月29日,胡光墉、日意格、德克碑三人回到福州,拿出法国总领事白来尼印押担保的《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等文件,呈给左总督审阅通过。所谓《保约》是一纸担保合同书;《条议》内含十八条款,已被左宗棠聘任为船政局正监督的日意格、副监督德克碑,遵命雇佣外国雇员建厂造船、开设学堂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以及教会中国人员造船和驾船技术的细则;《清折》是各项款项;《合同规约》是船政局正副监督授命同外国雇员签订的规约,共十四条。
左宗棠还嫌不够,又亲自拟定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船事宜政十条》中主要规定:确定对日意格和德克碑的任命;设立“艺局”,在国内招募艺童入局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和有关造船驾船的专门学问,培养“水师”人才;特别提出了硬指标——五年内必须造出大小轮船共十六只;还有一条是关于奖惩制度的,规定聘用的三十余名外国工匠以五年为期,包括日意格和德克碑在内,如果圆满完成任务指标,教会中国学员能够自行按图监造轮船、自行驾驶轮船,就奖励日意格和德克碑每人2400两银子,奖赏洋匠60000两,总计108000两。
《艺局章程》主要是给船政学堂学员的设立的规章制度以及毕业后的待遇,共八条。
把这一切办妥当了,左宗棠的心才踏实下来,整顿行装,于12月16日辞别福州西行,去当他的陕甘总督。
12月23日,福州船政局建设工程破土动工,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造船局厂正式成立。
左宗棠的眼力不错,知人善任。他离开不久,日意格和德克碑起程去法国采购机器、招募能工巧匠,留守的提调周开锡负责船政局日常工作。
沈葆桢果然不负重托,转年夏天服制期满后,欣然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全权主持船政局。
1867年10月,日意格带着一批洋人工匠包括他们的家眷返回马尾,所购置的机器分批运过来。马尾现场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第一座船台建起,机器陆续安装到位,紧接着铸铁厂、打铁厂、模子厂、水缸厂、轮机厂、拉铁厂、锤铁厂、钟表(仪器)厂、帆缆厂、火砖厂、舰板厂等十四个工厂相继建成,工人数达到两千五百多人。为了便于管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员,对他们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十人派一“什长”负责,每五什由一队长统辖,“什长”和“队长”都由兵勇充当。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统统仿照军营行事,故称他们为“健丁营”。
如左宗棠的初衷,船政局也要成为培养清朝海军人才的摇篮,所以设立艺局,就是船政学堂。日意格遵从左宗棠的指示,聘请了一些英籍和法籍教师,教授中国学童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和造船驾船技术。艺局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由法国教师讲授法文、物理、数学、化学以及有关造船的课程,又称“法国学堂”;后学堂是英国老师授学,设立英文、天文、地理、数学和管轮、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两个学堂共招收了三百多名学童。沈葆桢到任不久,便亲自去学堂看望,让学童们读《圣谕广训》和《孝经》,意思很明显,学习外国先进的技巧可以,但用外国的习气来改变中国的性情可不行。
船政局又设绘事院和艺圃,招收一百多名“艺徒”,跟着洋工匠学习绘制船图、机器图和测算技能,培养后备工程技术人才。
1868年1月,在沈葆桢的主持下,在日意格的监督下,中外工匠齐心合力地开始按图仿照第一艘150马力轮船“万清号”。第二年夏天轮船建造成功下水。升火试轮那天,沈葆桢率督办日意格和文官武将及众乡绅登船考察。船是中国人造的,驾船的人也是宁波人贝锦泉,在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朝廷闻知,自然想见识见识。1869年10月。“万清号”犁波斩浪驶向天津岀海口。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验收,感觉很满意。恭亲王对福州船政局造出中国的轮船褒奖有加,甚至说:“该船均系中国人驾驶,并不掺用洋人,尤为难得。”
由此而始,中国造船业从无到有,马尾山下的福州船政局一艘艘新船下水,五年内建造了十四艘轮船,大小都有,大的250马力,小的80马力,有兵船也有商兵两用船,而且逐步实现国有化。1872年下水的“扬武号”,装有十三门大炮,配备士兵水手一百四十七人,航速十二海里,它成为后来福建水师的旗舰。
五年的合同期满,福州船政局的洋工匠带着他们所得的奖金悉数回国。福州船政局开始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和督造轮船。一切都按照左宗棠最初的设想进行的。
远在西北“剿捻”的左宗棠闻听这边捷报频传,喜不自胜。他说:“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而富强,实基于此,快慰悉如。”
江南、金陵、福州、天津四大军事工业的创建,使古老的华夏大地响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随之,福州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天津行营机器局、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山东机器局、湖南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先后出现。
军事工业为先头,民用工业又起,洋务派大展身手。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办轮船招商、修铁路、架电线、开煤矿、建工厂。洋务派集中国家的财力和举外债,加速将强国富民的梦想实现。
但是,1870年初夏,天津发生一起震惊天下的火烧望海楼教案,风波迭起,扰乱了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