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的早朝显得异乎寻常。嘉庆皇帝正襟危坐在他的宝座上，臣工们整齐地排列两旁。没有人吱声，也没有人奏事，他们跟皇上的心情是一样的，等候着一位洋人的出现。这位洋人又是大英帝国派来的使臣，叫做阿美士德勋爵。嘉庆皇帝和众大臣似乎并不怎么关心阿美士德勋爵来华的目的，而是怀着耍猴的心情，想亲眼瞧瞧洋人如何行三拜九叩大礼。嘉庆皇帝确实很需要接受这一跪来证明他有比父皇强一点的地方，因为他的政绩实在太糟糕了。

在讲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那个富有戏剧性的早晨之前，让我们先诠释一下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一词。

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是以家为国，“朕即天下”，“天下为私”。国是皇帝的家。在这个泱泱大“家”中，皇帝是主，臣僚是仆，民是奴。皇帝是自家辈辈相传的，皇帝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的任何优秀和缺陷，常常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皇帝开明，家国兴盛，臣仆亦争宠尽力，兢兢业业；若主子昏庸，王朝衰败，其仆就不可能尽忠，其奴更不会尽力，势必最终导致国家整体政治框架的衰败。“天下为私”是历朝历代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病灶。就拿大清朝来说，它好比一座庞大无比的庄园，皇帝是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各级官员是他的管家、仆役，广大人民群众是他的奴隶。入关以后，清朝换了四位“大地主”，有的雄才大略，有的英明果断，他们相继“崇文”“宣武”，好像都是有作为的，可到了嘉庆一朝，情况就不那么妙了。

嘉庆是个平庸而软弱的皇帝。他36岁即位，当时乾隆还活着，自封为“太上皇”。乾隆这样做，一是兑现他当皇帝时的诺言，绝不比先祖康熙皇帝多干一天；二是暗仿唐明皇，以太上皇自居，训导嘉庆亲政。不过名义上如此罢了。乾隆实际上仍是一国之君，嘉庆不过是“侍座太上皇，上喜则喜，笑亦笑”的牵线木偶。照理说，皇位本来不该属于嘉庆，乾隆在他之前曾立过两次太子，却都挨个不幸夭折，金灿灿的皇冠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落到他头上。

嘉庆熬到40岁时，乾隆蹬腿归西，他才真正掌握朝政，实际是接管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表面上天朝盛世，内里已经虚空。好大喜功的乾隆几乎花光了国库的银子，而且留下无穷的后患：当官的图钱，当兵的怕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如果说嘉庆有所作为的话，就是他上台之后铲除了先皇的宠臣和珅，充盈了国库，这恐怕是他人生最为光彩的一笔。其他就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纵观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怯懦的他难以管理好他的“家”，社会动**，祸患频仍，眼瞧着好端端的社稷江河日下。他几乎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符号。

嘉庆初登宝座不久（嘉庆元年），湖北枝江和伊都两地突然爆发“白莲教”起义。其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清朝赶忙派兵围剿，左扑右打，直到嘉庆九年，才剿灭各路起义军。嘉庆皇帝惊魂甫定，1811年天上出现彗星，负责管天文的钦天监上奏说，此兆不祥，恐有兵灾。嘉庆皇帝慌了手脚，琢磨好几天才琢磨出个怪主意，特颁诏旨改皇历，企图错过这个倒霉的日子。他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到第二年再闰月。真是荒唐皇帝偏遇荒唐事。准备起事的天理教徒利用嘉庆荒唐的改闰，乘机打出“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口号。所谓“二八中秋”，正是指嘉庆十八年闰八月的中秋。

天理教聚众起事，如火如荼。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蓄谋占领皇宫，捣毁清朝的老窝。另一路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率众起事，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因第二路的天理教徒事先败露，仓促举事，与官军激战将近一年，最后惨遭消灭。京城的天理教徒因通讯不畅通，不明外边事情的真相，还一个劲儿地联合做内应的太监攻打皇宫。他们在嘉庆十八年的中秋准时起义，率众猛攻紫禁城，曾一度冲入皇家禁地，杀进西华门，攻到尚衣监、文颖馆，逼近养心殿。终因势单力孤，全部被清兵歼灭。白莲教和天理教的相继暴动，确实让嘉庆皇帝受惊不小。

一伙造反派竟然挥舞着刀枪冲进皇宫禁地，这还了得。从此他闻教就怕。

嘉庆皇帝一门心思盯住国内的时候，遥远的英伦半岛上的一个国家正在打他的主意。长年的贸易逆差，让英国人受不了了，他们急于想找到一种中国人离不开的东西，就像英国人离不开茶叶一样，把花到中国的银子再赚回来。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鸦片。

生产鸦片的基地在印度。荷兰人控制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开始把鸦片输入中国，规模非常之小，主要用于治疗痢疾和止痛。后来英国掌握了东印度公司，由于清政府严禁鸦片贸易，英商只能采取走私的方式，偷偷摸摸用船装了鸦片运往澳门，再由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澳门是明朝租给葡萄牙人的，中华帝国抚有四海，区区一块不毛之地租给可怜巴巴的“西洋人”算不得什么。傲慢与偏见造成的无知，可笑而又危险。历代王朝对西洋各国浑然不知，就连租户葡萄牙也不问其属于哪国、处于何地、离中国有多远，统统称之为“西洋人”。葡萄牙人会装糊涂，反正吹牛不上税，在发给中国政府公文中，自称“大西洋国”蒙事。澳门成了各路“西洋人”打开中华国门的根据地。针对澳门的争夺由来已久，英、法两国屡次在澳门沿海发生争端，终被清朝守军赶走。

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不仅使英国人大喜过望，就连中国商人和两广官员也欢欣鼓舞，他们因此中饱私囊。广州当时是清政府对外开放的唯一一个口子，洋人以澳门为居住地，到广州做买卖、走私鸦片，除了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外，还得给官员们进贡送礼。所以自两广总督以下的官位成了当时的肥缺，天高皇帝远，想管管不着，他们可以任意发“洋财”。鸦片的危害人人尽知，朝廷早就颁布告示，明确指出：西洋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而我国臣民吸食这种毁灭性的、让人昏迷的毒药，是可恨可憎的。一再下旨严禁。皇帝老子的话不假，但两广官商却不这么看，西洋人赚钱怎么啦？臣民吸毒活该。国库的银子流失关我屁事！那是你皇帝老子自家的事。反正洋财照发，鸦片该放就放。在这种阳奉阴违的怂恿下，鸦片贸易泛滥成灾。每年进口五千箱，基本弥平了中英贸易差额。贪婪无止境。英国的工业革命，制造岀过剩的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市场倾销。印度为首当其冲，他们想消耗过多的英国产品，就必须种植和出售鸦片。他们种岀来的鸦片销往何处呢？中国就难逃噩运了。

19世纪的英国如日中天，属于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它刚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它的海军四海游弋，无往而不胜°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更加雄心勃勃，执意要打开中国大门，派遣阿美士德勋爵作为特命大使和全权代表，率使团船队犁波斩浪驶向天津的大沽口。出身高贵的阿美士德勋爵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宠儿，40岁出头，就曾担任过西西里大使和枢密顾问官。这次事关重大的中国之行，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头上。在他的英国使团成员中，有一位关键人物——小乔治-斯当通，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很受乾隆赏识并被恩赐个荷包的小男孩，如今他已是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深知清朝国情之三昧，他时刻提醒阿美士德勋爵应该怎样对付中国人。

英国使团被安排在距北京很近的通州下榻时，紫禁城中的嘉庆皇帝却做着春秋大梦。虽然没有他老子那样的丰功伟绩，但欲望并不比乾隆低多少。他准备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这帮西洋朝贡者，特别要求他们在自己面前实现三拜九叩礼，圆了天朝的面子。于是，他委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去拜会阿美士德勋爵，目的只有一个：教会这些“生番”学习觐见大礼。

可能鉴于马嘎尔尼的失败原因，怕跟中国政府闹翻了脸，使团的某些成员劝说阿美士德顺从。磕头就磕头呗，只要完成英王的使命就行。阿美士德勋爵犹豫的当口，偏偏斯当通告诫他千万不要磕头，磕头意味着地位卑下的朝贡者向高高在上的皇帝屈从。不平等的地位是谈不成平等的事情的。阿美士德先生彷徨不定，他既想顺利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让清朝开放更多的商贸口岸，让英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又不想真磕了头，丢了大英帝国的面子，丢了平等的关系。磕头不磕头，几乎成了他能否不辱使命的关键环节。所以阿美士德勋爵左右为难。

清政府派来的几位高官走马灯似的往通州跑，照皇帝的意思教英国使臣行大礼。阿美士德勋爵终于听从斯当通的劝告，明确地表示了拒绝，急得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皇帝的圣旨怎敢违抗，那可是丢官掉头脑的事。三位部长级官员私下商议，用变通的方式或者以诱骗的手段，逼阿美士德就范。据说，他们劝阿美士德先生可以向皇帝坐过的空椅子行礼，意思意思就完了。阿美士德很固执，只同意鞠躬，哪怕跪一下意思意思也行，就是死不肯磕头。离嘉庆皇帝接见的日子越来越近，英夷的三拜九叩总也教不会，三位高官越发恐慌，他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某夜，他们把阿美士德勋爵从梦中叫醒，把他拉到皇帝的空椅子跟前，趁着这位西洋人迷迷糊糊的时但，教会他三拜九叩首。半梦半醒的阿美士德勋爵确实有些迷糊，竟丝毫渋有拒绝的意思，甚至跪下了一条腿。有一位清朝官员趁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希望他完成磕头程序。幸好在一旁的斯当通及时拉住这位特使先生，才没能磕成头。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七日（1816年8月29日）清晨，黎明的曙光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射到正大光明殿的琉璃瓦顶。嘉庆皇帝和群臣百官踌躇满志地等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时刻。虽说天朝上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软弱的皇帝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但西洋人遵照执行天朝大礼的行为，多少能为嘉庆的脸上增添几分光彩，也许能名垂青史。

就当嘉庆坐在正大光明匾额底下等候接见英方使者时，宫门外，工部尚书苏楞额已经将阿美士德等人从通州接过来，不幸的是双方发生了谁都不愿见到的不愉快场面。当阿美士德勋爵弄明白进宫见皇帝主要为行三拜九叩首，其次再谈中英关系时，他感觉上当了，假借礼服和国书落在通州，死也不肯随清朝官员进去朝见。苏楞额怕嘉庆等久了，发脾气，赶紧进宫奏明皇上，撒谎说：英国正贡使突然得了急病，不能觐见皇帝。嘉庆有些不悦，又宣旨让英国使团的副使代替觐见。大臣苏楞额又奔出宫，讲明皇帝的恩典，说可由副使代替阿美士德先生觐见。可英国副使也不愿进去磕头，死说活说就是劝不动。僵持老半天都没结果，苏楞额不敢耽搁，赶紧慌里慌张向皇上上奏，说，英国副使也病了。

嘉庆皇帝真的火了，这些西洋生番简直不识抬举，让天朝皇帝的热脸贴上冷屁股，空欢喜一场。他大怒曰：“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啊，我中国是普天下的主子，我中国的皇上就是普天下的皇上，这帮外夷如此无理、如此倨傲，简直不识抬举，是可忍，孰不可忍？！嘉庆皇帝怒发冲冠，索性就不见了，拒绝接收英国的国书和贡品，命官员立即将英国使团驱除出境。实际上，嘉庆皇帝并没有来得及了解英使来华的使命，英方要求的核心内容是：放宽对英国商人的限制，希望清政府中央机构与英商馆直接联系，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如果嘉庆皇帝知道英国的“国书”里会提出这些要求，就算阿美士德勋爵进了宫，行了三拜九叩礼，山呼：“中国皇帝万岁，万万岁！”嘉庆也会轰他滚蛋没商量。

事后不久，嘉庆听说英夷不尊天朝大礼的原因，完全由于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无能，首先没有教会他们，其次还大胆地以病相瞒，欺君罔上。他愤恨之余，将三部尚书全部革职查办。

阿美士德带着他的使团灰溜溜地回到英国。二次结交的失败，使中英关系更加恶化。

历史不用戏说就很滑稽。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究竟是天下唯我独尊的观念作祟，还是坐井观天的狭隘限制了视野？即便我们拂净厚厚的蒙尘，还原于历史的真实，也无法想象那时的掌权者的思维。

不过，闭关锁国并不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铁板一块，远在南方的广州好像例外，那里有人数众多的外国商人，有形形色色的外国产品，那里还有繁忙的中外贸易，它是清王朝额外开恩，让西风吹进中国大门的唯一豁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