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法，周公东征前，周的政治关系为：“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其直接证据是《尚书·周书》中《牧誓》与《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而东征则“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这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周之分封的成果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

周代分封又使当时国家的政治等级结构形成。“天子建国”，即天子以授土授民方式分封诸侯，并以此建立属于自己的下一级政权单位。“诸侯立家”，指诸侯分封卿大夫，以赐爵命形式组织自己的政权机构。

由于西周推行分封制建立起了以天子、诸侯为代表的社会政治结构，他们属于统治阶段的各政治等级，在各等级间有严格的政治隶属关系，从而极大限度地巩固西周的政治统治。

朝聘作为西周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突出天子的至尊地位

“王权至上”，“天立厥配”（《诗经·大雅·皇矣》），在政治上既要保证它的合法性，还要从巩固天子的至尊地位上加强制度建设。朝聘无疑是所应当选择的制度形式之一。

朝聘在突出西周天子至尊地位上所发挥的作用可见：

1.作为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挥了礼所具有的思想教化功能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从对天子行大朝礼、大觐礼到对天子聘问，每一个礼仪细节无不渗透着义。这个“义”是什么？就是强调“正君臣之位”，即明确“天子至尊”的合法性，臣下尽忠的合理性。《聘义》说：“贵其能以立义也。”强调了树立朝聘思想的重要性。西周朝聘思想有许多是围绕着“尊王”而进行的，但以“爵等”为原则，如《周礼·秋官司寇·司仪》：“凡四方之宾客礼仪、辞命、饩牢、赐献，以二等从其爵而上下之。”《大戴礼记·朝事》：“礼，大行人以九仪别诸侯之命，等诸臣之爵，以同域国之礼，而待其宾客……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义者，以朝聘之礼。”这就是说，朝聘过程中以贯彻爵等原则为目的，这样才能符合天子心愿，实际上，也就保证了“尊王”体制的执行。

“爵等”是基础，有了“爵等”，尊卑、亲疏观念也就形成并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朝聘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礼的精神。《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这指出了朝聘活动作为礼的表现形式，它必须“训上下之则”，“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不然，它将失去了礼的基本内涵。

2.作为天子对诸侯的管理方式，有效地行使了“分职、授政、任功”职权，从而使“尊王”在制度上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周王室对邦国的统治与管理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其中朝聘制度尤其重要。我们看到：

（1）诸侯朝见天子接受政令，述职，这是周天子在行使管理诸侯的职权。《左传·文公四年》载：“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朝正，杜预注：“朝而受政教也。”这是说诸侯朝见天子而接受政令。《墨子·尚同中》也说：“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即诸侯朝见天子而接受“严教”之后，回到封国要贯彻王命而治国。天子政令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不服从的，天子至尊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2）诸侯必须经过“朝王受命”的程序，即得到天子的认可，才能算是得到合法身份。《国语·周语上》：“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周礼·春官宗伯·典命》：“凡诸侯之适子，誓于天子。”可见诸侯立世子要经过天子的认可，不然，就属于“犯王命”，“犯王命必诛”，这又显示了王命的威力。

（3）诸侯之间相朝，还有讲修王命、拥戴天子的意图，这也是“尊王”的形式。《左传·文公十五年》：“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谷梁传·隐公十一年》：“天子无事，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讲的都是维护王室秩序所要做的协调工作。

（4）诸侯“朝王纳贡”，是在物质利益上向天子尽义务，其实质仍然是“尊王”的一种特有方式。“朝王纳贡”，在西周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即有所谓“畿服制”。《国语·周语上》述及“五服”，是“周人新制”，具有明显的政治与行政的性质。但其根本宗旨是要诸侯按规定向周王纳贡。所以，又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礼，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按所谓的祭、祀、享、贡、王，主要指诸侯朝王而纳贡。《国语·鲁语上》：“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荀子·正论》论五服制也说“称远近而等贡献”，都指出了服制的“贡献”性质。

“因朝而贡”，规定了诸侯的尽“臣职”方式。诸侯如果不能尽“臣职”，天子则可以通过征伐等形式迫使诸侯纳贡，《国语·周语上》所称“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大戴礼记·虞戴德》也说：“诸侯内贡于天子，率名效地实也，是以不至必诛。”“率名效地实”，即如《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所言：“制其贡，各以其所有。”把自己所有的物产作为贡品献给天子，就不会触怒天子而受到惩处，这也是维护天子至尊地位的有效途径。

● 调节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在考察西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关系时，朝聘所具有的“别贵贱、序尊卑、等上下”功能固然应该成为我们目光所及的对象，但朝聘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也不可忽视。

1.通过朝聘，可以实现“上通下达”的目的，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

诸侯朝聘天子，一方面是根据“尊王”的需要，接受政令、述职、尽贡纳义务，另一方面也出于“上通下达”的需要。从西周天子方面来看，可以借助诸侯朝觐之机，向诸侯阐明自己的主张，这样，能够让诸侯了解自己。《周礼·秋官司寇·掌交》说：“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注：“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恶者辟而不为。”这就从客观上起到了消弭矛盾的效果。从诸侯方面来看，更愿意知道来自天子方面对自己的看法，以便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天子的需要。

2.朝聘可以起到调和西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作用

西周初中期政治形势相对稳定，这当然与西周天子采取强化王权措施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政治手段所发挥的作用，其中朝聘的调和应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谓的调和，是指通过化解矛盾的办法使各种关系趋于和谐、平稳状态。西周天子很重视调和在处理政治关系中的作用。《逸周书》有关“和”的内容较多，大多指调和之义。《大武解》有“五和”：“一、有天无恶；二、有人无郄；三、同好相因；四、同恶相助；五、远宅不薄。”这是征伐诸侯时的“和”。周公“五和”是启导武王的：“一、有天维国；二、有地维义；三、同好维乐；四、同恶维哀；五、远方不争。”认为是为政所应考虑的。周公在告诫成王时曾提出“六则”。这“六则”，实际上是六种牧民的方法，其中就有“和众”。成王接受周公“和”的理论，努力将它与礼乐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政权稳固与否来认识，即“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可见，“和”在西周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利用朝聘这种礼制形式来调和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成王已经明确提出过。《尚书·周书·周官》载他即位时发布诰令，其中就有“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一说。《周官》被认定为伪古文，但作伪者也参照了先秦文献，所以这段话也不能说毫无价值，它至少与周公“和”的思想相暗合。朝聘可以调和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周礼·秋官司寇·掌交》也曾指出，即通过朝聘，“使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郑注：“有欲相与修好者，则为和合之。”贾疏云：“下有结其交好为朝聘，则此好谓使为婚姻之好也。”贾公彦的理解未免失之偏颇。其实，“婚姻之好”仅仅是“和”的一种形式。从大的方面讲，周公的“和”才是基本内容，即如有人阐述的“得天时而感德，得地利而知祭，共同友好而快乐，共同厌恶而哀伤，不与远方的人相争”。“存异求同”是其宗旨。“和”带来了天子与诸侯关系的融洽，这是双方所企盼的。

● 调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

诸侯之间如何相处？西周天子也确定了相应制度，朝聘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其基本点，《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已经有追述：“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意思是说，诸侯之间，俱应每年遣使进行“小聘问”，小聘使大夫。久无事（殷，中也，郑注）则进行“大聘问”，大聘使卿。新国君即位，小国来朝，大国来聘。可见，朝聘制约了诸侯国之间的联系方式。

进行朝聘的目的，按《左传》的追述，是所谓的“继好、结信、谋事、补缺”。继好，即将已经订立的友好关系接续下去，不使之中断。结信，实际上是与对方通过会盟等形式收到诚信的效果。谋事，即谋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之言云：“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齐侯）、王孙牟（卫侯）、燮父（晋侯）、禽父（鲁侯）并事康王。”补缺，即修补缺失，指政事。

由于政治与历史等因素，各诸侯国许多方面情况并不平衡。有的是周王室同姓，有的是异姓功臣。有的处于王畿区域内，有的封于王畿区域外。就是王畿之外也有差别。晋国为戎狄百蛮散居之地，又随封给“怀姓九宗”，故封国统治者实施的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政策。姜姓太公望封于齐，其地原为风偃族群所居，“太公至国，修改，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如何稳定诸侯之间关系，便成为西周天子必须考虑的问题。从巩固周王朝政治秩序出发，强调诸侯之间行朝聘之礼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应当是西周天子倡导实施诸侯之间朝聘制度的根本原因。

诸侯之间相朝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修王命”的一项内容。《左传·文公十五年》：“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为修王命而进行朝聘，又是奉戴天子的实际行动。它们之间互为依存。不过，也有一个前提，即诸侯之间朝聘必须从属于“王之大事”，“王之大事”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这种形式的朝聘活动。《左传·成公十二年》说：“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即是此意。

● 维护等级制体制

实施朝聘的过程，就是确定君臣名分、区别等级尊卑、分辨长幼次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尊卑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也起到了规范社会政治意识的作用。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鲁庄公“如齐观社”，被人们认为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对此，曹刿进行了劝谏，认为不可以，并说道：

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习之。

这是说，礼是统一人民社会意识的工具，而行会礼、朝礼，就要求人们认同和奉行其中的有关“上下之则”“班爵之义”“长幼之序”的具体规范。也表明，这些规范反映和概括了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它要求人们自觉地把它作为进行朝聘活动的范式和观念尺度，这就从客观上使西周的朝聘活动有了观念与意识上的保证。

从我们理解来看，所谓的“上下之则”，即如有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尊王室，修臣礼，以训在下事其君也”。作为诸侯，修臣礼，在朝聘上所能做到的无非是遵守西周所建立的一整套朝聘制度。其具体措施，《国语·鲁语上》云：“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韦昭注引贾侍中云：“王谓事天子也。五年之间，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将朝天子，先相朝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所云“明王之制”，即“岁聘、问朝、再朝而会”，也是属于贯彻“尊王室”的具体行动。

关于“朝以正班爵之义”，“义”读为“仪”。孔颖达《正义》云：“朝以正班爵之等义。”等义，即“等仪”。《周礼·夏官司马·司士》记“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正可以对“等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以西周天子“日视朝事于呼门外之位”为例，王、孤、卿等，从高到低，必须各就其位，不得逾越，这也是保证君臣秩序得以正常维持的需要：

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之右，南面东上；大仆、大右、大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南面西上。

“帅长幼之序”，在理解上虽有分歧，但基本一点是清楚的，它包含有“礼之先后”的用意。《国语·吴语》所载“吴、晋争长”，固然年龄长幼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军事实力大小已成为必须面对的事实，与这里的“长幼之序”已经没有大的关系了。“同姓、异姓”是必须考虑的，即指“礼之先后”。《左传·隐公十一年》载：

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人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对于这段话中“宗盟”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郑玄得其本意：“朝觐爵同同位，但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后异姓。若盟，则爵虽不同先同姓也。”很明显，“礼之先后”的体现即在于异姓同样列入宗盟，虽列在同姓之后，但仍属宗盟之范围内。它“不仅说明异姓诸侯与周联姻后成为周代宗统范围内的一部分，而且亦说明分封制正是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区别亲疏与尊卑，是其重要的原则。

建立了这样一整套维持等级制的体制，并要求诸侯在朝聘行为中严格贯彻与执行，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西周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同时，又以礼的形式制约人们的观念与意识，使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判断模式，朝聘又发挥了特有的整合政治意识的作用，无疑对维护等级制体制是极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