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他的作为奠定了新的统一王朝强大昌盛的基础。这个成就是在隋末农民战争的推动下取得的。

隋末农民战争的威力迫使唐初君臣时时刻刻要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不蹈亡隋的覆辙？他们的答案是：剥削须有节制，特别是徭役不可太重。

太宗曾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历史上没有过不兴徭役的皇帝，但是唐太宗毕竟懂得徭役不可太重，太重了，农民一起来，自己的统治就会垮台。

魏征对他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比喻，唐太宗记得很牢，曾用以训诫太子。他听得进这话，因为它完全符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从隋亡的事实，他深深感觉到人民反抗的烈火是可怕的，不是武力镇压得了的。

于是他决心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但是它完完全全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制定的，不是从好心肠产生的。

唐太宗懂得：要执行这条政策，必须注意“纳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从隋亡得来的教训。隋炀帝不愿意听到农民起义的消息，虞世基投其所好，隐匿军报，结果国破家亡，君臣俱死。魏征举此为例，告诉唐太宗一条重要的道理，叫做“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赏他的意见，始终比较注意纳谏，这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封建帝王的重要原因。

唐太宗注意纳谏，注意节制徭役，都是事实，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对“贞观之治”的美化，却完全是着意的夸大。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都说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29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都夜不闭户，出门的人不必带粮食，可以“取给于路”。《贞观政要》说得更具体，“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至于旅行者的粮食问题，“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乌托邦了！

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实。

贞观元年（627年），关中饥荒；贞观二年天下蝗灾；贞观三年又发了大水。这几年中间，老百姓穷得卖儿卖女，流亡道路。贞观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农民才得还家。这是喘息方定的时候，怎么会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

两年之后，魏征还描绘过中原萧条的景象。他说：从伊水、洛水往东，直到泰山、黄海，烟火零落，极目望去，到处都是荒原野草。贞观六年是这副样子，贞观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还需要注意，唐太宗的节制徭役，是勉强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会有违反这条政策的举动。这里按照年代次序，举几个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时，要点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经魏征力争而止。贞观四年，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说：“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当时，他听了不免心惊，暂时停役。然而到了贞观五年，不仅修了洛阳宫，还修了仁寿宫（九成宫）。贞观六年，魏征指出：“比来营缮渐多”，可知那时的徭役并不算轻。贞观十一年，马周上疏，说当时多营不急之务，百姓怨嗟，批评太宗不像贞观初年那样“俭以息人”了。贞观十三年，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引太宗本人的话，“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并指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贞观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伤残手脚以避劳役的，“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据说此风起自隋末，贞观中遗习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两条，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阶级本性，并且说明常有徭役较重的情况，不过不像隋末那样严重而已。

贞观末年，人民的赋役负担，还有继续加重的趋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充容徐惠见连年用兵，营缮相继，宫廷习俗也颇奢华，上疏谏劝说“人劳乃易乱之源”，尽管雇人做工，也“不无烦扰之弊”。至于剑南（四川）百姓，因为造侵略高丽用的船只，负担沉重，到那年已经发展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贞观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的赋役特别是徭役负担，有时比较轻，有时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从进行的程度。唐太宗怕农民造反，执行不竭泽而渔的政策，但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本性，有时不免要加重剥削，他的好处是肯接受意见，注意改正。

封建时代能够这样，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这样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的皇帝，唐太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我们肯定他是有所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但不必歌颂他，因为他终究只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

没有隋末农民群众轰轰烈烈的斗争，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不会产生具有太宗、魏征等的观点的人物。

太宗处理政事之余，对学术文化也很注意。他使颜师古、孔颖达等编撰《九经正义》，对过去的经学作了总结。他关心史书的修订，设立史馆，命群臣编撰晋、梁、陈、北齐、周、隋六部史书。《晋书》《隋书》的编撰都发挥了专家的特长，让星历专家李淳风写天文、律历、五行等志，让博通古今的颜师古、孔颖达等担任纪、传。政府开史馆、集合众手编写前代史书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太宗见书心喜，自己动手写了晋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后论。他选择王羲之，是因为他热爱书法，视王氏《兰亭序》的墨迹如珍宝，他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特别会写“飞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