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613年）三月，炀帝决定亲赴辽东，二征高丽。以刑部尚书卫文升辅代王侑留守京师长安，命民部尚书樊子盖辅越王侗留守东都洛阳。四月，车驾渡过辽河，遣宇文述、杨义臣率兵越鸭渌水（鸭绿江），又命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入海登陆，合击平壤。即将得手之际，开国功臣、两朝宰辅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发动了隋末首次直接声讨炀帝的兵变。

玄感，杨素长子。与乃父相同，美须髯，体貌雄伟。少时较群儿晚成，不知者谓之痴。唯乃父常谓亲朋曰：“此儿不痴。”及长，果然好读书，善骑射，有文武资。后以父军功，积勋至上柱国；父死，袭爵楚国公，官礼部尚书。性笃于亲族，尤喜宾客，爱重文学，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最著者有李密、王胄、虞绰等。

隋李富娘墓志铭

时越王侗与樊子盖已闻报勒兵备御。玄感从汲郡南渡河，使弟积善率三千兵自偃师沿洛水西进，弟玄挺率一千兵越邙山南进；东都遣河南令达奚善意将精兵五千拒积善，河南赞治（官名）裴弘策将八千人拒玄挺，东都兵皆溃降，甲仗尽归玄感军所有。玄感亲率兵至洛阳东北门外，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众皆悦，辕门投效者，日有数千。于是玄感令人遗书樊子盖，数炀帝罪恶，告以将废昏立明，救黔黎、存社稷之意。子盖不从。俄而代王侑遣卫文升率兵四万自长安来救，路过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既至东都城北，玄感亲运长矛，身先士卒与之战，喑呜叱咤，当者莫不震慑，论者比之项羽。文升兵大溃。时玄感兵已积至十万，前民部尚书李子雄劝其速称帝号，玄感以问李密，密曰：“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当早定关中，不宜自崇，以示不广。”玄感笑而止。

隋李则墓志拓本

炀帝攻辽东城久不拔，忽闻玄感兵变，大惧，连夜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皆委弃。行驻高阳（在今河北），急命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兼程南下。通先渡河，卫文升整军再战。玄感东西拒敌，屡败。遂遵李密中计，奔关中。宇文述诸军蹑其后。华阴诸杨劝玄感先取弘农宫（在今河南陕县），李密认为不妥，应先入关自守，玄感不从，攻三日不拔，始引而西。行至阌乡（在今河南灵宝），追兵大至，玄感一日三败。欲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走之。独与弟积善徒步行，自知不免，谓弟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遂与玄感首俱送高阳。炀帝命磔玄感尸于东都市；三日后，复脔（碎割）而焚之。时在大业九年八月，自兵变至败死，历时不足三月。玄感弟玄纵、玄挺、玄奖、积善、万石、仁行等皆死。

炀帝至东都，命穷治玄感亲党，并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于是杀三万余人，均籍没其家；流徙者亦六千余人。

以上所叙乃杨玄感兵变的基本史实。第一手资料出自《隋书》的炀帝纪及杨玄感、李密、李子雄等相关诸人传记；第二手资料系《资治通鉴》据《隋书》的综合，司马光虽有所取舍，却并无特殊“考异”。可见史实就只如此。然而史评不尽相同。大致都责难玄感不应想当皇帝。为此，先要澄清二点史实：（一）玄感有两次表示要“废昏立明”，却从未说自己想当皇帝。（二）仅《李密传》为了证明密见识高超，才提到李子雄劝玄感“称尊号”，为密所阻事。但玄感也只“笑而止”。说明劝称者有人，劝不称者有人，至于玄感本人，并不曾赞一辞，不过一笑了之而已。具体观点可分二类：

一类是旧正统的，以《隋书·杨玄感传论》为代表，如云：“玄感，宰相之子，荷国重恩，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意思是身为宰相之子，对于荒暴之君，也只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玄感提出废昏立明，就是企图篡位，想当王莽、董卓，所以天怒人怨，顷刻而败。

一类是新正统的，如说：“大贵族杨玄感是个凡庸的野心家，并不真正想到民众的痛苦，只是认为有机可乘，起兵一试，夺取洛阳，称些时皇帝，就算满足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丢开史实而大发诛心之论。

中国旧正统历史学家习惯于“以成败论人”。如果杨玄感兵变成功，大焉者奉之如唐宗、宋祖，小焉者颂之为伊尹、霍光。既然失败了，不是莽、卓也是莽、卓。新正统历史学家习惯于“以成分论人”。成分者，出身也。同一反隋，出身好的便是起义，出身不好的便是投机。其实，杨玄感发动兵变，对杨广震动最大，对社会各阶层影响最广，论首义之功，决不在陈胜、吴广之下。只因出身不好，又没成功，便遭到新旧正统历史学家的双重否定。要说杨玄感演的是悲剧，其可悲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