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权的重建与南迁

天会五年（1127年），金将宗翰、宗望挟制北宋群臣立张邦昌为帝，建立大楚为金朝藩辅，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北宋灭亡。四月，押解宋二帝、宗室、百官撤出汴京北归，并贬二帝为庶人。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遗臣拥戴下即位于归德，重建赵宋政权。六年，宋二庶人至上京，素服见太祖庙后，太宗召见，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安置于韩州（今辽宁梨树镇北偏脸城）。八年，移至胡里改路（今黑龙江依兰）。其他宋俘也被安置于金朝内地。七月，南宋高宗向金奉表请和。

金朝立张氏为楚帝的目的在于剥夺赵氏对黄河以南的统治，宋高宗之立显然是金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十一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必欲灭赵氏而后已。

金军的掠夺和强迫同化政策激起河北、河东人民的普遍不满与反抗，南宋建立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正在与金军展开殊死的斗争，东京留守宗泽也在积极布置汴京防务，迎接高宗回京重整江山。但宋高宗不顾群臣募兵、买马、修城池、缮器械的呼吁，不敢入居东京。他一方面请求放还二帝，一方面准备南幸以避金军。

金朝诸将在对宋用兵方略上也存在分歧，“或欲先定河北，或欲先平陕西”。金太宗则两用其策：“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于是金从东、西两线向南宋用兵。

东路由宗辅、宗翰、宗弼、拔离速等率领，天会六年（建炎二年，1128年）下濮州、大名、沧州、相州、东平、济南、淄、青、潍等河北、山东诸州。七年（1129年）正月，下徐州，得到宋朝自江淮运至徐州官库的大量金币，用以犒军。拔离速军下扬州，未能俘虏宋帝，在掠获了大量文书案牍和金银财物后暂时撤归。三月，宋高宗在逃亡中，被扈从军官苗傅、刘正彦废黜，四月复辟。为保其对江南一隅的统治，免遭父兄之厄运，他接连致书金朝皇帝和元帅府，愿贬去帝号，甘为藩臣。同时以杜充为建康留守，节制守扛兵马，与刘光世、韩世忠共守长江。

金元帅府一面答其书招降，一面作再次渡江的准备。七年秋，以宗弼为统帅，与挞懒、拔离速、马五等分两路渡江，西路自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渡江趋江西；东路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自马家渡渡江。南宋长江守军或不战而逃，或望风迎降，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高宗由杭州出逃，始而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继而乘船入海。金军乘船入海追击，不及而还。宗弼回军拟于镇江北渡，在黄天**为宋将韩世忠所阻，48天不能渡江，只好回师建康。八年（1130年）五月，在六合县渡江北还。

西路渡江后抵南昌、江州（今江西九江），未见猎取对象，杀掠一番后北归。

南宋建立后，在如何防御金军南侵和收复汴京的问题上，一直没有成算，诸臣、诸将意见极不统一。虽然预料到金朝可能发动军事进攻，却没有力战和死守的决心。对于宗弼这次南伐，宋军没有组织强有力的抵抗。只有个别将领和各地人民武装力量随机进行了小规模的袭击与阻截，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抵抗也已使金朝将领认识到消灭南宋政权并非易事，更何况长江以北的百姓也多筑栅寨自守，不肯归顺金朝。如何安抚江北百姓、治理新得之地是金朝面临的更为直接更为迫切的问题。从此，部分女真将领开始改变灭赵氏立异姓的初衷了。

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率军南伐的宗弼。当宗翰再议南伐时，宗弼反对说：“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恐无成功。”金朝无力一举灭宋，又不甘心赵氏政权的存在，于是乃采取立藩辅为缓冲，以汉制汉的方针，以期假手傀儡消灭或削弱宿敌。

方针既定之后，金拟于折可求、刘豫二人中选定。

刘齐的废立

1.刘豫之立

刘豫，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为河北西路提刑。宋高宗南下扬州时，任为知济南府。时山东为金军攻占，民生凋零，秩序混乱，豫不愿往，欲求江南一郡，未获准，愤然赴任。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挞懒攻济南，刘豫以城降，对驻军山东的挞懒曲意奉迎。及金将立藩辅时，挞懒有立豫意。西京留守高庆裔亦劝宗翰立豫，以收推荐之恩。于是，庆裔先后至景（今河北景县）、德、博（今山东聊城）和东平诸州郡，令人推戴，然后由宗翰遣希尹请求朝廷允准。

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高庆裔、礼部尚书韩防以玺绶立豫，诏称：“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册文规定：“国号大齐，都于大名。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付尔封疆，并同楚旧。”从此，刘豫成为历史上又一个儿皇帝，以东平为东京，仍还居东平。以太原俘臣张孝纯为宰相，弟益为北京留守，子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自十一月二十三日始，以阜昌为年号。阜昌三年（1132年），迁都于汴。齐先后行十一之税和五等税法，以科举取士。兵制则仿效金制，乡各为寨，推土豪为使。五家为保，家有双丁者籍其一为军，每月两次集中训练，合格者补效用正军。每调发一人，同保四人备衣粮。建归受馆于宿州，建招受司于泗州，招南宋士大夫、军民。置榷场通南北之货。

刘齐政权虽有自己的国号、年号，但作为附庸，境内的重大举措，必须得到金朝的认可。为保证其对境土的有效控制和抵御南宋的军事进攻，金朝仍在齐国境内分驻兵马。刘豫在金朝的扶植下，在招募壮丁和收编南宋降兵、降将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对南宋的战争中，金朝希望得到这一部分军力的配合。

2.金齐联合侵宋

南宋一些将领认为河东、关陇一带，民性强悍，勇武敢战，还有一些世代将门土著大姓，为兵源所在。而潼关以西，四塞为固，易守难攻，应该成为南宋复兴的根基。故南宋建立之初，主战派即主张或还都汴京，或迁往关陕。宋高宗虽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但对关陕的重要性也有所认识。

金朝统治者也把关、陕视为必争之地。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1128年）南伐时，河东诸将就指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于是，以娄室、蒲察、婆卢火等主持陕西军事，连破同、华等州和京兆、凤翔、延安诸府。七年（1129年）二月，宋麟府路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降。

宗弼南伐之际，陕西州县相继叛金降宋，娄室等只能保守延州以北地区，军事形势对金不利。为加强关陕一带的军事力量，天会八年（1130年），宗弼还军后，与宗辅同至陕西，增强西线的兵力。而以挞懒安抚长江以北地区。在东线暂趋平静之际，金、宋加紧了在西线的争夺。

天会七年，南宋任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八年，张浚在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作军事部署，将秦川五路兵马粮草调集至陕西富平，准备在此与金兵决战。九月，亲往督战。宋兵虽多，却营垒不固。金军利用张浚骄纵轻敌的弱点，以娄室为左翼，宗弼为右翼，两军并进，以骑兵攻占宋营周围的乡寨，包围宋军。临时调集的宋军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顿时陷入混乱，张浚首先逃奔，诸路兵马也相继溃散。金军乘胜下泾、渭、原、环、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和凤翔、庆阳诸府，陕西五路皆为金军所据，并拨归齐国。从此，金与南宋在西线遂以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县）、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县）为界，南宋据有军事要地凤翔的和尚原和陇州（今陕西陇县）的方山原。

富平之战后，南宋秦凤路都统制吴蚧“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陕西百姓寄希望于他，常以粮草资助吴军，给金、齐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威胁。于是，和尚原便成为金、宋必争之地。娄室死后，完颜杲（撤离喝）驻军陕西，再谋攻取和尚原。五月，遣没立自凤翔，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会战和尚原。吴蚧击退先至的乌鲁折合，再遣将击没立，使两军不得合，无功而还。

不久，宗弼会诸道兵10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宋军战。十月，攻和尚原。吴蚧选劲弩强弓，分番迭射，金军不得进。又以奇兵出金军侧，绝粮道，设伏于退兵之途。金兵为宋伏兵所败，宗弼中流矢，仅以身免。金以杲为陕西经略使。

天会十年（宋绍兴二年，1132年），吴蚧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弟吴磷驻兵和尚原。杲乘吴蚧驻军河池（今陕西徽县南）之际，部署攻取和尚原。完颜他分兵驻秦州，出熙河，切断宋军自陕南、熙河入援之路。自率军趋上津（今陕西白水县北），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入洋州（今陕西洋县），逼兴元。吴蚧自河池星夜赴援，与完颜杲大战于饶风岭（今陕西石泉县西），激战六昼夜，死者如山积。金军自间道出关背，俯攻宋军。宋军败走三泉（今陕西宁强县北）。金军北归时，吴蚧遣兵邀击于武休关（今陕西留坝），金军死者千余，弃辎重退去。此役金虽一胜，所得仍不及所失。

十一年，金将宗弼、完颜杲与齐将刘夔以兵10万再攻仙人关（今陕西徽县南）。吴蚧因和尚原离蜀远，饷馈不继，命磷弃和尚原退保仙人关，于杀金平筑垒防守。吴磷率军与金、齐军激战七昼夜，得与其兄军合。

金分兵两翼，合击吴蚧营。“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磷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宋军奋击，入金营，射韩常，中其左目，又遣军扼其归路。

金、齐此役，意在入蜀。因吴氏兄弟固守仙人关而未能逞其志，遂放弃入蜀目标，专意经营陕西。

齐国建立，黄河以南又出现了一个汉人政权，金朝增了一个盟友，南宋多了一个对手。一些对南宋政权不满的将领或士人便投靠齐国，南宋在政治、军事上更加被动。北宋末年招募的一些义军首领如李成、孔彦舟、徐文等分别被授以安抚使、招讨使、统制等官，领兵抗金。南宋建立后，他们随宋高宗南迁，李成、孔彦舟等在镇压钟相、杨么起义兵败后，成为叛服不常、流移不定的所谓“流寇”。当金军对江南军事压力暂时减轻时，南宋开始整顿内部，这些流寇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李成、孔彦舟等相继降齐。而郦琼、徐文等也因与宋将有隙叛宋归齐。这些叛将成了代表金、齐与南宋争夺河南和淮水流域的武装势力。自齐国建立，宋军“无日不与之交锋”，并各有胜负。

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年），宋将牛皋、李横、董先等克汝州、颍昌，与金、齐战于朱仙镇。但宋军轻进，后援不继，金、齐又相继夺回邓州、襄阳和郢州，并使李成防守，与川陕地区的金军相呼应。

吴蚧、吴磷在川陕的胜利和河南、淮甸的小胜鼓舞了南宋官兵，宋朝在江南的统治也渡过了最初的混乱时期，秩序逐渐恢复，对金的战争也稍有起色。于是开始与齐争夺襄阳与唐、邓六郡。

十二年（1134年），宋以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付以收复襄阳府和唐、邓、随、郢、信阳军等六郡的重任。以韩世忠屯泗上为疑兵，刘光世出陈、蔡为声援，北伐金、齐。

五月，岳家军败齐知州荆超，攻占郢州。驻守襄阳的齐将李成弃城逃走，襄阳、随州相继被攻陷。七月，岳家军又击败退守邓州的李成和金孛堇刘合，占领邓、唐二州和信阳军。

岳家军在襄、邓的节节胜利，给刘豫造成了很大压力，于是他向金朝建议避开岳家军，自淮甸南下，于扬州、采石渡江取建康。金朝采纳了这一建议。九月，宗弼与齐太子刘麟统金、齐军渡淮南下，部署以骑兵自泗州（今安徽盱眙北）攻滁州，步兵自楚州（今安徽淮安）攻承州。宗弼屯于天长，刘麟屯于盱眙军。

南宋命张俊镇守建康，韩世忠进驻扬州，刘光世守当涂，张浚节制诸路兵马以御金军。十月，韩世忠部将解元败金军于高邮，岳飞部将牛皋败金兵于庐州城下，淮西安抚使仇愈攻克寿春府。

金、齐这次联兵南下，进展并不顺利，加之阴雨连绵，粮饷不济，兵将疲敝，士气低落，据滁州仅47日，年底即退回。

天会十三年（宋绍兴五年，1135年）正月，太宗吴乞买病死，熙宗即位。在辽、宋降臣的影响下，金朝开始改变以武力征服为主的方针，逐渐向政治治理国家的方向过渡。南宋的军事形势也渐有转机，镇压了钟相、杨么的起义，在对金、齐的战争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于是金、齐、南宋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调整时期。

这一年，南宋知枢密院事张浚都督诸路兵马，也调整了对金的军事部署，命韩世忠据承、楚以图淮扬；刘光世屯合肥以招淮北；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岳飞屯襄阳以窥中原。这以后，南宋军事上颇有起色，刘光世复寿春县，岳飞克镇汝军、商州、虢州、西京长水县。

为了反击南宋的军事进攻，刘豫也在境内签乡军20万，九月，以刘麟、刘猊和孔彦舟分统诸军，在金军配合下，自涡口、寿春、光州三路南犯。十月，刘猊败于安丰、芍陂（安丰南）、定远。在庐州的刘麟得知刘猊兵败的消息后亦退军。十二月，韩世忠又败金人于淮阳军，齐军南伐失败。

3.刘豫之废

不论是金军的渡江南下，还是金、齐联军攻宋，都没有达到消灭赵宋政权的目的。太宗晚年和熙宗初年，南宋对江南的统治逐渐稳定，军事力量有所加强。金、齐在河南、两淮和川陕战场都没能向前推进，官兵厌战情绪却普遍滋长，金朝统治者也开始认识到消灭南宋政权并非易事。统治集团内部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健全统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女真贵族中对治理国家的方针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金朝面临着对国家前途和新占领土如何进行统治的重大抉择。

齐国的建立未能减轻女真人的军事负担，金与南宋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金朝统治者对刘豫逐渐产生了不满和失望情绪。而南宋频繁遣使求和也慢慢改变了女真贵族中早期形成的对赵宋政权的成见，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调整与齐、宋的关系。

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未曾确定与金争夺淮北甚至江北的方针，自秦桧逃归后，主和派始终受到赵构的重视。他们不断遣使求和，只是在金朝的军事进攻迫使其无立足之地时，才起用主战将领暂作抵抗，以确保其偏安一隅。金太宗时，对南宋的议和请求不予理睬，使者往往被留不遣。熙宗时，金朝统治集团逐渐意识到赵构或许是比其父兄更容易屈从的皇帝，于是对南宋的敌对情绪较前有所软化。

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年），赵构得其父赵估死讯，遣曾出使过金朝的王伦以请丧为名再次使金。王伦利用女真贵族与刘豫的矛盾，乘机向挞懒建议：“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

此后，在女真贵族的权力斗争中，高庆裔、宗翰相继死，主张以女真内地为中心发展奴隶制的宗磐等得势。挞懒取代宗翰操纵了处理中原事务的军政大权，刘豫被废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九月，金尚书省与元帅府共同讨论，认为齐国“凡事多误，终无所成”，应该“变废齐国，至于普天之下，尽行抚绥”，得到允准，而刘豫不知。宋降将郦琼建议刘豫向金乞兵，金则慨然应允。十一月，金以助齐南伐为名，要求取得对齐军的调动指挥权，并将齐军调出汴京。然后以议军事为名，令刘麟单骑至滑州，擒麟后入汴，下诏废齐，降封刘豫为蜀王。

皇统议和

1.天眷和议及其破裂

金归河南、陕西地与宋 女真贵族在废刘豫的问题上虽然意见一致，但在河南、陕西土地归属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刘豫被废后，金于汴京置行台尚书省，挞懒以左副元帅守汴京，成为代表金朝处理对宋事务的实权派。年底，遣宋使王伦、高公绘回，“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宋高宗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遣王伦再次使金，一谢废刘豫，一申求和之意。同时于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年）三月起用与挞懒关系密切而因主和被贬的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响应金朝议和的倡议，筹划与金议和。六月，金遣乌陵思谋、石少卿与王伦至宋议还地，要求南宋称臣纳贡，成为金朝的藩辅。在赵构、秦桧主持下，南宋全盘接受了金朝提出的苛刻条件。七月，王伦以迎奉梓宫的名义再次使金。八月，在挞懒、宗磐、宗隽的主持下，金决定将原属齐国的河南、陕西地归宋，并遣张通古为招谕江南使，持熙宗诏书招谕江南。十一月，张通古抵达杭州，十二月，秦桧代表宋高宗以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诏书，实则承认了宋对金的附属关系。

金宋和议的破裂 天眷元年（1138年）的金、宋和议是十分脆弱的，宋方诸多大臣持反对意见，而金朝方面和议能否执行则取决于女真贵族中两大对立派别实力的消长。二年（1139年），宋一面以王伦为迎护梓宫、交割地界使金，一面委派官员到河南、陕西准备接收金朝交回的州县。金熙宗下诏归还河南、陕西，迁行台尚书督于燕。

但金朝政局的变化影响了和议的执行。七月，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杀，王伦被宗弼留于祁州。八月，挞懒也因谋反罪名被杀。宗斡、希尹、宗弼一派重新得势。金以宋朝表文不书年号，所献礼物不称职贡，扣留宋使王伦，意在毁约。

三年（1140年），金熙宗以宗弼为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五月，下诏伐宋，复河南疆土。

金宋顺昌之战 都元帅宗弼以精兵十余万，分四路南下。宗弼自黎阳渡河趋汴，右监军完颜果出河中趋陕西，聂黎孛堇出山东，李成自孟津渡河攻取洛阳。宋新任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投降，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走。

时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锖在上任途中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时，金军已占领陈州（今河南淮阳），并向顺昌方向进发。刘锖与顺昌知府陈规商定共同坚守，分兵防御。刘锖等与金前军接战，初获小胜。不久，金援军到达，顺昌城被围，刘锖分兵出四门迎敌，再次获胜，金军马死者不可胜计。接着，他利用金军轻敌和不耐酷暑的弱点，以逸待劳，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又大败金军，取得了自金宋开战以来少有的一次大捷。

2.岳飞北伐与皇统议和

颍昌、郾城之战 当刘锖与金军战于顺昌之际，宋高宗下令驻守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作好迎敌准备，并遣人支援顺昌。岳飞一方面遣将援刘，一方面派人渡河联结河北忠义民兵，令他们攻击山东、河北、河东的州县，配合南宋官军北伐行动，收复汴京，进军河朔。

六月中旬，岳家军主力开赴河南腹地。吴磷部将李师颜败敌于扶风，岳飞部将牛皋败敌于京西，孙显败敌于陈、蔡州界，韩世忠部将败敌于淮阳，南宋军事形势大有转机。

被刘锖击败的金将韩常退守颍昌，北上的岳家军就把颍昌作为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岳飞部将张宪在距颍昌四十里的地方击败金将韩常，乘胜追击，克复颍昌。随后，又在城外击败宗弼、韩常军，巩固了颍昌胜利成果。

金军退守陈州。岳家军进驻颍昌，随即遣将与张宪会师，再袭陈州。双方在距陈州十五里的地方激战，金军失利后向州城撤退，待援军至，又同宋军战于城外。金军又败，陈州失陷。接着，郑州、洛阳也相继为岳家军攻占。

岳家军的胜利，构成了对金军的最大威胁。七月，岳飞驻军郾城，指挥部将进驻颖昌和分路袭击金军。宗弼乘郾城空虚之际，率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诸将，选精兵1.5万人趋郾城，直捣岳家军大本营，岳飞迎战，利用顺昌之战的经验，以麻扎刀、提刀和大斧为武器，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勇战金军。自日中激战至日落，金军不能支，败退。宋军乘胜追袭二十多里，阵斩金军阿里朵孛堇，取得了郾城之战的胜利。

兵败郾城后，金军退驻临颍。岳飞部将杨再兴率兵巡逻时仓促间与金军遭遇于临颍县境内小商桥，奋勇应战，以寡敌众，为金军所败。张宪军赶到，与金军再战，双方各有很大伤亡。金军北撤途中，又被张宪等追袭，损失马匹、器甲无数。

此后，宗弼集结各路金军，集中兵力攻打颍昌。七月中旬，双方各投入兵力3万余人，大战于颍昌，列阵于西门外。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之婿统军上将军夏金吾战死，被俘、被杀的大小首领计73人，军士死亡五百余，损失战马、器甲、旗鼓不可胜计，遭到与南宋战争以来少有的惨败。

在同南宋的战争中，金朝已投入了大量兵力，而宋军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岳家军一支。虽然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宋军的总体实力显然在金军之上，南宋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如果南宋君臣、军民一致奋起抗击，金军的处境将非常危险。宗弼一方面安排老小渡河北归，一方面集结诸路兵马重点袭击岳家军，并开始部署撤军。

皇统议和 金军在河南战场连连失利时，岳飞开始计划全面北伐，他向宋高宗奏请“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收复中原，直捣幽燕。但朝廷却在利用岳飞军事上的胜利，加紧议和活动。他们把张俊的队伍从宿州、亳州撤走，使岳家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为金军众矢之的，断送了岳家军英勇战斗换取来的大好形势。

在岳家军进则无援、退则不忍的情况下，宋高宗以金字牌令他“措置班师”，给他留下了“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的终生遗憾。

岳飞不得已班师后，宗弼也因天时向暑还军于汴。至秋，宗弼将攻击重点转向淮西张俊防线。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宗弼、韩常渡过淝水，占领寿春府。二月，陷庐州，与张俊、刘锖、杨沂中激战于柘皋。

金军攻占寿春、庐州时，宋方在淮西只有少量兵力，于是，紧急调遣岳飞、韩世忠增援。张俊及其部将也先后入据和州、含山、全椒、巢县和昭关等地，金军则自和州退往柘皋。“柘皋皆平地，金人谓骑兵之利也。”以十余万兵两翼夹道而陈，待宋军至。宋将杨沂中、张俊、刘锖军陆续到达。杨沂中轻敌先进，失利。张俊部将王德麾军攻金右翼，射杀其首领一人，乘势奋击，金军败退。

北退的金军攻陷濠州，将重兵埋伏在濠州四郊，一面作出渡淮的姿态，一面于淮水下游赤龙州伐木设置障碍，阻止韩世忠援救濠州。杨沂中至濠州城下，知城内空虚，令军士入城。金伏兵冲入，宋军大败。

金军这次南犯，一胜一负，得失相当。由于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没有收复故土的打算，诸将多不肯出力抗战，所以战与和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金朝的女真当权派手中。纵观金朝自天眷三年（1140年）对南宋用兵以来的战场形势，金朝胜少败多，故自濠州得胜后，宗弼终于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与南宋讲和了。

皇统元年八月，宗弼放回扣留的宋使，带信给南宋，指责其负恩启衅，并以“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师行之期，近在朝夕”相威胁，意在迫降。宋高宗立刻遣使向宗弼请和。

在宋朝请和使者频繁往来的同时，河南、陕西战场上，双方小规模的对抗仍在进行，并各有胜负。十月，宗弼回书，指责宋方言而无信。南宋又连忙遣魏良臣、王公亮使金，对有负割地深思悔过谢罪，并表示“上令下从，乃分之常，岂敢辄有指述，重蹈僭越之罪！专令良臣等听取钧诲，顾力可遵禀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同时令使臣以奉岁币、割地等条件与都元帅面商。为表示请和之诚，还以谋反罪将抗战将领岳飞下狱。

十一月，金宗弼与宋第三书，许和。年底，宋杀岳飞。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宋使何铸等使金，进誓表，宋称为“绍兴和议”。和议规定；

金、宋以淮水中流至大散关为界，水西的唐、邓二州属金。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之外并西南属光化军，归宋；

宋对金称臣，“世世子孙，永守臣节”。金帝生辰、正旦，宋需遣使祝贺；

宋每年向金贡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壬戌年（金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为首，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纳。

皇统和议是金与南宋间的第一个停止军事对抗的协议。金朝利用宋高宗不敢与其对抗，甘愿偏安江南的心理，以军事威胁的手段，迫使其接受了苛刻的条件，换取了在战场上难以得到的实际利益。宋高宗也以其经济优势为后盾，得以统治淮南，稳坐江山，这正是赵构心向往之的结局。至此，他终于借秦桧和宗弼之手付诸实现。

自天眷元年（宋绍兴八年，1138年），金将河南等地归宋，即要求宋称臣纳贡，故遣招谕使张通古。但宋高宗迫于群臣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向金称臣。因此，所遣使臣多以乞归梓宫为名。皇统和议成，双方交割地界后，金将宋徽宗灵柩和宋高宗生母韦氏归还南宋，自皇统三年（1143年）至正隆六年（1161年），宋一直履行协议。其宗室在金者也各有俸给。

正隆南伐与大定议和

正隆南伐及其失败 海陵迁中都后，又修南京宫殿，有统一天下之志。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迁都汴京。一面签军括马，一面借向宋高宗贺生辰之机，向南宋要求淮南土地，并以巡猎陈、蔡、唐、邓诸州相胁，还因南宋所遣国信使不合己意，遣回不见。九月，海陵自将三十二总管兵，置左、右大都督和水军、汉南、西蜀三道都统制，分道南伐，一循海道趋临安，一出宿、亳趋淮泗，一从蔡州至荆、襄，一由凤翔取散关。宋也分兵防守成都、安康、襄阳、江陵、武昌、江州、池州、建康、京口等要地，准淮南诸州郡移治清野，下榜诏谕中原军民，并下诏亲征。

十一月，海陵至和州。世宗自立的消息传来，海陵迫令军士于采石渡江，被宋前往督师的中书舍人虞允文所败。又进兵扬州，拟自瓜州渡江，与宋约和后，再回军收拾残局。二十三日至瓜州，促令诸军渡江。时有传抄世宗赦书至军中者，诸将各怀异志，诸军厌战，完颜元宜等密谋杀海陵投奔新主，将海陵心腹亲兵派去取泰州，趁御帐守备空虚之际杀海陵于军中，诸路南征军相继撤回。

大定议和 金世宗自立之际，正是金自建国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时期。海陵的横征暴敛使百姓贫困不堪，遍布全国的人民反抗斗争震撼着金朝并不稳定的统治基础。特别是移剌窝斡领导的契丹人民起义，席卷了金朝北方的半壁江山，牵制了金朝的大量兵力。而南宋的经济已逐渐恢复，政治也渐趋稳定，南伐的失败又使金政权面临着南宋反攻中原的威胁。为巩固统治，金世宗必然要对南宋主动讲和。

世宗即位后，以都督府名义移牒南宋，以左监军高忠建为报谕使，以罢兵、归地、班师、通好为报，并遣左副元帅完颜彀英措置南边和陕西等路事。南宋则乘金内乱之机，收复了扬、和、邓、蔡、泗、汝、陈等州和河南府、盱眙军等地，又檄示南征金军“挺身而抱义”，“率众以来降”，招谕将领弃金归宋。金朝地方守将仍坚守各自防区，有些州县则失而复得。宋高宗一方面约束诸将不得过界追袭金兵，一方面希望乘机修改绍兴和议条款，改善宋朝的地位。

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金放还了河北、山东、陕西等路征南步军，这既是稳定国内秩序的需要，也是对宋作出的和平姿态。与此相应，六月，宋也遣翰林学士洪迈贺世宗即位。双方在议和上虽有共识，条件却不一致，金世宗仍希望维持皇统和议条款。于是，因宋“书词不依旧式”，遣洪迈“归谕宋王”，第一次互派使节没能达成和议。

七月，宋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孝宗有意进取，以主战派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加强了军事部署。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鼓励士庶陈时政得失，锐意中兴。虽不放弃和谈，但向金遣使却“欲用敌国礼”。

移剌窝斡部下括里、扎八等奔宋。宋用其谋北攻金朝州县，连下泗、寿、唐、海诸州。面对宋朝的攻势，金世宗也决定对宋用兵。十月，金世宗诏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经略南边。十一月，令右丞相仆散忠义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伐宋，同时指示“彼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

三年（1163年），宋以张浚为枢密使。志宁移牒张浚，略曰：“可还所侵本朝内地，各守自来画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统以来旧约，帅府亦当解严。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张浚预计至秋金兵必大进，宜先发制人，于是以李显忠出濠州趋灵璧，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宋朝中对和战意见不一，孝宗独与张浚议出师，三省、枢密院不知。志宁与宋军战于宿州，由于宋将不能协力同心，宿州得而复失。

宿州败后，张浚上疏自劾，乞致仕，孝宗下诏亲征。但主和者纷纷要求治张浚轻出之罪，孝宗不得已下诏罪己，决定议和。

八月，志宁致书宋三省、枢密院，要求宋归还海、泗、唐、邓四州，称臣，纳币，归还逃入宋境金人。书状往返数四，宋初不许还四州，且欲减岁币；后则四州、岁币不较，而君臣名分在所必争。宋君臣反复论辩，其主战主和者各半。金世宗指示：“若宋人归疆，岁币如昔，可免奉表称臣，许世为侄国。”并以大军压淮境，志宁偏师渡淮，取盱眙、濠、庐、和、滁等州。

时宋方虽军事不利，孝宗却耻于求和，于是利用金世宗不欲用兵的机会，千方百计在议和条款上争取金朝作出较多的让步。

大定四年（1164年）十二月，和议条款讲定：

金、宋为叔侄之国，宋孝宗称金世宗为叔；

宋向金缴纳岁币银20万两、绢20万匹，比皇统时各减5万；

疆界依皇统、绍兴之旧；

彼此逃叛到对方之人，不再遣返。

宋孝宗利用金朝国内的变故，坚持“正国体”，终于改变了金、宋宗藩关系，使宋朝取得了与金同等的地位，恢复到北宋与辽关系的状况；同时保护了自金归宋的士庶，使他们得以安心留居宋境，这对金官民投宋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也是北宋对辽所一直不曾争取到的目标。对宋朝而言，这次议和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因而宋孝宗将第二年改为乾道元年。宋朝将这次和议称“隆兴和议”。

开禧北伐与泰和和议

自大定议和后，金、宋间一直维持着正常的和平往来，双方在边界各开榷场，经济、文化交往虽不如北宋与辽时密切，却也不曾发生重大冲突。尤其是金朝，世宗和章宗都很重视维护与南宋的关系，在完善礼乐制度方面也多借鉴宋制。但泰和年间（1201—1208年），金朝已现衰败端倪，蒙古诸部势力渐强，不时袭扰金朝北疆。南宋境内又有一股势力开始酝酿北伐中原了。

1.宋军开禧北伐

宋方聚财募卒，选将练兵。在镇江立韩世忠庙，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大举兴兵进行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同时在沿边州县不时小有入侵之举，引起金朝边将的警惕，也为至宋的使臣所察觉。但金章宗珍惜与宋的和平局面，不愿轻启衅端，每每戒敕诸臣，不可妄言生事。

2.吴曦叛宋降金

吴曦降金，使宋失去川蜀重地，对宋荆湖路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七年（1207年），吴曦自称蜀王，改元，置百官，治宫殿于成都。以随军转运使安丙为丞相长史，分别遣将引金兵攻凤州；驻兵万州，泛舟嘉陵江，声言与金兵夹攻襄阳。二月，安丙与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等杀曦，四川复为宋有。

3.泰和和议

宋停岁币与宣宗南伐

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南下攻金，宋贺生辰使至涿州不得进而还。此后宋以金有边患，在沿边州县遂时有袭扰。

金宣宗南迁后，宋对金的态度不再恭顺，且停止了输纳岁币，并加强边备，但仍按约遣使入贺，冀以探知金朝的虚实，不敢贸然与金开衅。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1214年），夏以书约宋夹攻金，宋不应。与此同时，金朝却有南进取宋州县以补北方失地的考虑，王世安献攻取盱眙、楚州之策，枢密院奏以世安为招讨使，遣人往淮南，招诱入宋境的红袄军首领和南宋官。贞祐四年（1216年），尚书右丞相高琪请伐宋，以广疆土。四月，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书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统军南伐，金、宋再次断绝了和平交往。

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金军先后破宋兵于信阳、陇山、光州、樊城等州县。宋也传檄招谕中原军民，募兵讨金，并利用反金的农民武装袭击金属的泗州、灵璧、海州、东海、确山、息州等州县。

八月，宣宗一方面将宋人渝盟的情况通报军士，一方面命大臣讨论对宋方针，集贤院谘议官朱盖上书陈御敌三策。十月，右司谏许古、集贤院谘议官吕鉴等极言宜和。吕鉴特别指出，兴兵以来，自唐、邓至寿、泗屯兵数十万，居民殆尽，军士也有逃亡者，而和平交往时，仅息州榷场，“每场所获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大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兵兴以来俱失之矣”，并主张趁天寒对骑兵有利之机，屯兵境上，以促和谈。而高琪认为许古起草的牒文不足取，阻挠议和。

宣宗采纳了高琪的意见，遣官括市民马。十一月，诏唐、邓、蔡州元帅府举兵伐宋，又遣平章政事胥鼎自关陇出师，且不许再申异议。胥鼎一面分兵自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一面仍指出南征不合时宜，但以高琪为首的尚书省不予采纳。同时，宋也以伐金诏告天下。

南伐以来，西线曾取和州（西和州，今甘肃西和）、成州、洋州；得散关，不能保，焚关退师。东线虽先后取光州、信阳、枣阳、随州、光山、安丰军，也曾一度自桐柏入宋境，但损兵折将，得而复失，并不能将疆界向南推进一步。而北方除蒙古军进逼外，又有蒲鲜万奴的自立，西部则不时受到西夏的袭扰。内部红袄军的反抗此伏彼起，有的则投靠宋朝，与宋军配合进攻金朝州县。

贞祐、兴定年间的南伐徒使金朝丧失了岁币、榷场的收入，增加了战争负担，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于是金朝开始准备结束对宋的战争。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西线连取成、阶、和三州与大散关。十二月，金宣宗欲乘胜讲和，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为详问使议和，宋不纳，金、宋和议正式断绝。宣宗再任枢密副使驸马都尉仆散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事，三年（1219年），以安贞领兵继续伐宋。西线兴元府、洋州得而复失。东线安贞与宋人战于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进击至黄州、和州、全椒、天长、六和，游骑抵达长江北岸。宋建康大震，降宋的红袄军首领李全和季先分别自楚州、涟水军援宋，金军退还。

此时，宋朝以官爵招诱红袄军首领，利用他们袭扰南京东、南和山东州县，牵制了金朝的兵力。同时，响应西夏夹攻倡议，使金朝的军事形势更加被动。金宣宗希望集中兵力重创宋军后讲和，以解除南部的威胁，无奈得不到宋朝的响应。以取偿于宋的目的开始的这场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欲罢不能。金朝不得不在南、北、西三面同时开战。为了生存，金宣宗不得不把这场由自己发起的旷日持久的“南征”继续进行下去，并被迫把精兵置于河南、河北、陕西，对蒙古的防御又被削弱了。

七月，宋将孟宗政、扈再兴等大败金将完颜讹可于枣阳，杀金军3万，获资粮器甲不可胜计，取得了金宋战争以来的重大胜利。四年（宋嘉定十三年，夏光定十五年，1220年），宋夏夹攻之议成，夏人出兵攻巩州（今甘肃陇西），宋兵出宕昌（今甘肃宕昌）应之，合攻巩州，不克而还。同时，宋四川宣抚司命诸将分别自天水、长道、散关、子午谷、上津出师，在西线向金军全面出击。五年（1221年），金又集诸道兵至蔡州，再诏伐宋。设行元帅府于蔡州、息州和唐州、邓州，行枢密院于宿州。唐、邓方面金军失利，而以捷奏闻；安贞自息州进兵至黄州、蕲州（今湖北蕲春），抵长江而还。

元光元年（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再以元帅左监军完颜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兵马伐宋，初获小胜。退军时为宋兵邀击大败，副元帅时全因兵败被杀。

蒙宋联合灭金

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宣宗死，哀宗即位。为改善四面受敌的困境，他采取与西夏、南宋议和的方针。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遣尚书令史李广英至滁州通好，又使枢密院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宣称金不再南侵。二年（宋宝庆元年，夏乾定三年，1225年），金成功地实现了与西夏的和解，继而又安排与宋议和。三年（1226年），又多次命百官议与宋修好事宜，无结果。至哀宗走逃蔡州后，曾与陕西行省谋取兴元。此时，宋蒙联军之议已定，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哀宗还曾遣使向宋借粮，宋不许。

蒙古大军南征前，已决定按成吉思汗所授方略，以一军绕过潼关，借道于宋，南北两军夹击汴京。蒙古遣使议与宋联军灭金，宋朝臣皆以为可，只有权工部尚书赵范独持异议，其弟葵则建议：“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宋理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遣邹伸之往报蒙古军，并提出灭金后，将河南地归宋为夹攻的条件。于是宋、蒙达成协议。天兴二年（宋绍定六年，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武仙与金唐、邓守将谋迎哀宗入蜀，攻宋光化军，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降金邓州守将移剌瑗，败武仙于顺阳（今河南淅川南）、马磴山，绝哀宗西逃之路。八月，蒙古将领塔察儿又遣王楫至宋，宋以兵会攻唐州。九月，金哀宗遣使向宋借粮，并谕以唇亡齿寒之理，宋不允。三年（宋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兵攻破蔡州，金哀宗自焚。孟珙与塔察儿分金哀宗遗骨及宝玉、法物而归。不久，宋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抚使、知襄阳府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所得金帝遗骨、宝玉、法物和所俘金官献于朝。与蒙古划地而守，陈、蔡西北归蒙古，唐、邓以南归宋。金先与北宋联合灭辽，继而南下灭北宋，与南宋对峙，至此又为宋、蒙联军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