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

理学，始创于北宋，经过程颢、程颐，到了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

理学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始于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5年窝阔台伐宋，攻破德安，赵复被俘，欲赴水自沉，被姚枢救出留在幕中，后随姚枢至燕京，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在燕京立太极书院，请赵复传授程朱理学，培养了一批理学家，姚枢、许衡、刘因等皆出其门。

许衡、刘因、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

许衡（公元1209—1281年），河内（今河南泌阳）人。早年不满北方落第老儒所授的句读训解，转从姚枢、赵复处闻之理学大义。金朝灭亡的前一年，许衡为元军所得，渐获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与刘秉忠、郝经、郭守敬等人一起，为元朝行汉法、重儒学、定官制、立朝义。和刘因、吴澄一起并列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衡认为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强调本心自悟，自识本心，这些都是后来王阳明之学的类型，成为王学的先声。

许衡不是迂腐的理学家，他主张践履力行，他在蒙古族初主中原之时，主持国学，以儒教六艺教授蒙古弟子，对推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及保存从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汉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因在对理学的态度上，反对舍传注疏释而空论，强调反求六经，以六经为根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宋代理学凭空臆断、自圆其说的疏漏与弊病。

吴澄一生从事教育，弟子众多，他虽授朱学，但却能调和朱、陆之学。他们的学说继承了朱熹“理在气先”的精华，并提出“以道事君”，即在理论上把推行道学与推行汉法相结合，并广加宣传。

许衡曾向忽必烈讲授《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并阐发了孔子“为君难”的思想，指出为君必须做到修德、用贤、爱民。由于理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元朝统治者便大加称颂，如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还下诏让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又于1313年诏令考试和教学以朱熹章句集注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 邓牧的异端

邓牧，字牧心，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1247年（宋理宗淳祐七年），死于1306年（元成宗大德十年）。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不安的朝代更替的时代。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中，年幼时读过许多古书，对诸子百家钻研很深。元军占领杭州时，他才二十多岁。这时，他怀着南宋灭亡的悲愤心情，对民族压迫的强烈不满，决心放弃名利，拒不和元朝合作，周游名山大川，最后走上了隐居道观的消极道路。1305年（元大德九年），元朝派当时的玄教大师吴全节到他隐居的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请他出山做官，被他拒绝了。他自号“三教外人”，表示不崇儒，不信佛道，不做元朝的官吏，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

邓牧为我们留下的著作不多，只有一本薄薄的《伯牙琴》。他的诗文为什么定名为《伯牙琴》呢？这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时代趋炎附势的人太多，蒙古统治者严密的控制和残暴的压迫，逼得他只能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发泄他的不满，而世上能理解他的心情的人太少了。他就借用春秋时伯牙善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取了《伯牙琴》作书名。他是非常希望也有一个“钟子期”懂得他的“琴声”的。

邓牧在《伯牙琴》里所写的《君道》《吏道》和《二戒——学柳河东》各篇，是他反对专制统治最杰出的篇章。

在《君道》篇中，邓牧对君主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说：古代立君，是为了人民。那时的皇帝生活极其俭朴，而且十分关心下民。帝位是没有人争着要做的。尧要让位于隐士许由，许由逃跑了；舜要让位给石户之农，而石户之农入海，一辈子不回来。皇位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不幸，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君主地位尊贵极了，横征暴敛，搜括天下的财富都供他挥霍。这样，他就像怀中揣着黄金的匹夫一样，唯恐人家来夺走它，死死地霸占着皇位不放。唉!老天生长百姓而立君，并不是为了君主呀!怎能以四海之广来供一人专用呢？皇帝并不是四睛两嘴、鳞头羽臂的怪物，是和普通常人一样的人。夺取人们的财富、霸占百姓的劳动果实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在《吏道》篇中，邓牧对那些助豺为虐的官吏进行了控诉。他说：协助皇帝治天下的官吏，由于古代君民之间相安无事，所以人数不多，而且都是选择有才能的贤者来担任的，但是有才能的贤者很不愿意当，当官的都是不得已的。后来那些当官的是怎样统治老百姓的呢？他们怕老百姓作乱，所以防范十分严密，大大小小的官吏布满了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有才能的贤者再也不肯当官了。于是天下愈来愈治不好了。现在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大官僚的食邑（从地方税收中分得的财富）达数万，小官吏虽无俸禄，但他们搜括资财，几十个农夫辛勤劳动也抵不上。唉!带了虎狼去放牧猪羊，猪羊怎能繁殖呢？夺取了百姓的财产，用尽了百姓的力气，百姓怎能不怒不怨呢？人民造反，就是因为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才造成的。盗贼害民，能够随起随扑，不至于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盗贼是有顾忌的；官吏是毫无顾忌，大白天也照样横行不法，百姓对他们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杀。这种情景难道是在老天爷怂恿之下，让他们像虎豹蛇虺（毒蛇）一样都成为民害吗？

在另外两则寓言中，邓牧用讽刺的笔调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在《越人与狗》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影射为狗，刻画了“狗”的贪婪与凶残；在《楚佞鬼》中，写了冒充“神”的“楚鬼”和依附于他的“市井亡赖”对“齐民”的欺压，后来“天神”闻知，灭了“楚鬼”，震死“亡赖”，“齐民”得安。从以上几则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牧对人吃人的君主专制统治极其痛恨，对人民反抗表示同情。这些方面说明了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人民性，确实是与元朝统治者提倡的儒、佛、道三教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如何解决这种社会矛盾时，邓牧陷入了虚无缥缈、消极倒退的幻想之中去了。他竭力美化尧舜时代的那种原始社会，在《君道》《吏道》中他勾画了这样的社会情景：那里君民相安无事，都是有才能的贤者来治理天下。在邓牧看来，即使得不到那些有才能的贤者，也宁可废官府，去官吏，让天下听其自然。这种社会理想当然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

这样，邓牧在如何解决社会矛盾方面，陷入了虚无缥缈、消极倒退的幻想之中。当他找不到出路时，就消极、悲观，只好躲进深山老林中默默死去。

尽管如此，邓牧看到了人民的悲惨遭遇，并对他们表示同情，也看到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对此进行了揭露，他的反专制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他的民主思想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