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在长江中下游迅猛发展，清王朝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次年，法国也派兵与英国联合侵华。这次战争得到了沙俄和美国的支持。战争是为了扩大列强在华特权。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希望凭借刚刚取得的侵略特权，在中国开辟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以倾销它的工业产品，获取巨额利润，然而中英贸易的状况使英国大为失望。由于英国对华大量倾销鸦片，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限制了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的能力。面对着中英贸易的各种不景气的现象，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它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太少，远不能满足其开辟市场的需要，因而计划以“修约”来实现侵略要求。

所谓“修约”，就是修改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实际上，《南京条约》本无任何可以修改的规定。而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也写明了“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虽然这两个条约分别规定由于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但这显然是指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问题。英国却有意对此进行曲解。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抓住上述条文，援引“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向清政府提出了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国的无理要求得到法、美两国的支持和响应。

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外国侵略者还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一面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为诱饵，换取更多的侵略特权，一面又对清王朝进行武力威胁。美国公使麦莲曾照会两江总督怡良说：修约要求“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经过鸦片战争，虽然对外国侵略者有所畏惧，但仍害怕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后会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尤其害怕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将破坏封建体统，损伤“天朝大国”的尊严。而且清政府对外国公使屡次访问太平天国天京心存疑虑，又把外国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间虚伪宣称“中立”误当成“偏袒”太平军，担心让“夷船”进入长江会促使外国与太平军相互“勾结”，出现对清王朝统治更加不利的局势。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清政府拒绝了三国公使所提出的侵略性要求。外国侵略者感到，如果不向清政府施行武力压迫，是达不到修约目的的。但是，当时英、法正在与沙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抽出兵力来到远东，一时尚无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虽然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恐吓，但其实力不足以单独对中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修约风波暂告平息。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英、法、美三国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仍然没有得逞。于是，它们决心寻找借口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用以发动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停泊于广州黄埔港的一只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2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该船是一艘属于中国人所有的走私船，曾在香港注册，但此时已过期。广东水师逮捕船上人员，本系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给侵华战争制造借口，硬指此船为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扯落了船上所挂英国国旗，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释放被捕的人犯，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为避免事态扩大，向英方妥协，将所捕水手送交英领事馆。巴夏礼意在寻衅，故意刁难，拒绝接受人犯。10月23日，英国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舰闯入省河，攻占通向广州的水路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爆发。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

还在英国进攻广州之前，法国就制造了一个“马神甫事件”对中国进行讹诈。1856年2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因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被地方官吏处死。法国政府抓住这一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

英法军队攻占广州后，继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到达大沽口外，美俄两国公使也随同北上，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于是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英法借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谈判。俄美公使假充“调停人”，单独和谭廷襄周旋，麻痹清政府。英、法军队在俄、美掩护下，做好了一切战争准备，于5月20日对大沽炮台突然发动攻击。炮台守军奋起还击，顽强抵抗，但因驻在大沽的文武官员对抵抗毫无决心，纷纷逃跑，致使大沽失陷。英法联军随即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城下，扬言要攻打北京。

清政府闻讯后，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在谈判开始时，英国提出公使驻京，“江路一带，至海之源，各处通商，并在各省任凭英国民人，自持执照，随时往来，英国在要紧地方设领事馆，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领事馆惩办”等要求作为议和草约的基本条件。8月11日，桂良等在英国胁迫下，顾不得咸丰的意旨，对英法完全屈服。但咸丰不同意全部接受英法的要求，他斥责桂良等说：“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命令他们再行交涉，并请普提雅廷出来“说合”，“杜其不情之请”。但是咸丰的愿望又一次落空，英国反而提出更多的要求。英国除更明确地要求公使“长远驻京”以外，还要天津开港、镇江、南京先立码头。到25日，英法逼桂良等接受他们所拟定的全部条款，一字也不予改动，中文约本的译文也完全由他们决定。咸丰无奈终于同意了英法的要求。

在谈判过程中，威妥玛、李泰国的态度特别蛮悍，动辄开口恫吓。桂良等在奏折中一再表示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桂良等在**威慑伏下，订立了《天津条约》。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附约一条。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附约6条。

美俄两国在“调停人”的名义下，早在中英、中法条约签订以前即6月13日和18日，已诱骗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俄约12款，美约30款，两国不费一兵一卒而从清政府取得许多权利。四国公使还与桂良等商定，第二年与中国互换批准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改变了以往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岸租房居住，买地建礼拜堂和医院。

（3）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

（4）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任何纠纷、犯罪，中国官府都不得过问；中外民人之间的案件，由中外双方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会审”。

（5）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

（6）减低关税。

随后桂良、花沙纳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于11月8日和24日分别与英、法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内容主要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每百斤征税30两；一般商品抽时价百分之五的关税；洋货运内地只要再抽2.5％的进口税，即可畅行无阻；各海关税务邀外国人帮办。

在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国取得了除赔款外的一切侵略特权。另外还规定：中俄“从前未经定明边界”，要由两国派人“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制造条约依据。

清政府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基本上包括了列强“修约”的主要要求。由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各国攫取了大体相同的特权。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许华工出国。

（3）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4）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充当翻译的法国教士又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上加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5）赔偿英、法的兵费各增至800万两。

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掠取了更多的特权，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外国公使驻京，使资本主义各国在政治上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增开11处通商口岸，使外国侵略势力由南方沿海扩张到北方沿海，并从沿海伸入长江流域；有关通商、修改税则及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等规定，不仅使中国的税收主权进一步遭到损害，而且使中国的海关管理权也开始落入外人之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允许外国人往内地自由传教，使外国对华文化侵略得到加强，而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在中国进行各种非法活动也更加方便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各项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也进一步加深了。

沙俄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所损失的不仅是上述主权，还被沙皇俄国趁火打劫，抢夺去大片领土。

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组织武装，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1850年俄军侵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1853年侵占了库页岛。从1854年到1856年，每年夏季，穆拉维约夫等率大批武装，乘船强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并加紧在黑龙江北岸设炮台和军人村屯，强化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接着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全权代表，与中国谈判，迫使中国承认其侵占领土的“既成事实”。

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军到瑷珲，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与之签订《瑷珲条约》，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原属中国的6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只有江东64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和归中国管辖。还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1859年11月14日另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和江源头以南直到滨海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共达40万平方千米。只留下少数居民点及渔猎区，仍由中国人居住、渔猎。

《北京条约》中还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据此，1864年又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从中又侵夺了中国西北44万多平方千米土地。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人之危，掠夺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千米土地，接着又夺去了中国西北40多万平方千米领土，合计共达15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15个浙江省那么大。这是近代中国失地最大、最严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