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以前,皇太极已实行利用和团结汉族官僚、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入关以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贵族清楚地认识到,要建立和行使全国的统治,仅靠满人、八旗军和原有制度,是难以实现的,必须沿袭明代的统治制度,任用汉族地主官僚,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建立联合政权。
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建议:清朝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首先在战略上改变以往那种掠杀政策,以“复君父仇”“灭流寇以安天下”的旗号,争取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一入北京,便令官民为明崇祯帝服丧三日,予以隆重的礼葬,表示自己对汉族前政权的“宽大”和“恩礼”,以减少汉族官僚、士大夫、地主对新政权的抵触。多尔衮入京后还立即派人“祭先师孔子”,接着又公布孔子的后人“仍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给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头衔,多尔衮亲自“谒先师孔子庙行礼”,规定:每年三、九月必须派官致祭。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也亲自去孔庙祭奠,并拨修庙银3万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孔子为神圣的偶像,汉族地主阶级“只要尊孔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多尔衮、顺治帝的尊孔活动,可谓抓住了稳定政治、定鼎中原的根本,以后的清朝皇帝无不效法。
多尔衮还根据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大体上沿袭明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依准明律”,颁行《大清律集解附例》等政策法令,尤其是“邪正兼收”地网罗汉族官僚士大夫。他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人才为要图”。凡明朝降官,不苛求他们以往的种种不法,只要对清王朝实心忠顺,便一律官复原职,或加官晋爵。在明王朝统治下,因党争闹得水火不容的汉族官僚们,却在清政府的笼络、控制下,奔走供职,各得其所。原明朝大学士冯铨谄事魏忠贤而声名狼藉,降清以后仍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原依附于东林党的陈名夏也颇受多尔衮器重而当上了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连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队伍的牛金星父子,降清后也得到任用。除原官留用外,还要求现任官员“举荐”隐迹贤良,一些知名官员、士大夫,摄政王多尔衮还亲自加以“书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在“书征”之中。一时故明吏部尚书谢升、礼部尚书王铎、南明福王政权的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纷纷投靠新朝。
孔庙杏坛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看到地方上“反顺为逆”的士人很多,建议清政府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范文程也提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于是,同年十一月,多尔衮便下令举行“乡试”,第二年三四月相继举行天下举人会试、殿试。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尚在殊死战争的情况下,初次科举时,顺天乡试“进场秀才三千”,使多尔衮惊叹不已:“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与考”。第一次乡试,便取全国举人1534人。此后,正科之外,又行加科;加科之外,又举博学鸿儒,为汉族知识分子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
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科举考试,吸引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来自汉族旧官僚、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加强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
同时,多尔衮也非常重视对汉族将领、部队的招降、收编工作,以减轻占人口少数的满族面临武装统一全国和统治广大地区所遇到的兵力不足的困难。入关以后,对明朝、农民军等降将多加以重用,编入汉军八旗,如吴三桂、郑芝龙等。汉军八旗都是汉族人员,但采用的是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具有满汉结合的特点。利用汉军八旗的汉旗官僚向各地进行招抚,起到了满人所不能起的作用,成为清朝统治地方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从清初到清朝中叶,地方督抚大多为汉军旗人,据统计,顺、康、雍三朝的地方督抚:“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
进士题名碑
清政府还帮助汉族官僚、地主恢复因农民起义失去的旧有产业,允许官员、绅衿有一定赋税、徭役豁免权。为了联络满、汉统治者阶级的感情,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还决定:自后允许满汉官民通婚。顺治帝亲政后,还将皇太极的第十四女,下嫁给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顺治帝亲政。尽管由于多尔衮生前过于揽权,死后被贬削爵位,财产籍没,满洲守旧势力有所抬头,但是,年轻的顺治帝并没有改变多尔衮生前定下的方针、政策,反而由于统治的需要,不仅自己苦读汉文经史典籍,博览群书,而且要求满族贵族学习和掌握儒家文化,不断将“满汉联合”引向深入。
满汉联合是在“首崇满洲”的民族统治原则下的联合,满族贵族始终控制中央的中枢机构,各部院寺的大权都由满族掌握,满族贵族、官员往往享有更多的特权。清政府标榜的“不分满汉,一体眷遇”的联合统治,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更不是平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