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兵，李自成也在商洛山中打出“闯”字大旗，重又活跃在陕、鄂、川边境。

第二年，李自成趁明朝的主力部队被张献忠拖在四川的有利时机，挥师打进河南。这时，河南正闹着特大的蝗灾、旱灾，老百姓饿死的不计其数。起义军的到来，使饥民如鱼得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随着斗争形势的高涨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一些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到起义军队伍中来，如举人牛金星和李岩兄弟俩都在这时候加入起义军。牛金星后来的叛变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李岩，则对起义军的胜利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李岩，河南杞县人，本名李信，是个举人。面对严重的饥荒，他恐怕发生“不测”，作了一首《劝赈歌》，“奉劝富家同赈济”，并带头捐了200石粮食赈荒，幻想用“放粮济贫”的方法来缓和阶级矛盾，避免饥民暴动的发生。但是，贪鄙吝啬、目光短浅的豪绅不但听不进劝告，甚至勾结官府，诬告李岩“收买人心”，“图谋不轨”，把他逮捕办罪。幸亏城里饥民劫狱，李岩才被解救出来。残酷的斗争把李岩推向农民起义军一边，出狱后，他率领饥民，投奔李自成，被逼上了梁山。

李岩对起义军的最大建树就是帮助李自成建立斗争纲领。他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苛重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均田免粮”的纲领。这一纲领触及了封建经济基础的最根本问题——土地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第一次用口号形式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它反映了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的经济要求，对于动员农民参加起义起了极大的号召力。李岩还把这一纲领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谣，让起义军战士到处宣传。歌谣唱道：

吃他娘，着他娘，

吃着不尽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

杀牛羊，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并支持农民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同时，起义军还针对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提出“割富济贫”的口号；针对明朝统治阶级对工商业者的残酷掠夺，提出“平买平卖”。这些口号起了争取民众、扩大斗争力量的作用。

在建立斗争纲领的同时，起义军加强了纪律整顿，规定军队自带帐篷，不住民房；行军时要爱护群众的庄稼，有让马匹践踏庄稼者要处斩；至于烧杀**掠，那更是罪不容诛，宣布了“不**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和“杀一人如杀我父，**一人如**我母”的口号。李自成严以律己，他不好酒色，粗衣淡饭，与部下同甘苦。起义军的内部上下平等，首领与士兵经常是亲切地一起席地而坐。在首领之间也是同坐共食，彼此以“兄弟”“尔我”相称，对李自成则亲热地称他为“老李”或“大哥”。

起义军的“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纲领深得人心，加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每到一处，老百姓“执香迎导，远近若狂”，连一些州县官员和士绅也“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相反，老百姓一听说官军到来，不是慌忙躲避，就是闭门拒守。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明朝东阁大学士李建泰奉崇祯帝之命，外出督师，人马行至东光县，城内民众紧闭城门，拒之城外。李建泰亮出大学士督师的身份，百般呐喊，民众就是不买账。他无可奈何，只好退走，叫几十个士兵扮成义军模样，再回到城门下叫门，要知县出来答话。这下子，城门洞开，“鼓乐迎导，设宴甚盛”。李建泰乘机带兵入城，杀死知县及为首的十几人。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起义军攻破洛阳。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被捕获。闯王又宣布把福王仓库中的数十万石粮食和数十万金钱发给贫苦百姓。众百姓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远近的贫苦人民纷纷赶来分享胜利果实。

洛阳战役是李自成起义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进攻的转折，它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紧接着，起义军打开封城，在河南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死三个明朝总督，消灭几十万明朝军队。仅两年时间，起义军彻底摧毁明朝在河南的军事力量，占领了河南全省。崇祯皇帝气急败坏，把督师丁启睿削职下狱。

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李自成攻下湖北重镇襄樊。次年三月，义军在襄阳建立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新顺王”。中央设置上相国、左辅、右弼为内阁，下辖吏、户、兵、礼、刑、工六政府。六政府设置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建制分省、府、州、县四级。省一级当时尚未设官，省以下，各要地重镇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制度方面，设权将军和制将军等职。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李自成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战略进攻方向。会上，左辅牛金星建议先取河北，直趋京师；而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却主张顺流东下，先取金陵（即南京），断京师粮道，再出师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提出第三种意见，他说：“金陵势居下游，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而直捣京师，万一不胜，无后退之路，此策又未免失之急。依我所见，关中乃大王桑梓之邦，而且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应该首先攻取它，建立基业。然后旁掠三边，借其兵力，攻取山西，再趋京师。这样，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李自成听他说得有理，频频点头，便采纳顾君恩的意见。起义军于这年十月攻破潼关，杀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刽子手孙传庭。十一月破西安，分兵取甘肃、宁夏等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并且调整和加强了中央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设大学士，添设六政府尚书。同时，大顺政权也恢复封建的五等爵号，大封功臣，初具开国规模。

二月，李自成乘胜前进，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攻克太原。此后，义军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一路由故关（今河北井陉西南）、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北上；李自成率主力经大同、宣府而下。三月中旬，大顺军主力部队拿下北京门户居庸关，十七日抵达北京城下，开始了攻击战。崇祯皇帝在宫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召集群臣问计。众大臣相对哭泣，无言以对。十八日，义军更加猛烈攻城，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外城遂破。十九日凌晨，皇城也被攻破。崇祯帝于宫中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应召，大营兵将也皆逃散，连个人影都不见。崇祯帝孑然一身，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爬上万寿山（今景山，又称煤山），吊死在寿皇亭旁的一棵槐树上，衣襟上写着“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复面”等字为“遗诏”。

历史上的亡国君主，往往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却例外，他倒颇得后人的同情。清初曾有人以“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的诗句来咏他的“殉国”行为；一些封建文人又每每以“宵衣旰食”“忧勤惕励”一类的言辞来赞颂他的勤政；钦定《明史》的编者则以“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为崇祯帝国**亡辩解。诚然，崇祯皇帝的运气不佳，他承神宗、熹宗之后做皇帝，明朝已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本人“举措失当，制置乖方”。他刚愎自用，贬斥谏臣；生性猜疑，苛刻寡恩，宠信宦官，无知人之明；不顾民生，横征暴敛，刻于搜刮。这样的王朝，碰上这样的皇帝，不亡更待何时！

三月十九日上午，李自成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驹，在夹道群众的欢呼声中，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王朝，至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