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年），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十五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动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为40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又取消过关用传制度，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文帝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按所输多少授予爵位。输粟达4000石者爵五大夫，达12000石者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文景二帝提倡节俭。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皇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糜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此外，文景时期，对待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尽量避免诉诸武力，以和为贵，对强敌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收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不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之说。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据史书记载，那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灾害，则人们人给家足，都市乡间粮仓都满，新谷压旧谷，府库余钱多不胜数，由于长期存放，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一般的乡间街巷都有好马，那时人们出门参加聚会，骑母马的人会受到耻笑。一个强盛而富庶的西汉帝国在亚洲大陆出现。

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它和后来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一样，由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而为史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