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章那些事情发生时，红衣主教一直等候着从英国传来的消息。不过，除了令人不快的和令人感到威胁的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尽管拉罗舍尔是被包围的，尽管由于围城的军队布置了种种预防措施，特别是由于筑了那条阻止任何船舶进城的长堤，而为成功加了一些砝码，但围城之战可能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在国王的军队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侮辱；在红衣主教看来，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因为虽然路易十三和奥地利安娜公主之间的感情，事实上已经被他挑拨得很不和谐，他不必再去搬弄是非，但是他还要同那个和安古莱姆公爵彼此对立的巴松皮埃尔先生恢复旧好。

至于王太弟呢，他在开始时担负过围城之责，现在他把这件事交给红衣主教了。

在城里，尽管市长抱着很难想象的坚决意志，而居民们为了投降却曾经设法反抗过一次，市长教人吊死了好些闹事的人。这种手段镇住了那些最倔强的人，于是，他们决心让自己饿死。在他们看来，饿死始终比吊死好些：饿死不是立刻会成为事实的，而且也未必一定会成为事实。

在围城的军队方面，不时捉到一些由城里派出的给白金汉传递情报的人，或者由白金汉派到城里来的奸细。这种或去或来的人一旦被人捉住，罪责是判得很迅速的。红衣主教先生只需说这样一句话：“吊死他！”

国王总被请来看这种吊死人的刑罚。

他无精打采地来了，在很好的位置上坐下来，仔细观看行刑的过程。这件事多少总能教他得到一点儿消遣，也使他抱着耐心来围城，但这却不能阻止他不感到万分烦闷，不能阻止他不时时刻刻说起要回巴黎。

因此，倘若捉不到那些传递情报的人或者那些奸细，尽管法座十分足智多谋，也会感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城里的人却没有投降。最后捉到的那个奸细带着一封信。这封信清清楚楚地告诉白金汉，说城里已经面临最后关头，不过没有说“倘若十五天之内，您的救兵不到，我们就要投降”，而只是很简单地写着：“倘若十五天之内，您的救兵不到，那么将来救兵到的时候，我们就全饿死了。”

拉罗舍尔城里的人只把希望寄托在白金汉身上，白金汉成了他们的救世主。显然，假使某一天他们肯定地明白了不必再依赖白金汉，那他们的勇气是会连同希望一块儿垮掉的。

因此，红衣主教抱着极大的耐心，等候着报告白金汉到不了法国的消息从英国传过来。而用冲锋去夺取拉罗舍尔的问题，时常在国王主持的御前会议里被讨论，不过始终没有被人采纳。

首先，因为这座城仿佛是不可夺取的。其次，因为不管红衣主教口头上怎么说，他心里却深深知道，这种使得法国人互相残杀而流血的骇人冲突，从政治上来说确实是倒退六十年的事情。而红衣主教在那时，原是一个像今天被称作进步分子那样的人。在事实上，这座城里足有三千到四千的新教徒，若是在1628年受到劫洗和屠杀，岂不过于和1572年“圣巴塞洛缪之夜”[1]的屠杀相似？

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原因，就是这种走极端的方法，国王站在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位置，固然丝毫也不厌恶，然而碰到参加围城的将军们的论证，它却始终无法能够通过。将军们的论证是：如果不由于饥饿，拉罗舍尔是不可夺取的。

红衣主教的脑子里一直丢不开他那个令人害怕的女间谍给他造成的恐惧，因为他也早已明白那个女人难以捉摸的个性，时而阴险得像是一条蛇，时而凶猛得像是一头狮子。

她可是背叛了他？她可是死了？不管怎么样，他深深地了解她，知道她无论站在拥护他或者反对他的立场，无论站在朋友或者仇人的立场而行动的时候，若是没有重大的障碍，她绝不至于一动也不动地待着。

不过，这类障碍是从哪儿来的？这却是红衣主教无法知道的事。

此外，他在理智上信任着米莱迪。他从这个女人的过去，已经猜着了她那些令人害怕的事情，而那些事情只有他的红衣能够遮掩得住。他觉得无论是为了哪种缘故，这个女人既然只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种最有力的支持来对付身受的威胁，她自然是被他掌握得住的。

他决定独自作战，决定如同人们等候一种幸运似的，只等候出人意表的成绩。他继续派人修建那条会使得拉罗舍尔挨饿的长堤。现在瞧着那座包含着多少深刻灾难和多少壮烈品德的不幸的城市，他记起了路易十一的名言，他记起了特里斯当[2]的这位合作者的名言：“分而治之。”

就法国政治史来看，路易十一是黎塞留的先驱，这正和黎塞留又是罗伯斯庇尔[3]的先驱一样。

亨利四世在包围巴黎的时候，曾经派人把面包和食品之类的东西投到城里去。现在，红衣主教派人投到城里的却是好些传单。那上面对城里的居民说，他们那些首领太不公平，自私自利，野蛮残忍。那些首领存的小麦非常丰富，却不分给居民。

他们也有种种格言，就采用了这样一种：认为妇孺和老人的死亡无关紧要，只需那些为他们守城的男人仍旧强壮健康。到这时候，也许是由于守城者的忠心，也许是由于他们没有力量反对，这种格言虽然没有普遍被人采用，却由理论转到实施的地步。

可是，红衣主教的传单对这种格言带来打击了。它教男人们记起了那些被首领们饿死的妇孺和老人，原是他们的妻小和父母；记起了倘若每一个人都在艰苦之中同样节约，那才比较公平，好使相同的地位使人采取一致的决心。

这些传单使得很多居民都决心和国王的军队展开个别的商谈，在这一点上，造成了写传单的人能够等候的效果。

红衣主教已经看见他的方法有了结果，而且因为用了这样的妙计而自鸣得意。但就在这时，有个从英国回来的拉罗舍尔人，竟能够穿过国王布下的防线，由朴茨茅斯到达城里。他是怎样穿过防线的只有老天知道，因为巴松皮埃尔和施恩贝尔，以及安古莱姆公爵三个人监视得非常严密，而这三个人本身又受着红衣主教的监视。

我们说的那个居民进城以后，就声称在朴茨茅斯看见了一支军容盛大的舰队，准备不出八天就要起航。此外，白金汉通知了市长，说是和法国作对的几国大联盟快要发表宣言，法国即将同时受到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三国军队的攻击。这封信在各处广场上公开地宣读，并且抄了许多份贴在街道转角上，甚至那些已经着手展开商谈的人，都决心等候这种堂而皇之声明了的支援，中断了商谈。

这个出人意料的情况首先引起了黎塞留的不安，他不得不重新转过头来思考新的局面。在此期间，国王的军队却没有感觉到，他们这个唯一真正的首脑的忧虑。

人人过着快乐的生活，营地里饮食和银钱都是不缺乏的，所有的部队都争着表现他们的大胆和高兴。捉拿奸细再吊死他们，到长堤上或者海面上去冒险，想出种种胡闹的花样，并且冷静地干起来，这全是教军队觉得日子短促的解闷办法。本来日子是很漫长的，不仅城里那些被饥饿和烦恼所困的人有这种感觉，而且连那位用紧急手段围城的红衣主教也同样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红衣主教会如同最下级的骑兵似的骑在马上，用焦虑的眼光望着长堤的工程。这项工程是由那些从国内所有的角落里找来的工程家，遵照他的吩咐筑起来的。可是在他看来，工程进行得很慢。

倘若他遇见了特雷维尔队里的一个火枪手，就走向前去，用一种很古怪的态度望着他，等到认出来那不是我们那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他就把自己深刻的眼光和广泛的思虑移到别处去了。

某一天傍晚，因为没有希望和城里的人进行商谈，又得不到英国来的消息，红衣主教实在闷得十分心焦，于是他出了门。这只是为了出门而出门，并没有其他目的，所以只带着贾雨撒和乌迪尼埃两个人。

他沿着海边的沙滩走，他漫无涯际的梦想和漫无涯际的海面混到了一处。他骑着马慢慢地走上一座小山，从小山顶上，他望见了一道生篱后面的沙土上，有七个人遮住了冬天不大常见的太阳光，围在好些空酒瓶的四周躺着。这些人有四个是火枪手，他们正专心静听着一个同伴读一封刚刚接到的信。那封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把玩过的纸牌和骰子，都丢在一面铜鼓上面。另外三个人正拿着很大一瓶戈略尔酒在剥瓶塞上的封皮，那是那几个先生的跟班。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红衣主教心里很不高兴，当他处在这种心境里的时候，旁人的快乐最能使他变得忧郁。此外，他另有一种奇怪的成见，那就是他始终以为，造成其他的人快乐的事，正是使他发愁的原因。

他一面向贾雨撒和乌迪尼埃做了个手势教他们站住，一面跳下马来向着那几个形迹可疑的、嘻嘻哈哈的人的跟前走去。他希望沙土可以减轻他的脚步声，生篱可以遮没他的身体，仗着这两种帮助，他就可以听到几句他们那种似乎与他非常有关的谈话了。

走到和生篱仅仅相距十来步的地方，他听清楚了那个加斯科涅人叽叽呱呱的口音。他既然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火枪手，那就肯定另外三个人准是被人称为不可分的人，也就是说，是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

我们可以判断得出，他那偷听谈话的欲望因为这种发现而增长了。他的眼睛闪着奇怪的光芒，他蹑手蹑脚慢慢地再向前走，但他还是只能够听见好些听不出完整意义的模糊字音。

这时，一声响亮简捷的叫唤吓了他一跳，同时也引起火枪手的注意。

“长官！”格里莫叫道。

“我想，您说话了，坏蛋。”阿多斯一面说，一面撑着一只胳膊肘，支起了身子，又用闪烁的眼神吓住了格里莫。

格里莫不再说一句话了，只是伸起自己的食指向生篱那一面指着，这个手势终于举发了红衣主教和他的侍从们的行踪。四个火枪手全都一下子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礼。

红衣主教好像非常生气。

“仿佛火枪手先生们都要派人守卫着一样！”他说，“英国人可是从陆地上过来的？或者，可是火枪手把自己看成了像高级长官一样？”

这几个人全都感到很惶恐，只有阿多斯一个人保持着那种永不和他相离的大贵族的镇定态度，他回答道：

“大人，火枪手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或者任务完成了的时候，总是喝酒或者掷骰子。对于他们的跟班们而言，他们都是很高级的长官。”

“跟班们！”红衣主教咕噜着，“跟班们都带着口令，一看见有人经过就通知他们的主人，这哪儿是跟班，简直是站岗的哨兵了。”

“然而，法座现在看得很清楚，倘若我们没有这样的安排，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损失。不仅会让法座走过去没有向他表示敬意，并且也会失掉机会向法座感谢上次把我们四个编在一块儿的恩典。”阿多斯说到这儿，转向达达尼昂说，“达达尼昂，您刚才还想找机会向法座表示感激，现在机会来啦。”

这些话是用坚定的冷静态度说的，这样的态度表示出阿多斯在危险关头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极端的礼貌在某些时候，使他成为一个比生而即位的国王更为庄严的国王。

达达尼昂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谢的话，这些话很快就在红衣主教不高兴的眼光底下说完了。

“那没有关系，先生们，”红衣主教绝不像因为阿多斯插入的提议而改变了初衷，接着这么说，“那没有关系，先生们。不过，我不爱小兵们因为有这种便利，在一个享受特权的部队里服役，就摆出大贵族的架子来。纪律对他们是和任何人都一样的。”

阿多斯让红衣主教发表完他全部的议论，然后欠了一欠身子，表示赞同。接着他也说道：

“纪律嘛，大人，我希望我们本来一点儿都没有忘了它。我们现在没有任务，我们原来认为既然没有任务，我们很可以照我们的意思支配时间。倘若我们现在有这种幸运，能够承法座派给我们一点特别的命令，我们是准备妥当来服从的。”说到这儿，阿多斯觉得这种审问渐渐教他不耐烦了，所以一面皱着眉头一面继续说，“大人看得见为了准备应付极小的变动，我们都是带着兵器出来的。”

他用手指头指着四支架在铜鼓旁的火枪给红衣主教看，铜鼓上同时还放着骰子和纸牌。

“希望法座相信，”达达尼昂接着说，“我们原可以前来迎接，倘若我们早就能够推测到法座带着人数很少的随从，向我们走过来。”

红衣主教咬着自己的髭须，并且还咬着一点儿嘴唇。

“你们可知道你们像什么样的人？”红衣主教说，“总是在一块儿，如同你们现在一样，带着兵器而且用跟班守卫，像什么样的人？像四个秘密行动的人。”

“噢！提到这一层，大人，这倒是真的。”阿多斯说，“不过正像法座另一天早上能够见到的那样，我们秘密行动只是为了抵抗拉罗舍尔城里的人。”

“唉！机灵的先生们！”红衣主教皱着眉头说，“各位刚才正读着一封信，看见我来，就把信藏了起来。我想，倘若能够像读那封信一样，去细读一下各位的脑子，也许找得出许多无人知道的秘密。”

阿多斯脸上变得通红，他向法座跨出了一步。

“这可以说，您果真在怀疑我们。大人，还可以说我们是在这儿受一场真正的审问。倘若果然如此，那么就请法座解释一下，使我们至少能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这算是一场审问，”红衣主教说，“那除你以外，别人是受过的，阿多斯先生，而且也都对审问回话。”

“所以，大人，我说过，法座只要审问，我们都准备回话。”

“阿拉密斯先生，您刚才不是准备读一封信却又藏起来了吗？那是一封什么信？”

“一个女人写来的，大人。”

“噢！我明白了，”红衣主教说，“对于这类的信是应当守秘密的，不过却可以拿给一个听忏悔的教士看。而我呢，已经领过了神品，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主教，”阿多斯说，他这时的镇定态度，简直和拿自己的脑袋作耍来做这种回答的人同样可怕，“那是一个女人写来的信，不过信上签的名既不是马里翁·德·洛尔姆[4]，也不是艾吉永夫人。”

红衣主教的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一道吓人的光芒从眼睛里射了出来，他如同要向贾雨撒和乌迪尼埃发一道命令似的，转过身去。阿多斯看见了这个动作，就向那几支架着的火枪跨了一步，那三个朋友都像不愿让人来逮捕的汉子那样，望着那些火枪。

红衣主教这边是三个人，火枪手连同跟班在内一共七个。他认为若是真动起武来，双方实力大概相差太远，而且阿多斯那帮人也许真会策动阴谋。靠了那种他始终可以任意把握的迅速转变态度的本领，他全部的愤怒在一阵微笑当中溶化了。

“不用谈了，不用谈了，”他说，“各位都是正直的青年，在日光里是豪放的，在黑暗里是忠实的，既然能够很好地防护别人，那么防护自己就没有什么不对。先生们，我一点儿也没有忘记，各位那天夜里曾经保卫着我到红鸽巢客店去，倘若我现在预备走的路上有什么危险要提防，我会请求各位陪着我走。不过，由于没有什么危险，各位就这么待着吧，喝空那些瓶子吧，赌钱吧，看信吧。再见了，先生们。”

他跨上了贾雨撒牵来的马，举手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走掉了。四个青年都静悄悄地站着，没有说一句话，目送着他，一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为止。

随后，他们面面相觑了。他们的面孔上都显出了惊愕的神情，因为尽管红衣主教友好地和他们分手，他们却明白他是心里憋着一团怒火走开的。

阿多斯独自带着一种显得有力又有点轻视的神情微笑着。

等到红衣主教走到听不见他们说话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波尔多斯很想对什么人发泄自己的怒气，大声说：“格里莫的眼力真钝！”

格里莫正要辩解，阿多斯竖起了手指头，格里莫就一声不响了。

“您当时可会把信交给他看，阿拉密斯？”达达尼昂问。

“我嘛，”阿拉密斯用他最温和的声音说，“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倘若他坚持要我交出信来，我可以一只手把信交给他，另一只手拔出剑来刺穿他的肚子。”

“我那时也想到了这一层，”阿多斯说，“所以我连忙站到您和他的中间。说老实话，这个人像刚才那样和其他的人说话，是很不谨慎的。简直可以说他向来只同女人和小孩打交道。”

“亲爱的阿多斯，”达达尼昂说，“我佩服您，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当初做得不对。”

“怎么，做得不对？”阿多斯说，“我们呼吸的空气是属于谁的？我们放眼饱观的海洋是属于谁的？我们躺着的沙滩是属于谁的？您的情妇写的那封信是给谁的？可是给红衣主教的？说老实话，这个人自以为世界是属于他的。您当时待在这儿，吞吞吐吐，吓得全身不能动弹，简直可以说巴士底狱就竖在您前面。那个魁伟的美杜莎把您变成了一块石头。想想吧，做个痴情的人算得上是阴谋颠覆吗？您钟情于一个被红衣主教让人关起来的女人，想从红衣主教的手里把她救出来，这正是您和法座拿着一副纸牌赌输赢，那封信就是您手里的纸牌，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手里的纸牌拿给对方看？那是做不得的。非让他猜不可，那才算好办法！我们呀，我们早猜到了他手里的牌！”

“说真的，”达达尼昂说，“您说的这一番话，非常有道理，阿多斯。”

“好啦，刚才的事不用谈了，阿拉密斯现在应当拿他表妹的信，从那个被红衣主教先生打断的地方，继续读下去。”

阿拉密斯从衣袋里取出了那封信，三个朋友都靠在他身边，三个跟班重新聚在一处去开那瓶戈略尔酒。

“您先头只读了一两行，”达达尼昂说，“请您重新从头再读吧。”

“好的。”阿拉密斯说。

亲爱的表哥：

我相信自己将决定去司忒乃，家姐已经把我们那个小女佣送进那里的圣衣会的女修道院。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很有耐性，她知道自己在其他的地方生活不能得到灵魂上的救赎。然而，倘若我们的家庭事务能够照我们所指望的那样安排，我相信她一定会敢于冒犯教规，不怕堕入地狱，重新回到她所依恋的那些人身边来，尤其是她知道有人始终在惦记她。

现在她并不是非常不幸的，她整个的指望就是她意中人的一封信。我很知道这类东西不容易隔着院里的铁栅栏传进去。不过，无论如何，既然我在这样的事情上给过您好些证明，亲爱的表哥，那说明我并不过于笨手笨脚。我会替您负担这件任务。

家姐谢谢您那种善意的和永恒的纪念。她曾经有过一段很不安心的时间，现在由于派了她手下的人到那边去，使得一点意外也不至于发生，她稍微感到安心了。

就此停笔了，亲爱的表哥，请您尽能力所及常常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我。这就是说，每逢您认为能够可靠地那么做，就请您写吧。我拥抱您。

玛丽·米雄

“噢！我应当怎样谢您啊，阿拉密斯！”达达尼昂大声说，“亲爱的康斯坦丝！我终于得到她的消息了。她活着，她安全地住在一个修道院里，她住在司忒乃！您知道司忒乃在哪儿，阿多斯？”

“就在洛雷思，它和阿尔萨斯的边境相距一两法里。等拉罗舍尔城打下以后，我们就能到那儿去走一趟。”

“那是用不了多久的，”波尔多斯说，“因为今天早上吊死了一个奸细，这个奸细承认城里的人，已经在靠吃皮鞋帮子充饥了。我揣测他们吃完了皮鞋帮子以后，自然要吃皮鞋底。同时看不大出，他们还剩下什么可吃，除非他们当中的某一些人吃另一些人。”

“可怜的糊涂虫！”阿多斯一面说，一面干了一杯在当时还不像今日出名，但其实却同样醇美的波尔多酒，“可怜的糊涂虫！天主教仿佛不是各种宗教当中最有益、最可爱的宗教！这倒无关紧要，”他说到这儿，翘起舌头抵着上颚打了一个响儿，然后再说，“那些人都是正直的人。不过您在做什么，阿拉密斯？”阿多斯继续往下说，“您可是把那封信紧紧地藏在口袋里了？”

“是呀，”达达尼昂说，“阿多斯说得对，应当把它烧掉，烧掉还不妥当，谁知道红衣主教有没有一种秘密方法来审问纸灰呢？”

“他应当有这样一种方法的。”阿多斯说。

“不过，您想怎样处理这封信呢？”波尔多斯问。

“到这儿来，格里莫。”阿多斯说。

格里莫站起来，走了过来。

“为了先前没有得到允许就说话，应当处罚您，我的朋友。您要吃下这张纸，以后，为了奖励您给我们尽的力，您接着再喝这杯酒。纸在这儿，您使劲嚼碎它吧。”

格里莫微笑了。他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杯由阿多斯斟得满满的酒，一面嚼碎那页信，吞了下去。

“真行，格里莫师傅，”阿多斯说，“现在把这一杯酒拿去，我不用您道谢。”

格里莫一声不响地咽着那杯葡萄酒，但在他完成这件美差的过程当中，他那双朝天望着的眼睛，一直说着一种虽然无声却不因此而缺少表情的语言。

“现在，”阿多斯说，“除了红衣主教先生有一种神妙的念头，来打开格里莫的肚子以外，我相信我们差不多能够放心了。”

就在这时，红衣主教一面骑着马继续惆怅地散步，一面从髭须中间用喃喃的语调说道：

“毫无疑问，应当把这四个人拉到我手下来。”

[1]圣巴塞洛缪之夜：1572年8月24日夜间，法国天主教徒假借政治力量屠杀新教徒。

[2]特里斯当：路易十一手下名将。

[3]罗伯斯庇尔：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

[4]马里翁·德·洛尔姆：路易十三时期法国著名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