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对信义看得很重，薄情寡信之人是不足以与之交往的。人一旦失一次信义，便有可能要负一世失信之名，这个代价我们绝对承受不起。胡雪岩对信义看得很重，他做生意以“戒欺”为准则，对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深知，做人若是在信义上有所缺失，那便等于亲手毁了自己。

做人无非讲个信义，童叟无欺真不二价

不讲诚信只能得一时之利，而不能得一世之利。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用一辈子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胡雪岩其人，无论从做人的角度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上看，都是非常讲信义的。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世之本。孟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商人似乎是一个例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商人似乎都偷奸耍滑，都是靠着偷奸耍滑、尔虞我诈赚取钱财的，因而商人无信义可言，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无商不奸”的说法。甚至许多生意人自己也抱定这样一种看法，以为没有一副心狠手辣的肚肠，缺少几分坑蒙拐骗的伎俩，不懂一点取巧投机的技巧，就赚不来钱，至少赚不来大钱。因此，许多生意人自己也能接受“从商必奸”的说法。

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一等一的仗义守信的成功的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几件事情上可略见一斑。

商人就要讲商业道德，其诚信乃商业道德中的大问题。商业伦理道德是商业调整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有善与恶、公与私、正义和非正义、诚实与虚伪几种道德范畴为标准。胡雪岩创办的杭州胡庆余堂之所以声名卓著，与北京的同仁堂并驾齐驱，也在于遵循“诚信为本”的商业宗旨，取信于民。

胡庆余堂创立于1874年，为讲求制药质量，专设金锅银铲炼药器具。在药堂的营业厅内挂有两块巨匾，一块朝着顾客，上书“真不二价”四字，另有一块面对柜台，上刻胡雪岩亲笔手书“戒欺”二字，旁边有一段小字：“凡是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两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雪记”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的代号，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

胡雪岩当初创办庆余堂，虽起于西征将士所需要的成药及药材，数量极大，向外采购不但费用甚巨，而且也不见得能够及时供应，他既负责后路粮台，当然要精打细算，自己办一家大药店，有省费、省事、方便三项好处，并没有打算赚钱，后来因为药材地道、成药灵验，营业鼎盛，大为赚钱。但盈余除了转为资本扩大规模以外，平时对贫民施药施衣，历次水旱灾荒、时疫流行，捐出大批成药，亦全由盈余上开支，胡雪岩从来没有动用过庆余堂的一文钱。

由于当初存心大公无私，物色档手的眼光自然不同。第一要诚实。庆余堂一进门就高悬着一副黑漆金字的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材料欠佳，分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其次要心慈。医家有割股之心，卖药亦是如此，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刻刻顾及药的品质。最后当然要能干，否则诚实、心慈，反而成了易于受欺的弱点。

这样选中的档手，不必在意东家的利润，会尽心尽力地经营事业。东家没有私心，也就引不起他的私心，加以待遇优厚，亦不必起什么私心。

由于有这些管理上的前因摆在那里，所以当胡雪岩失败之时，庆余堂未因胡雪岩的失败而影响营业，庆余堂的档手也没有借着胡雪岩的失利而趁火打劫。相反地，庆余堂的伙计们都有一致的议论：胡雪岩种下了善因，必会结得善果，他一时垮下去，但早晚会再爬起来。所以，所有店员都一如既往，正常去店里上班、维持店子的正常运营。

和胡雪岩的典当、钱庄里的档手、伙计比起来，胡雪岩在庆余堂树立了商业的良好规范，回报的是店员的一片诚心和热情。胡雪岩自身也醒悟到，商业上若没有恪守良训，必不能有长远坚实的发展。

还有一件事。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12000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是驻杭州绿营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定下婚约不提婚期，却因为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15000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可不要这15000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他不仅同意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15000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12000两银子，如今已经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麻烦。

得知这一情况，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虽然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3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3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15000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仍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因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果然在战场上阵亡了。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给老家的亲戚。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恐怕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实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证明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这笔存款不仅全数照付，而且还照算了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其实，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凭据，后来到阜康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否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种做法虽然确实非常下作不义，但事实上在商场上也并不是没有。阜康却不肯这样做。单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他的生意，说穿了，也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见出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愿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也才会有生意的兴隆。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来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阜康付出了罗尚德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阜康的经历，使阜康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务运作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会长久。

朝三暮四式的狡诈，最终必然失信于人。失信于人，不仅显示其人格卑贱，品行不端，而且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短暂不顾长远的愚蠢行为，终将一事无成。

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以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诚则灵”，正是说明了诚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丑恶，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无法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明人朱舜水说得更直接：“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盗名矜得计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做到内心诚而无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并取信于人的人。

一个人立身处世，信用很重要，这是人的名誉的根本，是人格魅力的深层所在。但信用绝非一朝一夕便可树立。

我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就是人的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现在的生意场上，公司、企业做广告做宣传，树立公司、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就是想提高公司、企业的信用度。信用度高了，人们才会相信你，和你来往，成交生意。不过，公司、企业的信用度得靠产品够佳的质量、优良的服务态度来实现，而非几句响亮的广告词，几次优惠大酬宾便可做到。人的信用也是如此。

吹牛皮的人，可以用自己的嘴巴将火车吹着跑。人的信用，不是靠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吹”得起来的，得看实实在在的行动。说得天花乱坠，而做起来又是另一套，只会让人更厌恶、更看不起，何谈为人的信用？获得众人的信任，铸就自己的信誉，不论你采取何种方法，笃诚、守信及勤劳是最根本的要诀。

诚实招来天下之客，无欺誉揽万人之心

企业经营，信誉为最。只有讲信誉、求质量，才有可能赢得大批顾客的信任，从而扩大公司或企业的影响，求得进一步发展。胡雪岩以“诚”“信”为本，不论男女老少，童叟无欺，因而成为富甲天下的红顶商人。他的经营谋略，给每一个从商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古代，商人的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有限，顾客一般都是熟人，骗人家一次，人家就再不会来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经商是古代商人赖以生存的一种本能。现代人商人的生存环境则不同，生意可以延伸到全国甚至全世界，这就给那些无良商人一个错觉——顾客遍地都是，不骗白不骗，骗了也白骗。这显然是极不可取的。要知道，任何时候消费者都无法忍受欺骗行为，欺客只会是自掘坟墓，那些因食品安全问题而轰然倒塌的品牌企业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还不够醒目吗？

所以，千万别抱有欺人心理，“戒欺”——做大商人的基本要求。

胡雪岩认为，做名气不是光去做花架子，仅靠花架子做出来的名气是不可能长久的，反而会失去信任和尊重，会把自己逼入死胡同，以至于很难重新再来。要做名气，还是要像胡雪岩一样认真老实地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胡庆余堂开办之初，胡雪岩做名气的方针是要做出自己的“金字招牌”，换句话说，他要的是靠做出一块不倒的“金字招牌”，建立起真正的名气，而要做出真正的名气，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两个字——“戒欺”。

在胡庆余堂药店的大厅里，挂有一块黄底绿字的牌匾。这块牌匾不像其他药店大堂上那些给上门顾客观赏的对联匾额，一律朝外悬挂，而是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这块牌匾叫作“戒欺”匾，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

“凡是贸易均著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不用说，这块“戒欺”匾实际是给药店档手和伙计们看的。匾上所言，是胡雪岩对于自己药店档手、伙计的告诫、警醒，也是他确立的胡庆余堂的办店准则，那就是：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即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得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第二，药店上至“阿大”（药店总管）、档手，下到采办、店员，除勤谨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只有心慈诚实的人，能够时时为病家着想，才能时时注重药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牌子。

旧时药店供顾客等药休息的大堂上常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说的是卖药人只能靠自我约束，药店是赚良心钱。这里的“修”，是指中药制作过程中对于未经加工的植物、矿物、动物等“生药材”的炮制。生药材中，不少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成分，必须经过水火炮制之后方可入药。而这里的“合”，则是指配制中药过程中药材的取舍、搭配、组合等，它涉及药材的种类、产地、质量、数量等因素，直接影响药物的疗效。中国传统中成药“丸散膏丹”的修合，大都沿袭“单方秘制”的惯例，常常被弄得神神秘秘的，不容外人窥探。而且，由于这“单方秘制”的成品品质的良莠优劣，不是行家里手，一般人又难以分辨出来，如果店家存心不正，以次充好，以劣代优，或者偷减贵重药材的分量，是很容易得手的，因而自古以来就有所谓“药糊涂”一说。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所以也才有了“修合无人见，诚心自天知”。

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这个道理，胡雪岩自然是心知肚明，这也才有了那方“戒欺”匾上“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的警诫。不仅如此，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也写上了类似的戒语：“大凡药之真伪难辨，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要之，药之真，视心之真伪而已。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可不敬乎！可不慎乎！”从这里，我们真可以见出胡雪岩在“戒欺”立业上的用心良苦。

按胡雪岩的说法：“‘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他要求胡庆余堂卖出的药，必须是真方真料且精心修合。比如当归、黄芪、党参必须采自甘肃、陕西，麝香、贝母、川芎必须来自云、贵、四川，而虎骨、人参，则必须到关外去购买，即使陈皮、冰糖之类的材料，也绝不含糊，必得是分别来自广东、福建的，才允许入药。而且胡雪岩还要求，要叫主顾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相信，这家药店卖出的药的确货真价实。为此，他甚至提议每次炮制一种特殊的成药之前，比如修合“十全大补丸”之类，可以贴出告示，让人来参观。同时，为了让顾客知道本药店选料实在，绝不瞒骗顾客，不妨在药店摆出取料的来源。比如卖鹿茸，就不妨在药店后院养上几头鹿。这样，顾客也就自然相信本药店的药了。

这才是真正做出了“金字招牌”。

胡雪岩的做法，归总一句话，也就是靠诚实无欺来建立起自己真正的名气。这里当然也有为了让自己的诚实无欺能被别人知道而热热闹闹玩出的花样，比如贴告示让人来参观，比如在后院养上几头鹿，这就是别人没有的花样，但说到底，这些花样也都是一种用诚实无欺来“擦”亮自己招牌的手段。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实业家，他的事业取得成功，绝不是靠坑蒙拐骗，而是靠诚实不欺、信誉、切切实实满足客户需要。过去许多商家门脸上都会挂上“诚实招来天下客，无欺誉揽万人心”的对联。对联道出的确实是一个使自己的“金字招牌”永不倒的简单“诀窍”。

生意场上做名气，翻出新花样，做得热闹些，总是需要的。但热闹只是手段，诚实才是根本。

有一句话说：“敦厚之人，始可托大事。”一个人如果不够诚实，不讲信用，往往在交际上成为两面派，在社会上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的人是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的。交友如果不交心，一切都不会长久。人与人之间办事，需要相互以诚相待，真正的大丈夫要言而有信，诚实可靠。在与朋友交往中，要言行一致，信守诺言。

不论在生活上或是工作上，一个人的信用越好，就越能成功地打开局面，可以说，诚信就是你最好的人生品牌。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请务必恪守诚信，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消除别人的怀疑，让他们亲眼看到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换言之，你可以放弃其他，给人一个可信的面孔。

做生意与做人有相通之处，为人只有具备了诚实、守信的品格才能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也才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一个人要想开创一番事业，就必须以信誉作为根本，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任何欺骗的做法只能骗人一时，无法骗人一世，要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成功的创业者都是凭着良好的信誉才成就了一番伟业的，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经商心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钱财乃身外之物”。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守财奴，一点点小钱也看得如性命，甚至为了钱财忘了义理，为一得失不惜毁了容颜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那“倒不如无此一物”了。商人爱财，无可厚非，胡雪岩也是如此，但他更重“义”，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义”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重义轻利，他们必然会被世人所尊敬，而那些品行低下的人则多重利轻义，这样的人一定会被世人所唾弃。

所以数千年来，仁义道德一直是国人努力遵循的行为及生活准则。“仁”与“义”二者互为表里，言语行为都符合一个“义”字，则可称之为“仁”；内心常怀仁念者，则言行必能体现出“义”。

乍一看来，似乎在孔子的思想中，“义”与“利”是相对的，其实并非如此。利即利益、富贵，客观地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讨厌得到利益，孔子也不例外。他曾表示，如果可以求得富贵，那么即使做个车夫也无所谓。不过他又强调，一个人无论对富贵多么渴望，但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得之于正道。

胡雪岩做生意，特别讲求要按正道取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一句古语。这里“道”的意思，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个“道”包含着正道、正途的内涵则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只要是按规矩取财，只要得之于正道，君子也不会以爱财为耻。

“做生意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这话是胡雪岩对古应春说的。

胡雪岩与庞二联手销洋庄，本来一切顺利，不想庞二在上海丝行的档手朱福年为了自己“做小货”——拿着东家的钱自己做生意，赚钱归自己，蚀本归东家——中饱私囊，从中捣鬼。为了收服朱福年，胡雪岩用了一计：他先给朱福年的户头中存入5000两银子并让收款钱庄打一个收条，然后让古应春找到朱福年，就说由于头寸紧张，自己的丝急于脱手，愿意以洋商开价的九五折卖给庞二，换句话说，也就是给朱福年五分的好处。这算是胡雪岩与朱福年之间的一桩“秘密交易”。不过，这笔“秘密交易”一定要透给庞二。

朱福年收下这5000两银子，也就掉进了一个陷阱：他如果敢于私吞这笔银子，胡雪岩可以托人将此事透给庞二，朱福年必丢饭碗；如果他老老实实将这笔钱归入丝行的账上，有这一个5000两银子的收据在手，也可以说他借东家的势力敲竹杠，吃里扒外，这样朱福年也要失去庞二的信任，总之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胡雪岩的计策果然生效，朱福年不仅老实就范，并且退还了那5000两银子，而此时古应春也“存心不良”，另外打了一张收条给他，留下了原来存银时钱庄开出的笔据原件，作为把柄。当古应春将此事告知胡雪岩时，胡雪岩对古应春说了一番话，胡雪岩说：“不必这样了。一则庞二很讲交情，必定会有话给我；二则朱福年也知道厉害了，何必砸他的饭碗。我们还是从正路上去走最好。”

从胡雪岩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胡雪岩所说的正路，有一层能按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渠道办就不要用“歪”招、“怪”招的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雪岩制服朱福年的办法，就是一种诱人落井、推人跳崖的十分阴狠的招术，确实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在胡雪岩看来，这种招术，只是万不得已时的偶尔为之，一旦转入正常，也就不必如此了。言谈之中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自己迫不得已制服朱福年的这一招，从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

胡雪岩所谓做生意要从正路上走最好，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要分得清楚，不能一心只想赚钱而不顾道义。

比如胡雪岩做生意并不怕冒险，他自己就说过：“不冒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有的时候他甚至主张，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无论你如何冒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停当了再去做。有的血可以去舔，有些血就不能去舔。有一次他就给自己的钱庄档手打了一个比方：“譬如一笔放款，我知道此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这时就要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不曾失守的地方去，我可以借给他，但如果是运到‘长毛’（也就是太平军）那里，这笔生意就不能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长毛’。”

在胡雪岩心里，他是大清的臣民，帮助朝廷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长毛”自然是逆贼，帮助逆贼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不用说，经商就是为了赚钱，就是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银子“掏”到自己的腰包里来。商人图利，对于经商者来说，千来万来，赚不到钱不来，赔本买卖更不能来。不过，要光明正大地从别人口袋里“掏”来银子，而且还要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让你来“掏”，自然也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这里自然也有一些必需的技巧和诀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财有道”。不懂得生财之道，“君子爱财”终归只能爱爱而已，绝对是取之不来的。胡雪岩精于生财之道，他注重“做”招牌、“做”面子、“做”场面、“做”信用；广罗人才，经营靠山；施财扬名，广结人缘……这些措施，就是他的生财之道，而且也确实行之有效。比如他在创办自己的药店胡庆余堂之初，策划的那几条措施：三伏酷热之时向路人散丹施药以助解暑，丹药免费但丹药小包装上都必须印上“胡庆余堂”四个字；正值朝廷花大力气平定太平天国之际，胡庆余堂开发并炮制大量避疫祛疠和治疗刀伤金创的膏丹丸散，廉价供应朝廷军队使用，用现代经营眼光来看，这些措施具有极好的扩大企业声誉、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开拓商品市场、建立商事信用的作用。正是靠了这些措施，胡庆余堂从开办之初就站稳了脚跟，很快成为立足江浙、辐射全国的一流药店，且历数十年而不衰。而由胡庆余堂建立起来的胡雪岩的声望、影响所形成的潜在效益，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如钱庄、丝行、当铺等的经营，也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不过，这里的“道”更应该是指取财不违背良心、不损害道义的正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为人之道。一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耻之徒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为人们所不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具体来说，也就是要依靠自己的胆识、能力、智慧，依靠自己勤勉而诚实的劳动去心安理得地挣取，而不是存一份发横财的心思靠旁门左道的钻营去“诈”取。有一句俗语，说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作出大成就的成功商人都知道，商事运作是最要讲信义、信誉、信用，最要讲诚实、敬业、勤勉的。一句话，就是要于正途上勤勤恳恳去经营”，生意才会长久，所得才是该得。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也许正是懂得“道”的这一层含义，胡雪岩自己也特别注意尽可能从正道取财。他开药店要求成药的修合一定要货真价实，绝不能“说真方，卖假药”，不能坑蒙拐骗；他与朋友合作，都是真诚相待，互利互惠，甚至宁愿自己吃亏，也绝不亏待朋友。这都能看出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的人品。而且，胡雪岩经商从来不违背下面几条原则。

第一，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绝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钱；

第二，可以捡便宜赚钱，但绝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绝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第三，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绝不能为了赚钱去做任何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第四，可以寻机取巧，但绝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第五，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施财行善、掷金买乐时也绝不吝啬，绝不做守财奴。

做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那么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最终要被欲望所淹没。人之求利，情理之常，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如果放纵贪念，强取豪夺，只能让人唾弃，到头来更是得不偿失。

当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正是对一个人道德操守的最大考验，遗憾的是。很多人在这种考验面前，都显得不是那么合格。更有甚者，甚至完全弃道义于不顾，着实让人痛心疾首。

所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古代圣贤在谆谆告诫后人，可以留意于物，但不能留连于物，更不能为物所役。

那么，什么样的财不该取呢？大体应该包括下列三类。

第一类是会触犯法律的钱，如靠走私贩毒等非法手段赚来的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钱”，一定是烫手的钱。赚这种黑钱于法于理不容，必将招来灾祸，受到惩罚。为身外之物冒被囚被杀的危险，无论如何不划算。

第二类是以损人利己为后果，靠坑害同行同业或蒙骗欺诈赚来的钱，这类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赚取的钱财，本质上与前一类没有多大的区别，既违背了商场交易必须互利互惠的原则，也践踏了人自身应该遵循的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加害于人，必遭报应，赚这种钱也会为自己种下招祸的根由。

第三类是那种既不违法同时也有正当的理由去拿的钱，但拿了却有可能得罪同行或朋友，结怨于他人的钱。

一般来说，这三类当中，对于前两类，人们比较容易从理性上看得很清楚，而且大多数人也能明确知道并尽可能约束自己按规则办事。但对于第三类，人们则常常不能看得很清楚，有时即使看清楚了，常常也很难主动放弃。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这类钱的获取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也不是直接以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另一方面，商人图利，而且应该图利，一个优秀的商人在别人看来赚不到钱的地方都要设法挖出银子来，何况有现成的钱好赚，且还有赚这“现成”钱的正当理由呢？

这确实需要有能够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的自觉意识。胡雪岩就是一个极能为别人着想的人。王有龄因筹解漕米有功，很快由海运局坐办改升署理湖州府。当时官场有不成文的规矩，一方官员和地方士绅逢年过节都必须给主官备送节敬。王有龄改升署理湖州府正在端午前，他如能赶在五月初一上任，五月初五必有一笔不菲的节敬好拿。拿这笔钱于情于理实在也无大碍。但胡雪岩认为不可。他的理由有两条：一，节敬只此一份，前任已署理好些日子，该当他得，为他着想，不能去抢了他的好处；二，往深一层说，抢别人的好处必定得罪对方，结下怨恨。“铜钱银子用得完，得罪一个人要想补救就不容易了”。

诚然，欲望，人皆有之，而事实上欲望本身也并非都不好，可欲望一旦过了度，就会变成贪欲，人也随之成了欲望的奴隶。锁住欲望，就是锁住了贪婪！贪婪是灾祸的根源。过分的贪婪与吝啬，只会让人渐渐地失去信任、友谊、亲情等；物欲太盛造成灵魂变态，精神上永无快乐，永无宁静，只能给人生带来无限的烦恼和痛苦。

所以，每个人都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善待财富，切忌吝啬与贪婪；还要自由地驾驭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

“利”与“义”本身并不冲突，关键是我们以怎样一种方式去得到利益，倘若摆在我们眼前的利益是符合“义”的，那么尽管去取便是；倘若这利益不符合“义”字，那么就不要被它所**，而应毫不犹豫地远离它。做生意虽然是为了赚钱，但赚什么样的钱以及赚钱后果也确实不能不谨慎考虑。烫手的钱即使再多也不能要，这个原则任何一个生意人都应该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