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爱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因为他们有一种非礼法主义显现于艺术之中，意大利的波加屈（Boccaccio）与法国的拉勃来（Rabelais）可为代表。波加屈是艺术家，拉勃来则是艺术而兼科学家，但一样的也都是道德家，《十日谈》中满漂着现世思想的空气，大渴王（Pantagruel）故事更是猛烈地攻击政教的圣殿，一面建设起理想的德勒玛寺来。拉勃来所以不但“有伤风化”，还有“得罪名教”之嫌，要比波加屈更为危险了。他不是狂信的殉道者，也异于冷酷的清教徒，他笑着，闹着，披着猥亵的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终于没有损伤，实在是他的本领。他曾象征地说，“我生来就够口渴了，用不着再拿火来烤。”他又说将固执他的主张，直到将要被人茶毗为止：这一点很使我们佩服，与我们佩服外骨氏之被禁止三十余次一样。

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绝无一幅**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道德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十四年二月）

蔼理斯在《道德之艺术》这一篇文章里说，“虽然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地的道德，与别个社会——以至同社会在异时异地的道德决不相同，但是其间有错综的条件，使它发生差异，想故意的做成它显然是无用的事。一个人如听人家说他做了一本‘道德的’书，他既不必无端的高兴，或者被说他的书是‘不道德的’，也无须无端的颓丧。这两个形容词的意义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

斯宾塞也曾写信给人，说道德教训之无效。他说，“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

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是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艺术趣味的人的欣赏，那就尽够好了。至于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难怪要被骂了。

对于世间“不道德的”文人，我们同圣人一样的尊敬他。他的“教训”在群众中也是没有人听的，虽然有人对他投石，或袖着他的书，——但是我们不妨听他说自己的故事。

十三年二月）

中午抽空往东单牌楼书店一看，赊了几本日文书来，虽然到月底索去欠款，好像是被白拿去似的懊恼，此刻却很是愉快。其中有一本是安倍能成的《山中杂记》，是五十一篇的论文集。记述人物的，如正冈子规，夏目漱石，数藤，该倍耳诸文，都很喜读，但旅行及山村的记述觉得最有趣味，更引起我几种感慨。

大家都说旅行是极愉快的事，读人家的纪行觉得确是如此，但我们在中国的人，似乎极少这样幸福。我从前走路总是逃难似的，（从所谓实用主义教育的眼光看去，或者也是一种有益的练习，）不但船上车上要防备谋财害命，便是旅馆里也没有一刻的安闲，可以休养身心的疲劳，自新式的新旅社以至用高粱杆为床铺的黄河边小船栈，据我所住过的无一不是这样，至于茶房或伙计大抵是菜园子张清的徒弟一流，尤其难与为伍。譬如一条崎岖泥泞的路，（大略如往通州的国道，）有钱坐了汽车，没有钱徒步的走，结果是一样的不愉快，一样的没有旅行的情趣。日本便大不相同，读安倍的文章，殊令人羡慕他的幸福，——其实也是当然的事，不过在中国没有罢了。

三年前曾在西山养病数月，这是我过去的唯一的山居生活。比起在城里，的确要愉快得多，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怀念的地方，除了几株古老的树木以外。无论住在中国的那里，第一不合意的是食物的糟糕。淡粥也好，豆腐青菜也好，只要做得千净，都很可以吃，中国却总弄得有点不好看相，总有点厨子气，就很讨嫌了。龌龊不是山村的特色，应当是清淡闲静。中国一方面保留着旧的龌龊，一面又添上新的来——一座烂泥墙和一座红砖墙，请大家自己选择。安倍在《山中杂记》的末节里说，

“这个山上寺境内还严禁食肉蓄妻，我觉得还有意思。我希望到这山上来的人不要同在世间一般贪鲜肥求轻暖，应守清净乐静寂才好，又希望寺内的人把山上造成一个修道院，使上山来的人感到一种与世间不同的空气。日本现在的趋势，从各方面说来，在渐渐的破坏那闲静的世界。像我们这样的穷书生，眼见这样的世界渐渐不易寻求，不胜慨叹。我极望山上的当事者不要以宿院为营业，长为爱静寂与默想的人们留一个适当的地方，供他的寄居。”

我对于这一节话十分同意，——不过中国本来没有什么闲静的世界，所以这也是废话而已。

临了，把《山中杂记》阖上之后，又发生了第三个感慨，（我也承认这是亡国之音。）这一类的文章，我们做不出，不仅是才力所限，实在也为时势所迫，还没有这样余裕。可怜，我们还不得不花了力气去批评华林，柳翼谋，曹慕管诸公的妙论，还在这里拉长了脸力辩“二五得一十”，那有谈风月的工夫？我们之做不出好文章，人也，亦天也，呜呼。十三年十二月十日。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作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