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托尔在文艺理论特别是小说叙述技巧方面，提出了异于常人又非常有价值的主张。

第一，借鉴音乐、绘画等相近艺术门类的艺术技巧，实现小说时空的深度掘进。布托尔认为，小说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特别是音乐、绘画有着极为亲切的关系，因为艺术的灵魂总是相通的。“音乐和小说可以相互借鉴”，“音乐的结构可以在小说中加以运用”。[1]这种借鉴不是概念与术语的简单借用，而是体现为小说结构的独特安排。小说如果一味刻板地按照线性时序进行叙事，不仅单调沉闷，而且也难以展示人物外在的社会空间与内在的心理空间，最终导致把本来千差万别的人降低到物的水平。借鉴音乐的复调结构，表现小说故事进程的自然时序应该被刻意打乱，作家在故事里羼入数目不等的人物与事件，设置事件、人物、声音、意识的多重性，让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观念与观念、意识与意识既相互勾连缠绕又回**共鸣，从而使整部作品显得张力十足，摇曳多姿。

拼贴、组合、叠印等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技法但绝非其专利，小说家同样可以拿来用于描绘场景、组织事件、渲染气氛，在淡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背后，强化事件、场景并置时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给读者以巨大的阅读震撼，在变幻莫测中表现生活的复杂意味，从而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其次，摒弃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叙事的单一模式，尝试运用第二人称乃至多重人称复合叙事的可能性。布托尔认为，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家从营造真实性效果方面着意较多，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则考虑较少。现代小说应当打破常规，尝试将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叙事相结合，交替互换。这种人称互置的好处是，可以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近距离的、真切的对话关系。

第三，突破单向叙述的局限，实现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反复叙述。因为仅凭单一叙述视角的使用无法反映出生活纷繁复杂的现实情状。布托尔主张采用同一事件的多视角反复叙述方式，把对事件的认识权与判断权交给读者，令其自行进行对比、选择与思考。事件在此成为不同叙述的起点，成为“好几个叙述行程的汇合……叙述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一个以某事件为中心形成的多重集合体。叙述者的任务不是以各自的态度与倾向去影响读者，而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地还原生活里某个层面的本来面目，接近事件的真相，“像雕塑家似的对每个角落负责，任凭人家从每个角度拍摄塑像”。[2]事件的真实性在此并不是像单一视角所展示的那样绝对，而是由多个相对主观的真实构成。在布托尔看来，这样或许更加接近绝对真实。而对读者来说，同一事件的多重叙述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了多个入口，从而为读者打开了广阔的、通向自由选择与自由判断的大门。

布托尔的技巧革新理论带有很大的实验性质。除了上文言及的类型之外，他还积极地尝试了其他表现途径，诸如强调文本版式的精巧设置，发挥插图与图案符号的叙述作用，运用排字设计来显示风格差异等，以具体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主张。

在小说创作表现的内容方面，布托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主张。

首先，布托尔主张文艺与世界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是一种媒介与载体，人们可以通过创作小说，在描绘、再现生活中阐述一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道德的或其他的理论。他把小说与现实的这种总体关系称为小说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关系决定了通常所说的小说题材或主题，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去表现和阐明这种“象征性”关系。布托尔指出“象征性”关系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由小说内容与客观世界构成的“外在的象征性”。小说总是以外部世界中的人物与事件为描写对象，是对现实世界情状的某种折射。从这一角度来说，小说可以成为外部世界的象征；二是由小说形式与内容构成的“内在的象征性”。由于小说的内容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组织承担，由此，形式又成为内容的象征，或者说内容成了本体，形式成为象征体。这也就是布托尔所说“小说外在的象征性趋向于反映在内在的象征性之中”。[3]在布托尔看来，一方面社会时代的变迁势必引起小说观念与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小说观念的不断发展，艺术技巧的日趋完善，形式已不仅仅是某种装饰与表现内容的途径，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可以自足的东西。

其次，发掘小说形式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布托尔结合欧洲小说的发展史，考察了小说形式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布托尔指出，西方小说由英雄史诗而浪漫传奇，而流浪汉小说，再在19世纪发展成熟，始终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文明与现实感到厌倦与怀疑，远离尘嚣、寄情神秘色彩与异国情调之事物、抒发感伤情怀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新趋向，阴郁浪漫的“秘密社会成了十九世纪浪漫文学的基本题材”。[4]于是，在新的现实面前原来那种单一的线性小说结构被多重的小说结构取代成为历史的必然。总之，欧洲小说的形式是在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变、丰富与完善起来的，另一方面，小说形式的变化又清晰地标志着时代变迁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