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领事》不如《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和《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等作品的名气大，知道这部小说的中国读者也不多，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值得读的好书。其原因正如杜拉斯所说，“《副领事》是第一部关于她生活的著作，是一部最难懂的，也最冒险的小说，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描写了不幸。”“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还可以写作。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它。”[28]“这是一本我自己想写的书。”关于那个浑身上下满是虱子的女乞丐，杜拉斯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讲到过，她曾经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提到过：“母亲……最后收养的是个一岁的女孩，是她从路上的一个女人手里买来的，这女人一只脚有毛病，用了8天时间从朗镇来到这里，沿途她一直求人收养她的孩子，她路过的村庄里，人们告诉她：‘一直走到旁代去，那里有个白种女人对孩子感兴趣。’那女人终于来到这块租借地。她向母亲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拖累，使她无法回到北方去，她绝不可能把孩子带到北方去的……她用伤脚的脚尖走了35公里路，为了把孩子带给母亲。……她本想把孩子还给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还年轻漂亮，还想好好地生活，所以固执地拒绝了母亲，母亲只有留下小孩，已经1岁的女孩看上去只有3个月”[29]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母亲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孩子不久便死了。女乞丐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杜拉斯的脑海中。直到她写作《情人》时，又一次触及到这个让她恐惧不安，却又难以释怀的女乞丐：“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几乎像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夜。我越跑越快。突然，我似乎听见后面有人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边跑边笑，瘦得像干尸一般。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了她，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女疯子。……”[30]1966年《副领事》发表后，杜拉斯在3月23日接受了电视台那位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发表时采访过自己的记者皮埃尔·杜玛叶的电视访谈。当记者问到女乞丐是谁，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时，杜拉斯这样说道：“一个跟在后边追我的人。从我……从我10岁那年起，……那时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有一天，她来了，听说我母亲收小孩，她走了几百公里，带来了一个已经无法养活的孩子……”26年后，杜拉斯再次谈到孩子时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我，对我说：‘你去照看她……我没有时间。’我让人喂孩子，我开始喜欢她。有一天，人们发现她死了……我还没能够……（杜拉斯哭了）”“女乞丐一半是女人，一半是野兽，像扔掉熟透的水果一样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她穿越田野，不是寻找自己的孩子，而是把自己永远赶出家门的亲生母亲。”[31]因为贫穷、苦难，才有了孩子的死亡，才有了乞丐和麻风病……杜拉斯又是如何把副领事和女乞丐放在一起的？“副领事确有其人，他是杜拉斯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外交官，才被调往孟买。他叫弗莱蒂，在调职前回巴黎短暂停留，杜拉斯的朋友都见过他。……当时的背景是昂佛尔实验室对精神病患者做一次大型调查，他们建议马兰·卡尔米茨和作家合作，拍摄一部半个小时的影片。第一个主题是酗酒，卡尔米茨想到了玛格丽特，……她很快接受了这项神奇的任务。……但是玛格丽特回到了这个男人的故事上，……”[32]两个真实的故事被杜拉斯用文学糅合在一起：“‘我必须彻底编造一个加尔各答，它的闷热，到处都是风扇，它们像受伤的小鸟发出飒飒的响声，还有一个曾经见到过的年轻女人的爱情。’”杜拉斯在谈到与副领事的关系时这样说：“他朝萨里玛的花园里开枪，里面有麻风病人，有狗。夜晚他朝拉合尔的苦难开枪，因为那里有苦难……”“写副领事。我不得不花了三年时间创作这本书。我不能谈论它，因为任何外来干预，任何‘客观’意见都会将这本书一下子抹去。如果我采用另一种写作方法，一种被修正的写作方法，就会毁掉这本书的写作，毁掉我对这本书的所有思想。”[33]不管是早期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还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女乞丐的故事都属于杜拉斯在叙述家庭或者个人生活中的要素之一，都围绕着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在《副领事》中，她却成为主人公，她的故事与副领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部压抑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公开的故事，也是杜拉斯心头的难解之谜。

“《副领事》中有三个故事，只有将三个故事的文本交叉来看才可以理解，《副领事》作为一本书，始终是开放的，由夏尔·罗塞特的故事开始，到副领事的幻想结束。”这两个故事中间穿插的是，一位名叫摩根的男人写的故事，他刚刚来到亚洲。他在市场看到一位饥饿难耐的年轻姑娘卖掉她的孩子，他讲述了她的流浪经历，并在其中插叙了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一个秃头女乞丐，由于怀了孕被母亲赶出家门，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跋山涉水，饱尝饥饿艰辛，就是要把女儿分娩出来，并为她寻一个好人家。她怀着这样的希望，唱着故乡的歌，渐行渐远。故乡在她身后抹去，记忆逐渐模糊。多少个日晒雨淋的日子，多少个饥饿难忍的昼夜，也没有磨去她的希望。10年后，她终于来到加尔各答，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把女儿托付给一位白人妇女。从此以后，恒河岸边的麻风病人中间，多了一位夜里唱歌游**，白昼沉睡的秃头疯姑；第三个故事讲述的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性格孤僻，总是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官邸里。一天夜里，他朝萨里玛的花园里开枪，打死了几个麻风病人，接着就大吼起来，由于这件案子，他被调离拉合尔，在加尔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在此期间，使馆组织了一次招待会，他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人人都厌恶他，不敢靠近他，他成了一名恬不知耻、道貌岸然的人。他深深地被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所吸引。最后在哀求无果之后，他依然用他那嘘声浓重的吼叫结束了在加尔各答的等待。

女乞丐年纪轻轻就怀了孕，怀孕原因不得而知，“就像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就像受到**的夏娃一样，怀孕成了一切罪恶的根源。如同原罪，一旦铸成，就必须有人承担结果。她对母亲，对家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惩罚是残酷的、恶毒的，也属于某种犯罪，她被母亲撵出家门，这时便产生了别人对她的犯罪，是母亲和家人对她的遗弃。她不停歇地走着，从路边的一座座界碑旁走过。一路上饱尝饥饿艰辛，单凭大自然来填充日渐空瘪的胃。路上遇到的孩子钓的鱼，她一口咬掉头生吃起来。即使是在艰难无望的生活中，她也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她希望把孩子分娩，结果却分娩在田边的草棚中。分娩成为第三次犯罪，在杜拉斯看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我认为在一位生过小孩与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之间有着本质差别。我把分娩看作犯罪，好像被丢掉，被遗弃了，我认为分娩无异于谋杀。”[34]被狗追逐，与人抢食也不能使她忘记自己的使命，把孩子送给一个可靠的人家。分娩已经是某种犯罪了，把孩子送给别人，更是不可饶恕。所以女乞丐应该受到惩罚，她在加尔各答的生活就是惩罚的实现形式，她同当地的麻风病人睡在一起，麻风病人混杂着野狗。她睡在麻风病人中，居然不会染上麻风病，这非常令人惊奇。她整天疯疯癫癫、跑来跑去，每晚都像一个幽灵一般，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歌曲，扰得人心里忐忑不安，难以入睡。她精神错乱，受到惩罚，是因为她犯下了原罪，好像那是上帝的旨意，无形的手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人世的苦难压在了她的头上。饥饿，家庭的抛弃，社会的抛弃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所有的理智都消失了，“只充斥着某种精神失常，某种恐惧，那是可怕的疯狂的前奏。”这才是一切苦难的根源，真正的原罪，导致了女乞丐与麻风病人们的苦难生活。在杜拉斯看来，苦难、悲惨、癫狂、抛弃就是童年时代和西方殖民主义背景中的麻风病，以极快的速度在加尔各答传播，在印度、在世界传播。殖民主义者给世界带来了不公平，带来了贫富的差距，带来了对人权、对人性的蔑视。曾经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杜拉斯，在这部“政治小说”里，以非常规的手法，把印度人受到的非人待遇，把殖民者对他们猪狗一般的虐待，通过那个其实什么罪都没有犯的女乞丐表现出来。她就用这种疯狂与缺乏公平的世界相抗衡，用这种疯狂来获得自由。关于这部“政治小说”，她的朋友兼邻居米歇尔·芒索曾经在一篇标题为《杀吧，她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杜拉斯，作家，通过中间人杀人。《副领事》，这本她确认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书籍中的副领事，大喊着死亡，将枪瞄准了一些狗。”[35]

“加尔各答成了恐怖之地，人类和历史的所有恐怖之事都汇聚在那里，这是巨大破坏的起点，也是普遍灾难的原型，‘加尔各答起点’甚至妨碍了权力的重建。一切都在旁边重新开始，在无边的沙滩上，在变化不定的新土地上。”[36]造成这种苦难、悲惨、癫狂的是殖民主义者，所以就需要有人来消除这种不公和贫富差距，这个人就是副领事，他要与所谓的理性世界对抗，书名也由此产生。副领事名叫约翰·马克·H，独子，约莫三十五岁，从小就会弹奏“印度之歌”。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爱搞恶作剧，喜欢作弄别人，这是他与苦难、悲惨、癫狂的殖民主义对抗的方法之一，然而并不能取得令他满意的结果：“副领事说，除了蒙福尔的办法之外，他再也没有见过更好的。首先是每一次让臭球出现在餐桌上，随后出现在自修室，出现在教室，随后又出现在接待室，出现在宿舍，随后还有……假臭球，假大粪，假鼻涕虫，假耗子……他们被弄得脏透了。”[37]他最后终于被学校开除。当上拉合尔的副领事之后，这种对抗进一步升级。他喜欢自己待在官邸，孤独伴随着他，而“疯狂总是伴随着孤独。”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对着自己开枪，夜里他朝萨里玛花园里的麻风病人开枪，然后发疯似地吼叫。“副领事每天都在吼叫……就像人们每天祈祷那样，他每天在吼叫。一点不错，他大声吼叫，在拉合尔的夜里，朝萨里玛花园开枪杀人。他杀任何人，为杀人而杀人，从整个印度被瓦解起便射杀任何人。他在寓所、在那里吼叫，在荒凉的加尔各答的黑夜里吼叫。副领事发疯了，过于聪明而发疯，他在拉合尔每夜都杀人。”[38]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发了疯，即使在他的姨妈看来，他也得了神经忧郁症。副领事为何会有如此疯狂粗暴的行为呢？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潜意识，“潜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来就是‘阴暗的’——正是因为‘不道德’‘见不得人’，所以才被压抑到深不见底的暗层。人的心灵天生是不安全的，像是火山的内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反抗和压制、混乱和焦虑、不安和绝望……”副领事长时间受到压制，他比别人聪明，他能洞察到一切，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却又无能为力，“他的沮丧和最深刻的痛楚正是世界的痛苦。”心灵内部的火山不断蓄积能量，愤怒在心中油然而生，然后从怒火中走向了行动，杜拉斯曾说道：“不应该撒谎，任何人都有杀人的想法”副领事其实是个“火爆而充满火药味的死亡工具”，他“朝穷人开火，朝数百万在几个月内饿死的孩子们开火。他朝灾难、痛苦以及罪行开火”，朝着“平庸的思想，朝着那些原则和哲学开火……他也朝上帝开火”。副领事必须迎合这个世界的恐怖，去击碎、去毁灭，然而他所进行的是幼稚的革命斗争。他没有摧毁拉合尔，却摧毁了自己。“这是一部始终能使我心动的小说。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人们不愿意理解它，其实他们也无法理解。”[39]摧毁一个充满绝望、癫狂、贫穷和悲惨的世界，这就是杜拉斯的追求和理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合乎常人思维的人。绝望、癫狂，以暴力对暴力，才能根除毒瘤和劣迹。

约翰·马克·H又是一个纯洁的人，是一个从来没有爱过女人的童男，但他从未停止过追求爱的努力。在他遇上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后，深深地被她吸引，平生头一回，一个女人触发了他的爱情。他经常去那冷冷清清的网球场，那是因为他常看到斯特雷泰尔夫人从此经过，他甚至抚摩着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丢弃在网球场旁边的自行车，把它当作自己所爱的女人，与之拥抱，与之缠绵。“他好像在盯着那辆自行车，伸手触摸着它，他身体伏在上面，好一阵才直起腰，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自行车。”[40]无法企及的爱情，却可以用一种变通的办法达到目的。“一件物品，比如她触及过的树木，比如那辆自行车，都会使人产生特别的兴趣。”[41]在他看来，爱是纯净的信念，爱是超越闲言蜚语的行为和举动，爱是不为他人所动的执著和追求。他渴望与她相遇，在她经常走过的网球场旁，她经过的树木间，她所到之处都会有爱的火花和情感的流畅，之后便成为一片寂静和空白：“‘我发觉在她离开之后，网球场变得冷冷清清。她的裙子在树木间飘过，发出一阵窸窣声。’”[42]招待会是他与大使夫人身体接触的最佳机会，也是他表达爱情的最佳场所。在场的人都厌恶他，不愿接近他，他成了众矢之的。在别人看来，“这个拉合尔副领事，他有点儿像死人一样……”。客人们渐渐地离去，但副领事一直不曾离开，他在等待，等待机会。在与大使夫人跳舞时，他的“目光里面有一种极度的快乐，那是曾经在拉合尔燃烧的火焰”。在招待会将要结束时，副领事突然发怒，吼叫起来，使他与大使夫人间的那种默契以最激烈、最实际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对斯特雷泰尔充满了**，“**就是我们的疯狂……抑郁者心理上的痛苦就在于无法与别人交流这种**、这种疯狂”。他的叫喊同时显示了他的反抗。可是在这个没有四季，没有爱情的地方，副领事那句“留下我吧！……就一次。一个晚上。只要这一次，让我和你们留在一起”。的乞求，竟是那样的没有着落，没有回应，他终于被排除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圈之外。癫狂的发泄撞击着空空****的网球场，也撞击着荒漠无助的城市，但是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这种叫喊有了回音：“他们在听，不是叫喊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歌声，从马路上传来。竖耳细听，好像也有人叫喊，但声音很远，像是来自马路尽头，大概副领事已经走到那里。”[43]副领事的叫喊就这样与女人的歌声融在一起，就是愤怒的吼声和枪也没有能够驱除人间的悲惨与苦难，他也只能以这种疯狂的叫喊结束在加尔各答的日子。

《副领事》从表面上看由两个毫无关系的故事构成，一是彼德·摩根写的女乞丐的故事，另一个是副领事的故事，然而故事中的人物都有相似点或交叉点。杜拉斯在出版此书时就说道：“没有她（女乞丐），《副领事》就不存在”。“他富有、彼此之间正好相反。从来未曾相遇，但是他们非常接近，都在不幸中生活”。他俩都因痛苦、压抑而疯狂，并且都被社会所摒弃。同时，副领事和女乞丐又是一对矛盾。女乞丐的苦难，麻风病人的癫狂都需要他用枪杆子去驱赶，他是受苦受难者的解救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加尔各答，叫喊交织在一起，歌声交织在一起，脚步交织在一起。同时，副领事也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是同样的人，一种“共同的病”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理解”。他们理解看到的东西，但不能对其作任何改变。“‘总之，拉合尔副领事像谁？像我。’”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说。不但如此，她还能理解副领事对她母亲般的眷恋，对她的身体的渴望。流浪、沉沦（与无数男人做那种事，拥有无数情人），甚至向往自杀，都使斯特雷泰尔夫人像一个流浪的女乞丐、妓女。女乞丐总是跟随斯特雷泰尔夫人的脚步，使她隐隐约约地和大使夫人酷似，她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交错在“蓝色的月亮”俱乐部，交错在后者海浴或者企图自杀的海岸线。女乞丐长期流浪的脚步以及伴随着脚步的歌声所形成的“音乐场”酷似一个更大的舞台，人生的舞会，副领事在这个“音乐场”上朝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走去。女乞丐因加尔各答而激动，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因她和痛苦而激动，副领事则因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对女乞丐的痛苦的激动而激动，因对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爱情而激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无法挽回，因为他们都拥有：“固定在**的顶点的爱情故事。”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和劳儿·维·斯坦茵也许是杜拉斯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拉开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故事的序幕。她的出场就不同寻常：“她身体纤瘦，穿着双层黑色罗纱紧身裙，领口非常低。她自己愿意如此穿戴，愿意如此以身示人，她如愿以偿。她身体与面部的奇妙轮廓令人想入非非。她就是这样出现，以后也将这样死去，带着她那令人欲火中烧的身体。她是谁？人们后来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44]

杜拉斯在1964年4月15日接受电视台的记者皮埃尔·杜玛叶采访《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时谈到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玛·杜：当时是子夜，凌晨1点，舞会达到了**。她们是最后来到舞会的人。米歇尔·理查逊与这个女人几乎就是一见钟情。

皮·杜：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玛·杜：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这个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中出现并夺去了劳儿的未婚夫的女人，在《副领事》中，与劳儿的未婚夫米歇尔·理查逊来到了加尔各答，结果却成了法国驻印度大使夫人。无穷的疑问留在了这两部小说之间，没有疑问的是，她依然是米歇尔·理查逊的情妇，他们的爱依然如故，但是他们的相识却有了不同的版本：“‘我在加尔各答，’米歇尔·理查逊说，‘是先听到安娜·玛丽弹钢琴，后才认识她的；刚开始时，有一天晚上，我在路上听到钢琴声，一下惊呆了，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我记得，我是来加尔各答观光的，我受不了了……刚来第一天，我就想走……是那首曲子，当时我听到的乐曲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在加尔各答待了下来……”[45]

因为爱和音乐，米歇尔·理查逊在加尔各答待了下来，也为了分担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痛苦。“安娜·玛丽就是这里的一切，别的都不重要。”米歇尔·理查逊曾经这样说。

“这个女人”在杜拉斯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像劳儿·维·斯坦茵，女乞丐游**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只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就有可能涉及另外两个。杜拉斯曾经这样说到过“这个女人”：

“湄公河上，那里是白人的场所，那里有笔直的街道和花园，栅栏门和河流，还有法国俱乐部，网球场，也许还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这位永隆总督的妻子……

她来到这里后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年轻人因为对她的爱，因为她的爱而自杀。我还记得当时给我的震动，我实在搞不明白。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震惊非常之大，因为表面上看，这个女人不是爱调情的女人，而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她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与一个女人相反的东西特别引人注目，她沉默寡言，据说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或者与两个女儿散步，就像《副领事》的书中所描写的那样。突然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长期以来，我认为，她身上体现出来一种双重的权力，死亡的权力和平常的权力。她抚养孩子，是总督夫人，她打网球，招待客人，散步等。同时她身上隐藏着这种死亡、慷慨地献出死亡、产生死亡的权力。有时我对自己说，因为她我才写作。”[46]

也许，1993年是杜拉斯最后一次谈到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副领事的喊叫声，‘唯一的政治’也在这儿，在诺夫勒城堡被记录下来。他就在这里叫过她，是的，就在这里。她就是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安娜·玛丽亚·瓜尔迪。是她，德尔菲娜·塞里格（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扮演者）。拍这部电影的人都哭了。那是不受约束的、没有缘故和无法避免的哭声，真正的哭声，贫苦人民的哭声。”[47]

唯一的政治或者唯一如此露骨地谈论到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和萨特所谓的“介入”完全不同。因为政治之中隐藏着让人绝望的情感，隐藏着某种“摧毁”的力量。当政治和情感如此错乱地混杂在一起时，小说的深度和厚度被大大地拓展了。“副领事的故事被当成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种不可得到的爱情。这毫无疑问，但它首先还是文学中控诉一个‘走向灭亡的世界’的第一声真正的呐喊。对于世界的没落，谁都不愿意有所动作，宁愿生活在谎言和幻想中。”[48]当副领事喊出了那传遍加尔各答的喊声时，一切就这样被定格了，被凝固在恒河岸边。女乞丐的歌声陪伴着那位为了黑夜中的爱情而自杀的年轻人，岸边永远成了爱情走向完美和**的自杀场。

斯特雷泰尔夫人是某种象征，多角度呈现出来的美的化身。她时而现出一种阴郁的美，时而也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美，“她的世界被扯开了”。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哭泣，呈现出一种病态，让人捉摸不定的美。斯特雷泰尔夫人“有着永恒的年龄，是坟墓和摇篮的入口，是欲望的几乎是非物质的幽灵般的身体。她还是在被分门别类的世界上的混乱，是使世界的虚假程序发生动摇的意外事件。”“她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正在受一种痛苦的煎熬，那种痛苦，离现在太遥远，再想为之流泪已经流不出来了。”[49]她长期关闭在像笼子一般的大使馆里，过着远离社会的生活，其实她也同样被剥夺所占有，达到了孤独的状态，因此“绝望有着自由场，这个自由场使她向任何爱情开放，也使她向任何痛苦开放，并把她引向自杀”。这位以最美丽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女性在杜拉斯的笔下被完全混淆了：“副领事对着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患者、穷人和狗射击，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除她以外，他逢人便杀，她便是某一天早上淹死在三角洲的劳儿·维·斯坦茵，我和塔拉童年时的女王，永隆总督的妻子。”[50]劳儿·维·斯坦茵与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在这里重合了，分属两部小说的美丽女性在杜拉斯生命最后的作品《写作》中合二为一，共同走向完美的终点。

“《副领事》是一本到处都在无言大喊的书。我不喜欢这种词语，但是当我重读这本书时，我又重新体验到了这样的感觉，类似的东西。真的，副领事，他每天都在喊叫……但是在一个对我而言秘密的地方喊叫”。[51]悲怆就像生活酿造的美酒放在了《副领事》中，给读者所提供的空间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无言，没有词语，但却有声音，却有肢体活动，却有身躯移动的语言。声音如音乐；肢体如舞蹈；移动如韵律。但是它们中间包含着苦难，包含着无奈，包含着愤怒，包含着悲怆。女乞丐多次重复的词语Battambang不断延伸，不但延伸成Baattamambbanangg，而且延伸成饥饿、苦难和迷茫：“男人问她从哪里来，她说从Battambang……说着便跑，男人笑了，被赶出家门？是的……

Battambang。

三个音节同样铿锵有力，字字圆润，像从一个紧绷的小鼓面上蹦出。Baattamambbanangg，那男人听说过，她径自离去。

Battambang，她什么也没有多说。……她出了山洞，把鱼洗了又洗，然后慢慢地吃着，咽下去的唾沫又泛了上来，满口咸味，她哭了，口角流着涎水，她很久没有沾过盐了，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她跌倒在地，跌倒后还在吃。”[52]

音节（从a到aa，从am到amam从ang到anangg）在延伸，韵律在延伸，含义在延伸。在这种无限延伸之中，音节、文字变成了无言悲怆曲，和着女乞丐的行走、她的悲惨命运和彼德·摩根的文字前行：

“她走着，彼德·摩根写到。”

……

“她在走。

她足足走了一个星期。”

……

“夜色中，她按照那位老者指引的方向，沿着洞里萨湖顺着原路往回走。……

在炙热、耀眼的阳光下，她还怀着孩子，不再恐惧，她正在远去。她要走的路，已经决定，那是永远离开母亲的路。眼泪挂在脸上，但是她却努力地唱起Battambang的歌谣。”[53]

Battambang是女乞丐唯一能够说出口的一个词，Battambang是一首歌，一首远离故乡，寻求自己生活之路的悲歌。她在成功地把那个半死不活的孩子送给白人妇女之后，再次唱起了离别的歌，这次她将离开自己的孩子。

“她迈着乡下姑娘笨重而均匀的脚步，开始沿着一排排帆船，向前走去。今夜，她也起程……

经过十年风尘，一天，她来到了加尔各答。

她留在了那里。”[54]

动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美妙旋律，正是彼德·摩根在自己所写的小说中赋予给女乞丐的基本性格。她可以不说话，可以忍饥挨饿，可以不知疲倦，但是她决不可以没有歌声，没有脚步的移动，没有伴随着歌声的行进。彼德·摩根在谈到他正在写的人物时说：“她走着，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她人本身，可以说，就是一次漫长的旅程，这个旅程被我分成若干段，在每一个阶段，我都突出地去描写同样的永动——她的不息的脚步，她走着，那句话伴随着她……”[55]她的脚步就像美妙的音乐，“任意从一点出发纵横驰骋，在不同程度上节外生枝，对这个音调或放或收，都全凭一时的心血**，然后又像长江大河，急泻直下。”[56]最后融进了大海，终止在加尔各答。Battambang的歌谣和她一起留在了那里。从此之后，大街小巷、海滩上、恒河岸边响起了她的歌声和无言悲怆曲，和着副领事的“印度之歌”，和着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钢琴演奏声，构成了加尔各答巨大而美丽的音乐舞台。

政治、音乐、文字，杜拉斯就这样从病理和心理的角度刻画了三位主人公的绝望、无助，刻画了加尔各答的荒漠、郁闷。她的文字洗练，既合混又质明，还充满了空白无语，留下了弦外的袅袅余音。她感觉自己也“被疯狂冰冻了”，“全身都散了架”。从恒河岸边女乞丐的歌声到副领事的爱的呐喊，所有这些咏叹调，就像一部歌剧。政治的残酷无情、文学的忧伤、美丽，就这样被杜拉斯搅浑在《副领事》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些无言的抗争、绝望的悲歌。

4.《情人》

《情人》是根据杜拉斯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我”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男子绝望而凄美的情爱故事：已是垂暮之年的“我”坐在一个大厅里，突然，一个男子走过来，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认识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来告诉你，对我来说，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一切都仿佛在瞬间又回到了从前，那年“我”15岁半，在湄公河的渡轮上，那天“我”头戴男帽，身穿磨的快透明的连衫裙和一双削价处理的镶金条带的鞋。在无聊的渡船上，无意发现一位男子在注视着“我”，他是一位中国人，穿一身西贡浅色柞绸西装，更吸引“我”的是他身旁那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他走过来找我搭讪，“我”发现他非常紧张，递给“我”烟的手直打战。船到岸后，他提议用自己的车送“我”。家庭的冷漠、贫困，加上“我”天生就一副耽于逸乐的面孔，那时“我”就知道了欲望是性关系的及时通道。因此“我”虽然犹豫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此以后，他每天用他的车接“我”上学。他老家在中国北方的抚顺，他是独生子，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当时华侨中少数几个经营殖民地不动产的中国金融家之一。他刚从巴黎回来，已经与老家抚顺的一名富家女订婚，但他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天是星期四，像往常一样他又来接“我”，不同的是这次他把“我”带到城南的一座单身公寓。“我”知道并期待着即将发生点什么，却发现他非常胆怯。于是“我”就告诉他，希望他像往常把女人带到他房间习惯怎么办就怎么办。在“我”的鼓励和诱导下，一切都发生了。透过百叶窗，外面是熙熙攘攘的中国街，房间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有焦糖的气味，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还可以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全部声响，全部活动，就像一声汽笛长鸣，声嘶力竭地悲哀地喧嚣，但没有回应。所有的一切都永远深深地刻在“我”身体里，血液里，“我”的生命里，永远、永远……后来母亲不知在哪里听闻了一些有关“我们”的事，在大哥那个该杀的混蛋的挑拨下，母亲用最下流的话骂“我”，打“我”。但当时“我们”的家，在经历几次灾难后，加上大哥的胡作非为，已经是一贫如洗了。然而他们需要“我”情人的钱，他们要利用“我们”的关系骗吃骗喝。尽管如此，他们仍不理睬他。同时他们家也强烈反对，他的父亲宁愿他死也不让他娶一名白人家的穷女子为妻。

不久后，当知道母亲要送“我”回国读书时，之后每次幽会，“我们”已经没有****，他只是忧伤而又怜惜地一遍又一遍给“我”洗澡。一切无法改变，离别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他把车孤零零地停在码头上，坐在车里边没有出来。但根据特征“我”还是认出了那辆车，他身形模糊不清，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十分颓丧。“我”就像初次在渡轮上见面时靠在船舷上，“我”知道他在看“我”，“我”也看着他，由于家人在旁边，“我”什么也不敢表示，只是静静地望着、望着……最后，轿车消失了，港口消失了，陆地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

后来，许多年过去了，也发生了许多事情，结婚，生子，离婚，战争，死亡。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他。他说他想听“我”的声音，和过去一样，他的声音有点打战，“我”立即听出了他的中国口音。他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我”，他根本不能不爱“我”，他说他爱我一直爱到他死。

这就是《情人》——杜拉斯的代表作，“杜拉斯式”风格的完美体现，1984年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得主，250万册的年发行量，同时被译为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自己的读者，那么又是什么缔造了这样一个“杜拉斯神话”呢？

首先，浓郁的自传性后面饱含作者言说不尽的深情。也许书中的一些情节可能经过加工、改造，甚至并不存在，但后面所隐藏的那份痛彻心扉的情感却来自作者自身经历的切身体会，这谁也无法否认。它令读过作品的每一位读者都感叹良久，难以忘怀。以作品的开头为例，这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当在历尽人间沧桑后，一个人由美丽的少女变成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这时她遇见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这情人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貌。”多少爱情誓言为之失色，多少海誓山盟为之苍白。这应该是一份怎样的爱！就单单这几个字又打动了多少读者，又让多少心灵为之颤动。正是这种情感推动着杜拉斯如泣如诉的创作，正是这份情感牵引着读者如痴如醉的阅读。20世纪的西方文坛，各种文学思潮应运而生。而大多数的文学流派及思潮往往过于注重探索新的形式、技巧，追求创作上标新立异，多停留在少数精英学者研究的层面，从而忽略了作为普通人的最广大的读者。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并不太关心作品的形式以及是否受哪种流派或思潮的影响，更多在乎作品是否能带来美的享受、愉悦，情感上的触动、共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这部在杜拉斯尝试各种创作方法之后，以自传性写实手法创作而成的《情人》何以一次又一次打动无数读者的心，一次又一次让他们爱不释手。

其次，浓郁的东方异域色彩，使杜拉斯的作品蕴涵了独特的品位，也让东西方读者为各自心中的追求而痴迷。东方是杜拉斯出生的地方，更是她灵魂获得重生的源泉。再看杜拉斯以前以西方为背景的创作，所有的人无不生活在一种无声的绝望中——对爱情的绝望，对家庭、对生活的绝望，对一切事物的“厌倦”，所以才有了《街心花园》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才有了《直布罗陀的水手》无休止的对可能并不存在的爱的追寻，所以《劳尔的劫持》中的劳尔疯了，《琴声如诉》中的男人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简言之，这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与之相反，杜拉斯笔下的东方却是一个充满野性、活力、欲望而又神奇的地方，它没有遭到现代文明的破坏，它的泥土里孕育着生命的种子，可以让在现代社会中迷失方向的西方人获得重生。在西方语境下东方成了西方克服“异化”，重新找回自我，再一次获得重生的地方。因而《情人》中关于东方的描写：川流不息永远奔腾的大河，没有四季一望无际的大地，充满神秘色彩的原始森林……都让现代西方人向往，特别是曾经在这块他们曾引以为豪的殖民地上生活过的一代，这里留下他们太多的东西，《情人》已经成了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于此，他们可以找回心中最后一点还未丧失的情感，可以唤醒他们尚未完全麻木的心灵。《情人》实际上象征了现代人类对共同失去的一个古老梦想的追忆。

最后，看似随意的写作中隐含着“杜拉斯式”的创作风格。首先，杜拉斯打破了小说语言、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界限，在《情人》这部小说里把三者融合在一起，这就造就了《情人》中一道道如诗似画的独特景观。见时是画，别时是诗。画悦目，在开篇，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很久以前，在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在奔腾不息的湄公河上，在两岸如画的风景中穿梭的一只渡轮上，怀春少女与情人初次相会图。诗伤心，在结尾，当如泣如诉的笛声鸣响起时，那离别的愁绪也仿佛是幽怨缠绵的小诗萦**在心间，久久不能挥去。还有小说中时间和场景大幅度任意的切换，叙述的距离和焦点忽远忽近，时而沉浸于昔日往事，时而又勾起新的回忆，但整个故事却在推进——一种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结构推动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淡化传统小说所标榜的故事性、完整性，追求“新小说”叙述的断裂性、破碎性，甚至将两者完美结合的手法，成为叙事方式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