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虽然从未写过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著，在理论方面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系统的观点，但她的创作实践让人们对文学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例如，她打破了小说语言的界限，重视作品的诗意性和音乐性以及融小说风貌、戏剧情景、电影画面、音乐色彩于一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文学观以及创作产生了影响。这里先具体分析杜拉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自动互文性”。

独特的叙事结构。杜拉斯的大多数作品打破了传统叙事逻辑的单一视点，一般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事层面组成：叙事者叙述行为的层次——第一叙事层，叙述者和作品主人公所叙述故事的层次——第二叙事层。有时在第二叙事层之下有可能有第三叙事层等等。各个叙事层之间的关系属于纯主题关系，即各个叙事层共同为主题服务，在内容上形成类同或对照等平行并列关系。因此有论者称杜拉斯的小说为“二分对立、双层复调”结构，但这种复调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陀氏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互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在他的作品里，……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不发生融合。”而杜拉斯的作品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作为现代叙事文本的一种结构方式，纯主题关系中的类同关系在杜拉斯的小说中是以“层层镶嵌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情人》中就存在两个叙事层，第一叙事层是“我”的心理叙事层面，童年的困苦遭遇带来的“我”对家庭的爱和恨，大哥和母亲带给“我”的绝望，“小哥哥”带来的温情，“情人”形象的难以磨灭，都展示出“我”对岁月流逝、世事变迁的感受和体验。同时，这一切又凝聚成一股力量，时时激发起“我”写作的欲望，于是便有了第二叙述层：“我”以写作追求着“我”过去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琴声如诉》同样是在两个叙述层上展开的。第一叙事层面，即安娜和肖曼的恋情；第二叙事层则是安娜和肖曼通过对话和想象构建起来的虚拟的爱情故事。杜拉斯对这种双层或多层的叙事层面的巧妙组织和运用，使其小说呈现出独特性，其中大部分可以称作“关于创作小说的小说”。《情人》中的“我”持续“创作”着“我与情人”的故事。《琴声如诉》中安娜和肖曼通过对话不断“创作”着情杀案中的恋情。正是这样的结构安排，让小说产生了双重复调效果的同时，加深了作品的深度和内涵，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加深了他们的感受和体验。

互文性是在当代西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总的来说，“互文性通常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发生的互文关系。”[3]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造。这里的“另一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文本”，可用来指涉文学作品，也可指涉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历史文本。到了杜拉斯的笔下，主要表现为杜拉斯内部自我的吸收和改造，及“自动互文性”。例如，“情人”、“母亲”及相关故事都先后出现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但它们的再次出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形成“对话”关系——或同意或反驳、或保留或发挥、或判断或补充……“情人”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猥亵下流的诺先生，到《情人》里胆怯纤弱，一直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较强壮较富有男性魅力，那么为什么都是以自传的形式叙述同一事件，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涉及“互文性”另外一个重要的诗学概念“前理解”。“一般来说，前理解有三种含义：一是前在的理解，即主体心灵的能动性、判断力、理解力；二是语言、传统、历史；三是由主体根据当下情况选出来的当下判断的前提。”[4]通过这些理论就不难理解“情人”的“变化”了。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由于当时的写作背景，为了树立母亲的艰辛、无奈的形象——整天让女儿等富人娶走，儿子嫁与富婆，以解除家庭的贫困与苦难。因而这时“选择”的“情人”必须是一个肮脏、下流的形象，这样才构成悲剧性，符合突出“母亲”最后惨死的悲惨命运，引起人们的震动，如果这里的“情人”像《情人》中的情人一样善良，恐怕《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就真的难以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了。反之如果《情人》中的“情人”像诺先生一样无耻，那份感人至深的爱情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母亲”在该篇中变得不可理喻，在“大哥”挑拨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骂“我”，只有这样才能从反面突出那份“爱”的深沉，突出《情人》的底蕴。而这与作者当时的“前理解”是分不开的，创作该作品时杜拉斯由青年转为老年，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翻起相册，瞬间回忆起从前。回忆是美好的，距离可以产生美，时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手段，所以，当年绝望的爱情不免变得凄美起来，“情人”的形象也美好起来，正如在用词造句以及表现手法上也由现实主义转变为“杜拉斯式”风格。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在杜拉斯得知真正的“情人”李云泰去世的消息而写的，可能是怀着对死者的敬意，该文中的“情人”形象空前的高大起来，在形式上为了符合当时拍摄电影的需要，风格上也更像电影剧本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并不矛盾，而是与一种“互文性”理论暗合。矛盾是解决了，那么这样写的好处、用意又在哪里？这又涉及“互文性”的另外两个概念，“作者死了”，“文本意义生成中”“受者”视角的强调，这样使得文本呈开放性，不再为作者的观点所束缚，形成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文本之外的“非文本”的东西、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从而构成了“文本”不断“生产”的过程，不断有新的“文本”、“文本”意义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