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它所持续的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欧洲而言，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于难。绝大部分的参战国都由于这场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削弱了实力。像法国这样过去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性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原法属殖民地都相继获得独立地位，使法兰西之前的辉煌一去不复返。战后的法国政治形势一直动**不安，从1947年开始，持续了七年的越南战争使法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而席卷非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又对法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海外势力给予重重一击。此时，法国的经济也在美国资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呈现日益萎缩之态。昔日大帝国的辉煌和现实的黯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一部分法国人心理上投下阴影，如噩梦般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社会的剧变引起了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对现代文明的质疑，使不少法国人感到悲哀和绝望，这种情绪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至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核技术、电子科学、生物科学、信息产业的发展呈现日新月异之势，这场新工业革命像旋风一样席卷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法国奇迹”遍及各行各业。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领域的空前扩张，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了人类的心理倾向与行为模式，科技的发展不仅使一切事物失去了其神圣性与神秘性，而且改变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的文化意识。“冷战”的威胁、工业发展的负面效应，如贫富不均、失业人口增长、环境的破坏等，这些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文化代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思考、忧虑和恐惧。刚刚从战争阴影下走出的法国文学家又将这种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忧虑和怀疑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科学技术以及它所支持的现代思想与人性对立主题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比比皆是。

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演变，必然会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战争带给人们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创伤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上升阶段社会对人本身的忽视和机器大工业对人的异化。在继承上半世纪的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基础上，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考察、反思、质疑和批判的过程中，20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呈现出色彩缤纷、演变纷繁的局面。以萨特、梅洛-庞蒂和加缪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是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法国的存在主义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20世纪50年代最终完成并开始传播。萨特等人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创立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部分的改造，其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国文化的特点，最明显的特征是它更关注人的存在的时间性方面。此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借用结构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原始部落的宗教、婚姻、饮食等文化因素，寻觅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文化学者、批评家罗兰·巴特运用符号学原理考察各种文化现象，揭示其资产阶级性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了镜像学理论，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另外，还有哲学家阿隆对极权政治的批判，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社会心态诸多因素的研究都加剧了法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后期，思想领域更是革新不断，出现了理论林立的局面。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布迪厄、波德里亚尔等先后进入了法国思想界的核心，他们的理论为整个西方思想界所密切关注。福柯抛弃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总体方法，以“考古学”的耐心和方法，挖掘整理“性史”、“精神病史”、“监狱史”等之前不为人们重视的历史领域，揭示权力话语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德里达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以柏拉图为源头的西方形而上的学说进行了解构，企图从根本上质疑现代西方文明体系。德勒兹对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福柯等人的著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力图否定柏拉图关于范畴分类的方法。布迪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政治结构、大众传媒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做了独具慧眼的考察，寻找现代生活发生危机的根源。波德里亚尔在建立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符号体系的时候，揭示了“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作用。他们的研究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思想绝对不乏批判性和建立民主多元格局的美好愿望，毋庸置疑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机器统治的大一统世界里，最终的结果是未能逃脱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容的无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