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月9日，波伏娃出生于巴黎一个天主教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生活困顿。在枯燥闭锁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波伏娃性格沉稳、酷爱读书，14岁时对神失去信仰。19岁时，波伏娃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就读于法国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时，她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战后整个思想界的才子们结为文友。在通过令人望而生畏的教师资格综合考试时，波伏娃的名次紧随萨特排在第二。以后她便在马赛、巴黎、里昂教书并和萨特同居。但是，这两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并没有结婚，而是彼此维护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一起工作，一同参加政治活动。纵观波伏娃的一生，萨特可以说是她最深爱、最尊重的人物，不过，两人也都曾有被其他异性吸引的时期。

1943年前后的战争期间，波伏娃和萨特度过的是一个跌宕起伏、荣辱俱存的时代。这期间，波伏娃弃教失业，萨特于战中被俘而身陷囹圄。也是在这个时期，波伏娃出版《女宾》，萨特完成一系列文章。更重要的是，1943年是他们发起著名的存在主义运动的标志和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欧美文坛黯然沉寂。而这时，被誉为世界大都会的巴黎却独报佳音。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在法国独放异彩。它的出现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文学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新的契机。随着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在欧美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一派别的创立者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自然就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各国纷纷邀请这三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前往访问讲学。从1945年起，波伏娃、萨特和加缪应邀到许多国家的大学里访问讲学，向人们介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存在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而在被邀请的这三位存在主义作家中，波伏娃和萨特最受人们青睐。

1955年开始到1967年是波伏娃和萨特在国际舞台上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这对相依共度大半生的伴侣开始了世界漫游式的社会生活。他们广泛参与国际事务，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日本、埃及、以色列，都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足迹。

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享年78岁。她的逝世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种美誉纷至沓来。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的话尤其深刻：“波伏娃永远不同意共产党人的所有观点，她同我们的争论是毫不动摇的，但我代表法国全体共产党员向她致意，因为她始终代表着我们社会进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

使波伏娃首先闻名于世的是她阐述女性何以成为第二性的《第二性》。此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堪称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它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1952年《第二性》译成英文后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最畅销的书籍，后来又被译成各种文字发表，波伏娃因此而在国际上声名大震。

波伏娃还将自己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状态”，以四卷本回忆录“暴露给世人”。她用卢梭《忏悔录》式的笔调坦诚率真地剖析自己。尽管《第二性》曾经使她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

波伏娃与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总体来说，他们的爱情是成功的典范——他们是一生的伴侣和忠实的战友。但是其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波伏娃在与萨特是伴侣又不像伴侣，像夫妻又不是夫妻这种多重身份的分裂中迷失，无法适应他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既是自己的情人又是别人的情人这种古怪关系；另一方面，她也无法使自己轻松愉快地同时与其他男子展开多重连接。由于深爱萨特，又厌恶混乱的两性关系，所以，像大多数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女子一样，她在感情和肉体上对萨特都非常专一。萨特在认识波伏娃3年后即开始实践“协议”伴侣的全面含义，波伏娃则在认识萨特18年后才开始做同样的事，而且直接原因也是由于萨特。他们也曾就一些敏感问题回答过记者的提问。诸如谈到生孩子，波伏娃认为她与萨特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因此她没有生小孩、复制一个萨特的欲望。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与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这是波伏娃在《清算已毕》中的陈述。她是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波伏娃去世后，与萨特合葬在一座公墓里。尽管不是夫妻，但人们已公认他们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