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萨特两岁丧父，随母亲移居外祖父家中。三岁时右眼因斜视引发角膜翳，逐渐失明。外祖父是个德语教师，对萨特的启蒙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外祖父的引导下，萨特四岁便能读马洛的《苦儿流浪记》，七岁读福楼拜、高乃依和雨果的作品。八岁开始用诗与外祖父通信，并尝试写作，写有《为了一只蝴蝶》《卖香蕉的商人》，他的创作天赋初露端倪，被视为神童。1915年，他就读于亨利四世中学。中学期间，萨特爱好文学，成绩优异。从中学开始，他研读弗洛伊德、柏格森、叔本华和尼采的著作。1924年，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此间，他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萨特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全国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并结识了会考成绩第二名的波伏娃，两人一见钟情，从此结成“终身伴侣”（没有结婚）。服兵役18个月之后，萨特一直担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萨特作为公费研究生赴柏林法兰西学院攻读胡塞尔“现象学”，并研究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学说，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奔赴马其诺防线，翌年被捕，在狱中他初步形成了“介入”思想。1943年，萨特出版了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系统阐述了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和“相对自由论”思想，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1944年，萨特辞去教师工作，与波伏娃、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人一起筹办《现代》杂志。1946年，发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提出并论证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第一原理，呼吁人们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揭露和批判丑恶的社会现实。1947年，《现代》杂志连载了萨特的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系统阐述了干预现实生活的“介入文学”理论。1960年，萨特发表了他的又一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提出将存在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遂将二者结合起来，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性，突出“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60年代，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历史局限性暴露出来，他一方面应付与结构主义者的论战，另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介入”社会活动。

萨特是一个自由主义战士，积极“介入”社会，面对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专制暴政，他勇敢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他以“人道主义向度”和“历史责任感”为行动准则，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凭借自己的威望，以不同的方式，不知疲倦地与全世界一切“不公正”和“非自由”作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访问过苏联、北欧、美国、中国和古巴。1956年，萨特抗议苏联出兵匈牙利；1958年，他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964年，他拒绝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

萨特始终以自由和正义为准则，敢爱敢恨，思考与行动并行不悖。萨特从来没有接受过“自我”以外的其他外来标准。他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派别，他属于自由、正义和全世界深陷苦难的人民。他一生都在为自由进行毫不妥协的抗争。他拒绝一切“不公正”和“非正义”的东西，包括爱情、婚姻和荣誉。萨特一生有过很多情人，但他终生未婚，他认为结婚不过是“介入”社会的一种形式。1964年，萨特以“我一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2]为由，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他说：“我们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为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能决定的。”[3]同时，他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被机构化，他说：“如果有列宁文学奖，我也同样拒绝。”另外，萨特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想把自己的名字与黄色炸药的发明者诺贝尔联系在一起。

1966年，萨特参加罗素组织的越南战争战犯审判法庭，担任该法庭庭长，调查揭露了美国侵略越南的罪行。1968年5月，他支持学生运动，和波伏娃走上街头散发《人民事业报》，支持法国学生的“二月风暴”。8月公开谴责苏联出兵捷克，并与苏联彻底决裂。从此，他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71年，他出版了《家庭的白痴——居斯塔夫》第1卷和第2卷，1972年，出版第3卷。1974年5月，萨特基本上失明，逐渐退出社会活动。1979年，病重的萨特接受采访，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萨特晚年，疾病缠身，临终之际，双目失明。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肺气肿在巴黎逝世，享年75岁。萨特的逝世震动了全世界。4月19日举行葬礼，6万群众从世界各地云集巴黎，自愿追随灵车，送往巴拿斯公墓。世界舆论纷纷表示哀悼。法国总统发表谈话，认为“萨特的逝世就像我们这个世界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这是巴黎继雨果之后最盛大的一次葬礼仪式。

萨特一生印行著作50多部，被译成28种文字；发行全世界。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包括：中篇小说《恶心》（1938）；短篇小说集《墙》（1939）；中篇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1939）；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出版《理智之年》《缓期执行》《心灵之死》，第四部《最后的机会》（未完成）。剧作《巴厘奥纳》（1940）、《苍蝇》（1943）、《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6）、《脏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1955）、《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特洛伊妇女》（1960）等。主要文学理论著作有：《论波德莱尔》（1947）、《什么是文学》（1947）、《答加缪书》（1952）、《圣·谢奈：丑角和殉道者》（1952）、《家庭中的白痴》（1971—1972）等。主要哲学著作有：《论想象》（1936）、《论自我的超越性》（1937）、《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1957）、《辩证理性批判》（1960）等。还有自传体小说《字句》（1963）、自传性回忆录《七十岁自画像》（1975）、作品集《境况种种》（1947—1976）、《境遇剧》（1973）、政论集《造反有理》（1974）等。

萨特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介入”西方文化领域的。萨特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相生相融、同步发展。他的“存在”，不仅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标志，也是战后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他存在主义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他通过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文学创作按照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绝对自由论”时期（1928—1939），这一时期，萨特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萨特在总结前辈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存在主义哲学的早期观点。这种“绝对自由论”具体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纯粹偶然性，主观存在的绝对孤独性，主客体关系的完全对抗性。这个时期，萨特创作的作品多塑造“孤独者对抗社会”的孤军奋战者形象。短篇小说《墙》中，主人公伊比塔不幸被捕。面对死亡，他万念俱灰。他选择了遗忘和冷漠，也抛弃了一切世俗的烦恼。他已不再怀念“墙”外的生活，他感到这个世界甚至连同他自己都是虚无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他宁死不肯说出队长拉蒙·格里藏身之处。他的守口如瓶并非出于正义感，也非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而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固执。他为了嘲弄敌人，戏称拉蒙藏身于墓地。然而，荒诞的是，拉蒙·格里为了不连累他人，恰好转藏到墓地。伊比塔不经意的选择竟酿成了悲剧。选择决定命运。而且，这种个人的“自由选择”还可能决定着别人的命运。它表现了人的存在的荒诞性，以及极限境遇中“自由选择”的偶然性。中篇小说《恶心》（又译《厌恶》），表现了在这个“自在”的世界上，“自为”的人存在的荒诞性。小说主人公洛根丁某一天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恶心”。他感到一切都是恶心的，恶心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存在的方式。这种“恶心感”实际上就是“荒诞感”。表现了“自在”存在的偶然性和“自为”存在的孤独性。《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主人公吕西安年轻时想通过反传统来寻找“自我”，但他的传统道德观念又使他不能接受新事物。最后他以“工厂主”的身份回到传统的轨道，却又感觉丧失了自由。这体现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自由观。

萨特的“绝对自由论”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传统价值观念的一种反叛，为当时颓丧的法国人提供了精神食粮。但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并将这种“自由”绝对化、极端化，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这势必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相对自由论”时期（1939—1980），在此期间，萨特的创作以戏剧为主。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亲临战场。战争的残酷，让萨特对面前这个荒诞的世界感到“恶心”。他看到希特勒的个人意志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灾难。由此，萨特深刻反省自己前期思想中把“自由”绝对化的片面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相对自由论”的思想。1943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与虚无》，系统地阐述了“相对自由论”的观点。萨特改变了以孤独者对抗社会的态度。他承认人的社会性，即承认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肯定人的自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无绝对的可能。1946年，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进一步指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不是随心所欲。“自由选择”需要承担责任。1947年，萨特又出版了文学理论专著《什么是文学》，提出“介入文学”的理论，主张以文学创作干预现实生活。所以，萨特“相对自由论”时期的文学就是“人道主义向度”引导下的“介入文学”。三幕悲剧《苍蝇》集中体现了萨特的“相对自由论”思想。主人公俄瑞斯特斯是“自由”的象征。他杀死国王，为民除害，超越了狭隘的报复，为“自由”的力量作斗争。最后，俄瑞斯特斯又为人民的“自由”而牺牲“自我”，带着象征邪恶与复仇的苍蝇离开阿尔戈斯城。独幕悲剧《禁闭》（又译《密室》），通过地域中三个鬼魂之间的相互纠缠，揭示了“他人就是地狱”。这是一部表现“自我”与他人关系恶化且缺乏“自为”选择能力的杰作。批判了现实中受“精神地域”的禁锢，不能做出自由选择的人们，揭示了人存在的荒诞性。四幕悲剧《死无葬身之地》中，五个人因某次“行动”而被捕。在酷刑和死亡面前，他们有的通过无聊对话来“消磨时光”，有的想让自己尽量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以免消耗体力”。出于对“事业”莫名的忠诚和在同伴面前证明自己并不是懦夫，他们宁死不肯“招认”。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胆小鬼”索尔比埃跳楼自杀，有背叛倾向的弗朗索瓦被同伴活活掐死。但他们并非真的没有“希望”，最初的“消磨时光”和“保持体力”也不过是在必死的命运面前，以“冷漠”压抑了他们虚弱的生存愿望。直到最后他们才喊出：“我愿活着，我愿活着”。他们最终选择了“招供”，但并没能改变命运。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存在，却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表现了极限境遇中“自由选择”的荒诞性。《恭顺的妓女》中，富有正义感的妓女丽莎迫于种族主义的压力和上层统治阶级的威逼利诱，不得不违背良知，做诬陷黑人的假证。这表现了“自在”的世界中“自为”存在的孤独性和个体意识被集体意识的淹没，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自由民主的虚妄。该剧在美国、法国上演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共出版三部，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表现了以玛蒂尔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状态和悲惨命运。他们的遭遇是极限境遇中自由选择的悲剧。七幕悲剧《脏手》，塑造了一个天真的青年知识分子雨果。他在不了解党内斗争实质的情况下，醉心于追求虚幻的“自由”，他为了“理想”为政客们卖命，最终被政客除掉，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他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盲目性。这是一部备受争议的剧作，因涉及了政治斗争这敏感的话题而被法共认为具有反共倾向，竟遭到禁演。导致这样的结局是萨特所始料不及的。三幕哲理剧《魔鬼与上帝》是《脏手》的续篇。萨特为了澄清《脏手》造成的误会，在这部剧作中塑造了一个跟雨果极其相似的人物格茨。格茨是贵族和农民的私生子，他受到两个阶层的唾弃，于是发誓报复。最初，他杀人作恶，以此对抗上帝，反倒被贵族利用。后来，他广行善事，以讨好上帝。他施予农民土地，却因这施舍而引起一场战争。他认识到善恶并无绝对，“上帝毁人不亚于魔鬼”。他从绝对而抽象的善恶意识中觉醒，“介入”到具体的农民起义斗争中。格茨是罪恶的自由射手和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作恶和行善的统一体。他的身上附带着萨特本人的影子。这种关于善恶辩证关系的探讨，标志着萨特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八幕政治讽刺剧《涅克拉索夫》抨击了西方媒体的反苏反共宣传，嘲讽了他们欺骗民众的拙劣伎俩。五幕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最有心理深度的一部时政剧。萨特通过一个不愿正视战争罪责的法西斯走卒在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引导法国人民反思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借此影射和批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战争。《特洛伊妇女》同样是一部影射不义殖民战争的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