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存在主义指以“存在”为哲学基本问题并集中思考这一问题的哲学思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广义的存在主义思潮的直接肇始者和确定者。而狭义的存在主义主要指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哲学思潮。

存在主义者一般认为，存在的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存在是作为意志或行动主体的个人的存在。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具体存在，但这并非指社会关系中的“普通人”，而是先于一般的人或社会的人。个人首先存在着，然后规定他自己，亦即在选择自己的本质时，拥有绝对的自由，不受社会关系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尽管如此，自然和社会环境却总是跟人作对，人时常面临死亡或虚无的绝境，恐惧因而产生，这就是存在的基本内涵。存在主义分为有神论的、无神论的和人道主义的。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认为宗教可以消除人的恐惧状态，如马塞尔。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只是一出永远没有终结的悲剧，悲观主义是其唯一的道德哲学，如萨特。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承认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性，认为人应以行动来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如梅洛-庞蒂。总的来说，无论哪一种存在主义，他们都宣称人是被“抛入世界的”，痛苦、挫折、疾病、死亡是现实人类的本质特征。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让-保罗·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萨特的理论观点可概括为存在主义的三大哲学命题：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他指出，在我们的世界上，除了人以外，所有存在物的本质都是预先规定好的，它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本质。而人却不是这样，人是“存在”在先，“本质”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形成本质。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并非理性的、物质的，更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于人不断的设计选择中。所谓“存在先于本质”，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3]，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对世界荒谬尤其是人生荒诞的认识，认为人既然不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概念创造的，那么任何对于人的先验的概念都成为虚妄。基督教世界对于世界秩序和人生信念的种种观念都变成空中楼阁，人的存在失去了依据。而在丧失理性、失去主宰的社会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孤独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其三，“自由选择”。面对荒谬的世界、人生的痛苦和自我的丧失，存在主义的解决方法是选择存在。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到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只有努力行动才能证明存在，“人，不外乎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4]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而一旦作出选择，人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同时，一个人的选择，不仅是为自己，也为所有的人做出了选择。人无法避免选择，因为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人的“自由”，“自由”在萨特那里是作为人的本质来设定的。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又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学说。

在法国，除萨特之外，对存在主义做出重要贡献的，当推梅洛-庞蒂，他曾与萨特一起合编过《现代》杂志，深受柏格森和胡塞尔哲学影响，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著有《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意义与无意义》《眼和心》等。他的哲学基本上也是一种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知觉是其最核心的概念。他认为事物的真相是隐藏在物质现实中的，只有通过知觉才能被体验。而艺术就是对各种事物真相的揭露，由知觉扩展而来，艺术家的任务正是揭示存在的真相，使其成为可见的东西。

加缪也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和短篇小说《局外人》中。“荒谬”是加缪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萨特不同，它不是把“荒谬”看成人的孤独和不幸境遇的基础，而是看成关于人和世界、人和自己的关系，看成人必然面临死亡的一种主观观念。他认为，世界是荒谬的，荒谬感首先产生于对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人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反抗荒谬的世界。据此，他从荒谬中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加缪用他的存在主义的“荒谬说”来分析艺术问题。在加缪那里，艺术的本源就在于模仿存在，揭示荒谬。另一方面，他把“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属于人的”强调为一条美学规律，正反映了存在主义以人为出发点、为核心和归宿的基本特征。

另外，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则从女性觉醒的意识入手进行创作，阐释其存在主义的观点。她的重要思想论著《第二性》是争取女权的理论依据。西蒙娜认为，现存的妇女的地位、女性应尽的义务、两性的差别等，都是荒谬的、不合理的，是男权中心的社会习俗长期对女性奴役的结果，也是女性被扭曲后的自我荒诞意识与心理偏见的表现。

存在主义者一般都是通过文学的不同样式，主要是通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来传播他们的哲学思想，在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具有大致相同的观点。

首先，在对待文学的本质及其作用上，存在主义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当是对自由的选择和揭示。萨特最先把文学的本质、自由、存在联系一起，他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是自我选择。文学既然是人的一种创造，也应当反映人的自由选择。一方面，人通过文学创作将存在于意识中的世界自由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创作本身是为了用想象的世界来揭示人的自由，因此，文艺的题材只能是自由。可见，存在主义作家们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完全基于存在主义自由观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本性，要求文学成为争取人的自由的工具。然而这种自由观主张的是一种虚幻的、抽象的绝对自由，艺术家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艺术地再现客观世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往往是描写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以及无限恐惧的阴暗心理。因此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助长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其次，关于文学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学就是对社会的人进行揭露和变革，就是干预现实生活，文学作品应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表态。萨特就此提出了“介入说”，进一步阐释他在哲学中强调的“行动”这一存在主义基本精神。萨特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行动，就是介入社会生活，就是战斗，“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5]。与他的文学本质是自由的观点相呼应，萨特认为介入也就是为自由说话，去争取自由。具体地说，文艺介入社会生活，首先就必须揭露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而消灭这种异化现象。其次，应当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促进社会的变革。再次，应当充分发挥社会批评的职能。“介入说”充分肯定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否定脱离社会生活的唯美主义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批判，体现出改变资本主义现状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但“介入说”也有自身的理论弱点。一方面，文学艺术要争取的人的自由在这里只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自由，即脱离客观必然性的绝对的个人自由，它本身就与介入社会生活的要求相矛盾。另一方面，“介入说”过分夸大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通过以文学艺术介入社会生活为手段来达到自由的理想，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另外，关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存在主义者认为，要想用文字把内心精神的压抑和想象中的现实表现出来，就应该知道怎样“内化”外界（客观社会现实），然后再如何将内界“外化”为作品。他们尤其强调，文学创作应汇总作者的时代，配合整个形势，承担起全世界的改造。由此亦可窥见存在主义对文学介入职能的重视。存在主义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哲理与作品结合，对存在主义基本思想进行通俗化的阐述，虽然理性多于形象，但与启蒙时期哲理小说“传声筒”的角色不同，存在主义作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了概括，如荒诞意识、自由选择、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人间恶势力的猖獗等，寓哲理于形象中，用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或者内涵丰厚的艺术归纳表达出来，体现了更强的思辨性和哲理性，是新的艺术创造。萨特、加缪的许多小说是“荒谬世界，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哲理的形象化，因而“荒谬”和“痛苦”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萨特的《墙》，描写了一位被捕后无意中出卖了同志的西班牙共和党人，道出了世界的荒谬：无罪的被处死，抱必死决心的偏不死；藏起来的被抓，想给敌人开玩笑的，却被现实捉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禁闭》中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墙”在作品中象征对人们行动的限制。人虽有选择的自由，但现实生活中处处都遇到“墙”，最终使人丧失选择的自由，因而永远生活在不安、痛苦与绝望之中。“墙”在这里被赋予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意义。萨特的“境遇剧”也多是“自由选择”的哲理图解。

在创作手法上，存在主义作家强调表现独特的真实，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塑造人物时，排斥集中、概括、典型化的技法，强调偶然、荒诞、世界的非理性，用未加提炼的情节，原原本本、朴实无华地加以展示，不去粉饰与雕琢，而是集美丑于一身。由于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就是人的生活，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他们不去给人物事先安排什么命中注定的生活道路和结局，只对人物的自由选择加以演示。通过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和一些表面的、琐碎的动作显露人物的性格特征，在细微中表现人的完整性。萨特日记体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安特纳·洛根丁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真实人物”，洛根丁冷漠的生存态度及荒诞的生存意识都是在生活细节或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存在主义作品还常常把人的主观情绪作为直接描写的对象，以此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对恐惧、厌恶、孤独、失落感等现代人主观心理特征进行描写，揭示人荒诞的生存状态，表现自由选择的行动。《恶心》就是将恶心这一生理、心理现实抽象化、寓意化，赋予了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存在主义文学不拘一格地大量运用隐喻、象征、无逻辑的技巧等表现手法，将简洁的语言、冷漠的叙述与作品表达的荒诞感相统一，传统的和现代的并用，萨特名剧《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几乎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成，《苍蝇》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恶心》在很多地方运用意识流技巧。加缪的《局外人》则是在传统手法中加上现代派手法。

存在主义在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创作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西方现当代许多流派的思想来源，之后又传入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带给思想界、文化界较大的震动，成为影响现代世界的重要思想潮流。

[1] 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上），45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 [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25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3]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存在主义哲学》，3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 [法]萨特：《萨特文集》，第7卷，1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