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创作

“波德莱尔是现代及所有国家最伟大的诗人楷模。似乎每个人都准备将波德莱尔作为自己信仰的代言人。”这就是英国诗人艾略特对波德莱尔的评价。

夏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21日出生在巴黎，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父亲喜爱绘画、音乐和哲学，也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经常领着儿子在公园散步，向儿子讲述音乐、绘画、哲学、神学。那时的日子给波德莱尔留下了温馨的记忆：“啊！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充满了母爱的温柔。我把无疑被你看作坏日子的那段时光称作‘好日子’，这要请你原谅。不过，我那时一直生活在你心里；你属于我，仅仅属于我一个人。你那时既是我的偶像，又是我的知己。”[1]虽然父亲去世时，他只有6岁，但是父亲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影响了波德莱尔的一生。父亲的去世带给他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消退，波德莱尔又陷入新的痛苦之中。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很快再婚。波德莱尔对母亲与性格粗暴的欧皮克少将再婚十分反感，波德莱尔认为“他这个人既固执又笨拙”。母亲的改嫁也在年幼的波德莱尔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也逐渐形成了他反抗、叛逆的性格。为了避免波德莱尔与继父之间的矛盾，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小小年纪已经感到人生孤独，命运坎坷。他先是在里昂，后来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读书，但却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高中会考后，他进入大学学习法律。

为了表示对家庭的不满，他故意过着**不羁的生活，流连于巴黎的灯红酒绿之中。他的母亲对此十分担忧，所以决定让他离开巴黎一段时间，想通过改变环境来把他的生活引入正轨。1841年，波德莱尔在波尔多登上了南海号客货轮，被送上驶往东方的船上，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途中他路经毛里求斯岛和留尼汪岛（当时称为波旁岛），波德莱尔无意岛上的美丽风光，还在怀念巴黎那五光十色的生活，他急于返回巴黎。但是这次旅行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他沉溺在美好的异国风光之中，采集着生命的图画和印象。当他1842年返回巴黎时，他声称自己“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这次旅行时间虽短，但是却给他的人生和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财富。他不但体验了浩瀚的大海，接触了充满灵性的大自然，领略了异国风情，而且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一切将会在他的一生中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同时也成了在失望的现实中，波德莱尔留给自己的理想王国。异国风情使他产生了创作灵感，回到巴黎后不久，他就以此为题材写出了自己最早的诗作，表达了他对异国风情的怀念。

这时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的眼中仿佛焕然一新：街道、旅馆、行人都是那么不同以往，都是那么新鲜可爱。形成对照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家庭和欧皮克将军，他决定带着父亲留给他的一万法郎金币离家出走。他挥霍着父亲的遗产，过起了**不羁、灯红酒绿的生活，沉醉在巴黎女郎**的欢声笑语中。他出没于巴黎的高级旅店，穿着讲究，与众不同。他想用他所认为的高贵、文雅甚至有些惊世骇俗的装束，来表示自己对世俗、低贱、无教养的蔑视；他想用在人前所表现出来的英武气概，表示对欧皮克将军的鄙视，同时也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这个时期，他接触到了一批年轻画家，走进了他们的画室，同时也经历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问世。浪漫主义逐渐被现实主义取代，“为艺术而艺术”也开始形成。波德莱尔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做着进入文坛的准备。虽然各种文学流派都对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的追求既非现实主义，也非浪漫主义，也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184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小剧院邂逅了一个名叫让娜·杜瓦尔的混血女子，从此他的生命和创作都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体验着不同的巴黎生活：吸毒者、地痞流氓。他从地位低微的让娜·杜瓦尔身上发现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力和独特的美。但是，这个笨拙的女人总是让他失望，总是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让娜不但已经成了我幸福的障碍……，而且也成了我思想全面发展的障碍。……她一度曾具有某些好的品质，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在我这方面，我获得的是更清楚的判断力。与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她对你的努力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感激之情。她用自己一成不变的笨拙甚至恶意阻碍你的种种努力，她把你看成她的仆人和私产。她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学习的造物。你亲自教她，她也无动于衷。政治也好，文学也好，根本无法与她交流。更有甚者，她对我本人，并不尊重，对我的作品也毫无兴趣。我的手稿若没有发表，没换成钱，她就会扔进火里。”[2]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女人真是让他无比烦恼，而另外一个女人，却令他充满希望和憧憬。这个女人就是萨巴蒂埃夫人。1852年波德莱尔开始出入萨巴蒂埃夫人的沙龙，那是一个上流社会和文化名流都向往的地方。波德莱尔把萨巴蒂埃夫人视为自己的诗神和保护神，视为自己梦寐以求的“远方的公主”，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精神向往和追求。他在1853年写给她的信中附上一首情诗：“我像一个孩子或病人一样地以自我为中心。当我痛苦时我想着我爱的人们。通常我在诗歌中想着你，当我把诗歌写完之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希望，希望激发我诗情的人来读它——与此同时，我把自己隐藏起来，像一个非常害怕自己会显得荒谬可笑的人那样——在爱情中不是确实有些基本上滑稽可笑之处吗？”[3]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写进诗歌，要用独特的方式写出不同的诗歌。他寻求着，可是发现天空、大地、海洋等已经有人涉及。他不愿意重复别人，更不愿意无病呻吟地写诗。因此他不急于发表这个时期的诗歌，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不同凡响。

他没有节度地挥霍父亲留下的家产，引起了家人的极度不安。1844年，波德莱尔家族召开家族会议，向法院申请将波德莱尔所剩的财产交由一个仲裁委员会控制。该委员会专门为他指定了公证人昂塞尔，专门负责管理他的财产和私人收入，对他每月的花销作了限制。1861年5月，波德莱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还耿耿于怀：“我终于逃脱了。而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弃儿。我全身心地投入对快乐的追求，投入对刺激的无尽探索，旅行、精美家具、油画、姑娘等等。今天，我正在为此受到残酷的惩罚。对那个仲裁委员会，我只能有一个认识，那就是，如今，我知道了钱的价值，知道了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的重要性。”[4]现实迫使他必须面对生活，必须解决自己吃饭问题，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笔，希望以此换取自己的生活费。他的诗作并未得到编辑先生们的青睐，他的有关画论的文章却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他先后发表了《1845年沙龙》和《1846年沙龙》的长篇画评。这些画评以其新颖的观点、敏锐的感觉和流畅的文字令评论界侧目。同时也因其中提出了许多现代美学中的重大命题，由此而奠定了波德莱尔在文学艺术界的地位。同时在《1846年沙龙》的封面上，波德莱尔预告了自己将要出版题为《累斯博斯女人》的诗集，这就是11年后将要出版的《恶之花》的雏形。1847年，波德莱尔读到了一位名叫埃德加·爱伦·坡发表在《太平洋民主》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黑猫》，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已发现一位美国作家，他在我内心激起不同寻常的共鸣，我已经写了两篇关于他生平创作的文章，我是满怀**写出来的……”[5]他被这位美国作家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诗歌境界和诗歌语言所吸引，开始翻译这些作品，持续了17年。他在翻译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的同时，也不断地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叙述着埃德加·爱伦·坡那种哀婉凄凉、郁郁寡欢的诗歌境界，也向往着通往彼岸的人造天堂、梦幻王国。“波德莱尔把自己当成了爱伦·坡，把他的话拿来当成了自己的话。与其说波德莱尔受了爱伦·坡的影响，不如说他与爱伦·坡早有灵犀，不谋而合，一见之下，立即心领神会，契合无间。”[6]波德莱尔更加坚定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方向，他陆续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诗作，多次预告自己将要出版的诗集。1848年11月，《酒商回声报》在广告中宣布波德莱尔的《边缘》将于次年2月出版；1850年和1851年，《家庭杂志》和《议会信使》又两次预告《边缘》的诗集。从《累斯博斯女人》到《边缘》，这些被誉为“意在表现现代青年骚乱和忧郁”，“表现现代青年骚乱历史”的诗集预示着《恶之花》出版的舆论准备已经成熟，波德莱尔的创作也进入了**。

当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与读者见面时，立即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引起了卫道士们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波德莱尔亵渎宗教，伤风败俗，说《恶之花》“丑恶与下流比肩，腥臭共腐败接踵”。刚刚因《包法利夫人》而审判福楼拜的第二帝国的法庭指责波德莱尔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有3首诗被指为亵渎宗教，8首诗被指为伤风败俗。最后的审判结果是：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要求波德莱尔删除6首诗歌，罚款300法郎。波德莱尔受到双重打击，没有从出版诗集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名利双收，他写信向母亲要钱也遭到拒绝。失望至极的波德莱尔一气之下病倒了，心理、债务和病魔的打击使他陷入绝望之中。后来他去了比利时，在那里进行循环讲座，强烈地希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状况。在此期间，也就是到了1866年，他遭到病魔的袭击，突然患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1867年8月31日，他完成了自己在人世间的游走，在贫困与无奈中，在一直与他相伴的女人——让娜·杜瓦尔的怀抱里，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与先他而逝的母亲一起，埋葬在巴黎蒙巴尔纳斯的公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