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小说是一种为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孩子服务的小说样式。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以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孩子为主人公，讲述他们在家庭和学校里发生的故事，这是童年小说的主体部分，指称着狭义的“童年小说”；二是适合于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孩子阅读的所有小说文本，属于广义的“童年小说”范畴。本书采用狭义的“童年小说”概念。处于童年时期的儿童对世界充满了幻想和好奇，求知和探索欲望旺盛，因此，童年小说应注重想像和认知，开阔认识世界的视野，强调正面教育。童年小说的创作方法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互补为特色，其人物形象既有类型，也有性格丰满的典型。

一、童年小说的艺术特征

童年小说除具有小说的基本特征，同时十分注重如下几个方面：创作基调阳光、健康、向上，作品风格浏亮、幽默、晓畅，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恰到好处地融入易于为孩子们理解和接受的立人、做事、为学的人生道理，启人思悟，引人向上，导人向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独特的艺术特征。

其一，主人公多为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男孩和女孩，大致有四类主人公形象，即“好孩子型”“顽童型”“问题型”和“常态型”。“好孩子型”主人公形象是指学习好、思想好和品德好的“三好学生”。他们听话、懂事，有“小大人”模样，不用家长、老师操心就能茁壮成长。这类主人公形象是中国童年小说写作的主旋律。这类儿童的代表人物有黄蓓佳的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中的金玲等。“顽童型”主人公形象大多属于不守规矩的孩子，但不是品行被污染的“坏孩子”。他们往往聪慧过人，富于奇思妙想，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这类作品多以孩子为本位，把握住了孩子童年时期顽皮、淘气、活泼、好动的天性，呵护他们的率直、纯真，展现他们快乐的童年生活。这类儿童的代表人物是林格伦的长篇儿童小说《淘气包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等。“问题型”主人公形象大多是处于弱势地位或者遭逢了各种磨难而被“异化”的孩子。他们或者逆水行舟、自强不息或者偏离了正常孩子的成长轨迹，沦为生活、社会的弃儿。总之，他们是存在着种种“问题”的孩子，急需扶助。这类儿童的代表人物是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中的张莎莎等。“常态型”主人公形象大多是学习等各方面非常普通的孩子，属于童年小说中新型的主人公形象，是对传统的“好孩子”形象的一种补充。毕竟，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是少数，不带有普遍性。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孩子并无过人之处，因此，“常态型”主人公形象具有普遍意义。

其二，从题材上看，多讲述发生在学校和家庭中的诸多生动、曲折、妙趣横生的故事。此时期的儿童大多已进入小学，除了玩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由于已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在学习中体验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五花八门，他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空前旺盛、活跃。他们天性好玩，喜欢娱乐和游戏，所以童年小说应重在描写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好玩、有趣的故事，以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林格伦的《淘气包埃米尔》讲述了一系列有关男孩埃米尔的令人捧腹的故事：把妹妹当做旗帜升到高高的旗杆上，用老鼠夹夹老鼠却把爸爸的腿夹住了，喝汤时太贪婪，不小心把脑袋伸进汤罐里拔不出来了。

其三，多表现“爱”“美”和“快乐”等主题，展现童年时代的灿烂阳光，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彰显真、善、美，以小说的诗性品格潜移默化地陶冶孩子的情操。尽管童年时期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驳杂，但他们的生活底色依然是阳光、明亮和温暖的。他们必然会遭遇到诸如忧伤等阴翳，但他们的忧伤大多简单而短暂即逝。无忧无虑、朝气蓬勃和乐观向上是他们主要的性格特征。童年小说并非完全隔离生活的阴暗面，但它所描写的“灰色的”人物和事件一定不会是“灾难性”的，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在阅读后产生颓废、绝望的情绪。因为这一时期的孩子，其心智还不成熟，其抗击打的能力还比较弱。如果童年小说过多地渲染抑郁、忧伤和痛苦，势必会给他们造成心灵的创伤。因此，童年小说描写生活的阴暗面一定要把握好分寸，适当地向他们敞开生活中的光怪陆离，委婉地让他们认识到生活是一面多棱镜，快乐和忧伤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语言简约明朗，笔调幽默风趣。童年小说适宜运用明白晓畅、生动活泼的叙述性语言来展现童年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二、中国童年小说概略

中国古代文学中尽管没有专门为孩子创作的小说，但有关“童年”的人物形象却不鲜见。不少经典名著中都有一些童年影像，其中，较为生动、丰满的童年形象出现在《聊斋志异》的《贾儿》一篇中。它刻画了一个10岁儿童聪颖、机智和勇敢的形象。但是，这些零散的童年形象往往承载着教化色彩，缺乏童真和童趣。

五四时期，随着儿童文学的发现，涌现出了一大批描写童年生活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故乡》《社戏》（鲁迅）、《阿菊》《一课》《小蚬的回家》《小铜匠》（叶圣陶）、《寂寞》《离家的一年》《最后的安息》《三儿》（冰心）、《雪后》《春雨之后》《湖畔儿语》（王统照）、《小铃儿》（老舍）、《两个小学生》（庐隐）、《学校生活记》（陈伯吹）、《红肿的手》（赵景深）、《小哥儿俩》（凌叔华）、《灯》（王鲁彦）等。这些作品开始以儿童为本位，提倡“为儿童而文学”，注重儿童性、文学性和教育性的有机结合。

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蓬勃发展，描写童年的小说有了新的进展，其代表性的作品有《黑骨头》（胡也频）、《小阿强》（冯铿）、《女孩》（洪灵菲）、《奇遇》《奇怪的地方》（张天翼）、《一桶水》《儿童节》（叶圣陶）、《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茅盾）、《分》《冬儿姑娘》（冰心）、《画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陈伯吹）、《小小的心》（王鲁彦）、《雪人》（苏苏）、《新爱弥耳》（老舍）、《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等。这些作品直面现实人生，注重刻画少年儿童的生存现状，但也有的作品存在着概念大于形象的政治倾向。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儿童文学在艰难困苦中顽强生长。在国统区，描写童年生活的小说主要有《野小鬼》（贺宜）、《小癞痢》（苏苏）、《盛四儿》（安娥）、《区长的儿子》（丰村）、《黑女儿和她的牛》（欧阳山）、《黑衣人》（陈伯吹）等；在解放区，描写儿童生活的主要作品有《侯疙瘩和他的少先队》（胡海）、《栓柱》（胡朋）、《一只胳膊的孩子》（柯蓝）、《村童》（董均伦）、《太行山孩子们的故事》（刘克）、《小胖子》（韩作黎）、《袁小鬼》（曹汗）、《小路子》（萧平）、《小侦察员》（峻青）、《晋察冀童话》（周而复）、《鸡毛信》（华山）、《雨来没有死》（管桦）、《把秧歌扭到上海去》（苏苏）等。这些作品大多关注重大题材，或揭示社会的阴暗面，或书写儿童在战争中的身影，塑造了一批经典的童年人物形象，如《鸡毛信》中的海娃和《雨来没有死》中的雨来等。需要说明的是，“政治至上”的创作理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繁荣期。因为儿童被看做是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坛出现了不少经典的“少先队”形象和“红色儿童”形象，如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中的罗文应、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中的张嘎和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中的小胖和小松等。这一时期，短篇小说如冰心的《小橘灯》、陈伯吹的《小珍看蛟去》、贺宜的《森林里》、何公超的《波浪里的孩子》、马烽的《韩梅梅》、秦牧的《回国》、叶君健的《小仆人》、萧平的《海滨的孩子》等，中长篇小说如冰心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韩作黎的《二千里行军》、袁静的《小黑马的故事》、邱勋的《微山湖上》、宋汛的《永路和他的小叫驴》、刘真的《好大娘》《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金近的《山村里的新事情》、胡奇的《五彩路》《绿色的远方》、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双筒猎枪》、任大霖的《蟋蟀及其他》等，都受到了儿童读者的喜爱。但因受配合“中心”“运动”等政治功利的干扰，某些作品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疏。

“**”期间，儿童文学遭受重创，代表作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管桦的《上学》、杨啸的《红雨》、崔坪的《湖边小暗哨》等。

新时期以来，童年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正式出现，涌现出了不少以“童年”为本位的作品，如刘健屏的《今年你七岁》、秦文君的《天棠街3号》、祁智的《芝麻开门》、黄蓓佳的《今天我是升旗手》《我要做好孩子》等。进入21世纪以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及郑春华的《非常小子马鸣加》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童年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品注重儿童本位，关注儿童的当下生活，具有当下感。作品把握住了童年时期无忧无虑的性情，多以幽默、轻松的笔调展现童年岁月的快乐故事。但也有一些跟风作品刻意调侃、搞笑，降低了其文学品位。

总的说来，中国的儿童小说长期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童年故事和少年小说创作颇丰，而童年小说作品相对薄弱。究其原因，幼儿故事乃“反难度”写作，即为便于幼儿接受，作品尽可能浅显易懂，削平难度和深度。相对说来，童年小说的写作难度大于少年小说。因为童年生活距离大多数成人作家的当下生活较远，且童年体验与成年体验具有本质的不同。即使作家竭力贴近当下孩子们的生活，但“童年—成年”间的距离感仍难消除，一不小心就会使作品出现“娃娃腔”或“成人腔”。

三、国外童年小说概略

在欧洲，出现最早的以“童年岁月”为书写重心的童年小说是1553年西班牙出版的《小癞子》（佚名著）。作品讲述了一个四处流浪的弃儿的故事。17世纪末，被誉为“第一个为儿童写作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费讷隆出版了专为其学生所写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8世纪中叶，法国的勒普兰斯·德·博蒙夫人创办了《儿童杂志》。1762年，卢梭的《爱弥儿》问世。这是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传记体教育小说，在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部作品的影响下，此时期英国的托马斯·戴出版了以两个6岁男孩为主角的三卷本小说《桑德福和默顿》。与此同时，被誉为“法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开拓者”的阿尔诺·伯尔坎于1777年发表了再现童年生活的《儿童读物或小故事选》。总的说来，在19世纪之前，欧洲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小说尚处于萌发阶段，不少有影响的童年人物形象点缀在成人小说中。儿童小说的崛起是19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的问世，是儿童小说确立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的重要表征，如法国作家埃克洛·马洛的《无家》《在家里》、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施比里的《海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白净草原》和《歌唱家》等片段、契诃夫的《万卡》《渴睡》等、科罗连科的中篇小说《地窖里的孩子们》、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音乐迷扬科》、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

20世纪，世界各国童年小说名著层出不穷。这些名著包括英国作家哈拉特的《羊毛包》、塞拉利尔的《银剑》，美国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中篇小说《莫吐儿》、斯坦培克的短篇小说集《小红马》、女作家罗莎·易伦卡·槐尔德的《大草原上的小屋》，阿根廷“儿童文学之父”荣凯的短篇小说集《纸船》《另一些纸船》，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尼基塔的童年》、班苔莱耶夫的《表》、施瓦尔茨的中篇小说《一年级小学生》、卡达耶夫的中篇小说《雾海孤帆》《团的儿子》，日本古田足日的《一年级的大个子和二年级的小个子》、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印度阿南德的中篇小说《七岁》《黎明风光》，菲律宾卡鲁浓冈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和土耳其阿里的《小哈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