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奇才, 也是俄国继蒲宁(1933)、帕斯捷尔纳克(1958)、肖洛霍夫(1965)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70), 他炽热的人道主义情怀、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艰难而幸福的一生

索尔仁尼琴(台湾地区译为“索忍尼辛”, 1918—2008), 1918年12月11日生于俄罗斯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伊萨基·谢苗诺维奇·索尔仁尼琴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 在儿子出生前不久死于一次狩猎事故[1]; 母亲塔伊西娅·谢尔巴克是中学教师。由于他是个遗腹子, 一直跟随母亲长大, 全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 生活颇为艰难。1924年, 他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 并在这里最好的学校马里维奇学校读完中学。

母亲虔信宗教, 对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索尔仁尼琴有很大的影响。舅母伊琳娜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影响, 美国学者约瑟夫·皮尔斯甚至认为:“舅母虔诚的精神给他造成了恒久的影响。”正是在舅母的影响下, 小索尔仁尼琴开始热爱文学经典:“伊琳娜还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 她逐渐使她的这个外甥开始对文学怀有一种初始的、永久的爱。她有一个巨大的藏书室, 并且鼓励索尔仁尼琴用这个藏书室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贪婪的阅读渴望。他似乎也完全不需要鼓励。在他和舅母同住的日子中, 他熟识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大部分俄罗斯名著。十岁时, 他初次阅读《战争与和平》, 随后, 在接下来的几个暑假中, 他又多次重读它。正是在这段成长时期中, 他开始将托尔斯泰看成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作家、一个值得崇敬的俗世中的偶像、一个应当效仿的榜样。”而且, “舅母伊琳娜的藏书室并不局限于俄罗斯文学。莎士比亚、席勒, 尤其是狄更斯, 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是杰克·伦敦”。

此外, 母亲和舅母在家里经常讲述内战的恐怖情景及其给家人带来的灾难(外祖父的家产被没收, 舅舅差点被枪毙), 并激烈、坦率地批判苏维埃政权, 这与官方的宣传反差极大, 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家庭与国家间的冲突对索尔仁尼琴影响极大, 他后来承认:“他们常常在家里说出一切, 从不向我隐瞒任何东西, 这一事实决定了我的命运。一般来说……如果你想了解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你就必须理解, 我在童年时期曾经体验过如此紧张的社会张力, 以至于它将其他的一切都推到一边, 并且毁灭了它们……我内心中承受着这种社会张力, 一方面, 在家里, 他们常常告诉我一切; 另一方面, 在学校, 他们又常常影响着我的思维……因此, 两个世界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我今后生活将要遵循的道路。”

1936年, 索尔仁尼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 并且认识了该校化学系的同学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 两人相爱。1939年, 他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习文学, 并在罗斯托夫市以北的莫洛卓夫斯克镇一所中学担任天文学和数学教师。1940年4月, 与娜塔莉娅结婚。1941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 并去莫斯科参加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函授课程考试, 恰逢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0月, 他应征入伍, 随后被派到伏尔加河畔科斯特罗马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42年结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 并被派往萨兰斯克, 那里正在组建炮兵侦察部队。正是在萨兰斯克, 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 创作了《少尉》等几篇短篇小说。1942年11月, 他作为炮兵连连长奔赴前线, 带领部队战斗在第一线。1944年, 因作战有功, 两次获得勋章, 并晋升为大尉军衔。

1945年2月9日, 他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 按他本人的说法, 是因为在与朋友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2] 7月27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八年徒刑, 在莫斯科附近及莫斯科的劳改营服役。1949年5月, 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劳改营服劳役, 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和他分手并调到梁赞市工作。1953年2月, 刑满后作为“流刑移民”, 被规定永久居住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山村, 担任科克-捷列克中学数理教师。劳改营的八年生活永久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 决定了他的文学道路、作品主题, 甚至思维方式和个人性格。他在江布尔州继续在劳改营就已开始的创作, 把用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藏进空空的香槟酒瓶子里。1954年1~2月, 因患胃癌, 他被告知将不久于人世, 因此, 允许他住进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医学研究院肿瘤治疗所的13号楼, 几经周折后最终被治愈。1956年2月, 他被解除流放。1957年, 苏共二十大以后终于为他平反, 宣布他“无犯罪事实”, 被恢复名誉。此后, 他定居于梁赞市, 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一说物理)教师, 并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复婚。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 他继续悄悄从事文学创作, 先后完成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中短篇小说, 《坦克知道真理》(一译《坦克了解真情》)、《你心中的光明》等剧本, 诗体散文《小品集》(一译《袖珍散文》), 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第一圈》。1959年, 去列宁格勒旅行, 认识了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 他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 在后者的支持和帮助下,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转呈给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批准发表这部反映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该小说写了“代序”, 宣称:这篇小说“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 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 赫鲁晓夫也称赞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发表了这部作品, 它立刻就震撼了整个苏联, 并且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索尔仁尼琴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真理报》的一位记者甚至宣称:“索尔仁尼琴的文笔, 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 我国文学界已增加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作家。”随着国外各种文字的版本的出现, 他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 并且很快于1963年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并被提名作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未能入选)。小说在苏联文艺界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拉开了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序幕。此后, 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大量产生。

1963年, 索尔仁尼琴在《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三部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类主题的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一译《克列切托夫卡车站的故事》)、《马特辽娜的家》(一译《马特辽娜一家》《玛特辽娜之家》)、《为了事业的胜利》(一译《为了事业的利益》)。深受鼓舞的作家, 爆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创作热情, 他开始齐头并进地创作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癌症楼》(一译《癌病房》)和反映1917年革命的长篇小说, 并对长篇小说《第一圈》进行修改。1964年, 他辞去教师职务, 并开始创作史诗作品《红轮》的部分章节。

1965年3月,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始受到公开批判, 他开始受到压制。同年9月, 克格勃抄走了索尔仁尼琴藏在朋友家中的很多手稿, 其中有《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和一些叙事长诗。但他毫不畏惧, 继续悄悄地创作《古拉格群岛》和反映1917年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不过, 这个时候他还能发表作品, 也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言论。1966年《新世界》杂志1月号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扎哈尔的贴身吊袋》(一译《扎哈尔-卡利塔》)。这年的11月, 莫斯科作家协会还应他的要求讨论了其长篇小说《癌症楼》。1967年5月, 发表了他致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这封信公开批评了文学作品的检查制度及对他的个人攻击, 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遭到当局指责。同年, 他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分居(1973年3月两人离婚, 4月他与同居多年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登记结婚)。

1968年, 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相继在西欧出版, 引起了巨大反响。巴黎授予他本年度最佳外国长篇小说奖, 美国科学院文学艺术部授予他院士称号。1969年夏天, 他在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的陪同下, 游览了苏联各地, 并开始了两人的共同生活。同年11月, 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与此同时, 他请了几个人昼夜不停地秘密打印其小说《古拉格群岛》的手稿, 并拍成缩微胶卷, 找人偷偷带到国外。

1970年, 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故而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 他担心领奖后不能回国。

1971年, 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作品在国外影响很大, 在国内则引发克格勃搜查作家的住所。1973年12月, 揭露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内幕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第一、二卷在巴黎出版, 使得苏联大众传播工具批判他的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他勇敢迎击, 发表了题为《不要靠谎言生活》的呼吁书, 呼吁抵制和拒绝一切谎言。

1974年2月13日, 索尔仁尼琴被捕,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 并把他驱逐出境, 用飞机强行送往西德的法兰克福。2月15日, 他移居瑞士苏黎世, 并于12月6~13日前往斯德哥尔摩, 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领取了四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同年10月, 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 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在巴黎出版, 接着又出版了《红轮》之一部分的《列宁在苏黎世》。1976年他迁往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 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十八年。他一方面继续创作并出版《红轮》和其他新的作品; 另一方面开始补充、修订以前的作品。

1989年,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 撤销1969年11月5日开除索尔仁尼琴作协会员资格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年, 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卷集《古拉格群岛》。1990年, 苏联政府恢复索尔仁尼琴的公民身份, 苏联各大杂志相继发表《第一圈》《癌症楼》《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以及短篇小说《复活节宗教游行》《右手》《多可惜》(一译《何等可惜》《多么遗憾》)及《扎哈尔的贴身吊袋》等, 并出版了他的政论小册子《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1991年苏联政府取消对他的叛国指控。索尔仁尼琴热爱自己的祖国, 他曾说过:除了祖国, 他并不想生活在任何地方, 他的所有作品都同他的国家及其命运息息相关(尽管他对于祖国的命运, 所思所想和别人迥然不同)。1994年5月, 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 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但他对叶利钦“休克疗法”造成的乱局十分不满, 1998年八十大寿时, 他公开拒绝接受叶利钦颁授的圣安德列勋章。1997年, 他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回国后, 索尔仁尼琴几乎把全部精神用于从政治、文化、精神上诊治俄罗斯社会的弊病, 先后出版了多本为俄罗斯“诊病”与指路的专著, 希望国家回到伟大的俄国传统。2007年新年期间, 在与中华读书报记者孙越晤谈时, 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索尔仁尼琴还坚称:“只要我活着, 就要给国家开药方。”同年, 时任总统的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奖——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在宣布获奖者时称, 若没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普京则在颁奖典礼上更具体地谈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 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 都献给了祖国。”颁奖典礼结束后, 普京还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 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 并且终生遵循。”2008年8月3日, 他在莫斯科的家中逝世, 享年89岁。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 的确是艰难而幸福的一生。

其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他尚未出生, 父亲就去世了, 由寡母抚养成人, 童年至青年生活都颇为艰难; 其次, 他在部队作战机智勇敢, 两次获得勋章, 却因在私人通信中隐隐批评斯大林而被判刑八年, 然后又被流放三年, 生活更是艰难, 创作尤为艰难, 据他在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中记载, 每次偷偷写好作品后, 不得不“将写有文字的纸页卷成筒形, 把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 再把酒瓶埋在自家的园子里”; 最后, 热爱祖国、故土难离的作家, 发表作品成名后, 享誉世界, 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因大胆、尖锐地揭露社会、政治黑幕, 被驱逐出境, 在国外漂泊二十多年, 其辛酸和艰难更可想而知。

其幸福表现在:第一, 有很好的亲人。母亲关爱他, 舅母伊琳娜爱护他, 引导他, 培养了他良好的宗教素质和狂热的文学爱好。前妻也一度是他的知音, 后妻更是理解他、支持他, 在他最艰难的岁月里陪伴他, 使他能安心写作。第二, 是他颇为幸运。他年轻时曾得了胃癌, 被医生判定只能活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是在医疗条件并不好, 不可能获得精心治疗的乌兹别克斯坦, 但他居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不仅绝症奇迹般地彻底治愈了, 而且还活到89岁的高龄, 以致后来他将此视为神的旨意, 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集中营的实情。这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 也是一大幸福, 正因为长寿, 他的那些代表性作品才能创作出来。第三, 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幸福还表现在生活在俄国波澜起伏的历史年代, 正因为有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 他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能问世, 让他一举成名; 正因为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和苏联的解体, 他在晚年才能非常幸运地被平反, 并回归自己特别热爱的故国, 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 而不必客死在他厌恶的另一个世界——沉沦于物欲汪洋的消费主义的美国。第四, 他的幸福还表现在其多方面成就在他在世时和去世后得到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公认。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登上了作家可以享有的荣誉巅峰, 享誉世界各国, 这是他在世时对其文学成就的最高承认; 而他不仅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诗人, 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毕生追求公平与正义, 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 还在有生之年就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反映了他在社会活动和精神、思想方面获得的高度评价。他去世后, 俄国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 普京在唁电中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是对全俄罗斯的沉重打击。我们为我们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同胞和同时代人感到骄傲。他坚强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内在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 以及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将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他进而指出, 索尔仁尼琴“整个一生的艰辛之路”都将“给我们留下一个范例, 印证着对人民、对祖国, 以及对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全心投入与无私奉献”。戈尔巴乔夫则称,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命运的特例, 他的名字将存留于俄国历史”。法国总统萨科齐宣称:“不妥协、理想主义和他漫长而又起伏多变的一生, 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一个来自小说中的英雄, 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人。”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则认为, 索尔仁尼琴是“我们时代的巨人”, “一位伟大的俄国爱国者……无可置疑的托尔斯泰的继承人”。

二、小说创作:描写时代痛苦, 反对极权主义

从1942年开始创作, 到2008年逝世, 索尔仁尼琴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多年, 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主要作品有(按构思和写作日期排列):诗歌《布登尔卡监狱回忆》《一个囚徒的梦想》(均1946), 《跨越两重藩篱》《不倒翁》《浪漫诗》(均1947), 《暮雪》(1948)、《从这里无法返回》《弃绝》《砌石工》(均1950), 《囚徒的权利》《第七个春天》(均1951), 《俄罗斯》《赞美诗》《告别苦役》(均1952), 《三月五日》《返回星星那里》《执政官》(1953); 长诗《小路》(1947—1953) (以上作品均收入1999年出版的诗文集《醒悟》); 短篇小说《少尉》(1942),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辽娜一家》(均1959), 《右手》(1960), 《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1962), 《为了事业的胜利》(1963), 《多可惜》《扎哈尔的贴身吊袋》(均1965), 《复活节宗教游行》(1966), 《青年后生》(1993), 《纳斯坚卡》《反正都一样》(1993), 《自我》《杏浆果》(均1994), 《在断折处》(1996), 《热里亚堡移民新村》(1998); 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1948), 《阿德林格·施温基登》(1998); 长篇小说《第一圈》(1955—1968), 《古拉格群岛》(1958—1968), 《癌病房》(1963—1967), 《红轮》(1936—1990); 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1967); 剧本《胜利者的欢宴》(1951), 《俘虏》(1952), 《劳动共和国》(1954), 《坦克知道真理》(1959), 《风中之烛》(1960), 《爱情女与无辜人》(1970), 《寄生虫》(1981); 散文《小品集》(1964)、“流亡随笔”《落入两扇磨盘间的谷粒》(1978—1994), 《二百年同行》(2001—2002); 政论文《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一译《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 1990), 《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5)、《分崩离析的俄罗斯》(一译《倾塌的俄罗斯》, 1998)(以上三部也被称作关于俄罗斯的“政论三部曲”), 《呼吸在恢复》(2004)。此外, 他还留有大量其他散文, 并编纂、出版了《俄语语言广义词典》(1990)。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其小说, 最重要的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以及将要专门分析的《癌症楼》。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其创作特色, 同时也集中、突出地表现了索尔仁尼琴一贯的创作主题:描写时代痛苦, 反对极权主义, 这也是他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根本原因。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 是描写劳改营囚犯一天生活的中篇小说, 作家后来主要因为这个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冬, 清晨5点钟, 外面还一片漆黑, 催人起床的铁锤就敲响了挂在某劳改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犯人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没能按时起床, 昨天晚上他就觉得浑身都疼, 有点发烧。因为起床晚了, 他被罚为看守室擦地板。当他干完活来到食堂, 早餐早已冰冷:一碗很稀的菜汤和一碗小米粥。他慢慢吞吞、全神贯注地吃了起来。劳改营里的犯人, 除了做梦以外, 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10分钟、吃午饭的5分钟和吃晚饭的5分钟里, 才是为自己而活着。吃完早饭, 浑身酸痛的舒霍夫趁看守没注意, 在上工前溜进了医务所。医务所的医生每天只能批准两个生病的犯人不出工, 而且这两个名额往往是看守为犯人中的告密者预留的。舒霍夫只好一言不发地走出医务所, 随着长长的犯人出工队伍摸着黑、冒着严寒去干活。在出大门前, 犯人得在冷得直透心底的严寒中解开所有的衣服, 包括衬衣, 接受检查。舒霍夫所在的小队被派到热电站干活。整个上午, 他们忙着抬灰浆、扫积雪、敲砂石、装火炉, 为下午的砌墙做准备。午餐时间到了, 工地的食堂十分简陋, 而且十分拥挤。舒霍夫趁混乱多得了一碗燕麦粥。从食堂回工地的途中, 他趁人不备, 又悄悄地捡了半截钢锯条, 藏了起来。下午, 舒霍夫的任务是当泥水匠砌墙, 他干得很顺手, 也很卖力, 甚至在收工后, 他还加工那些没有用完的灰浆。等他喘着气赶上大家时, 大家都早就在等他了, 为此他挨了一顿臭骂。经过一次又一次清点人数、脱衣检查后, 疲惫不堪的犯人们才被押送队押回营房。只有到这时, 干了一天活的犯人才第一次变成了“自由人”, 可以去补靴子、领邮包。舒霍夫没有邮包。他家里很穷, 为了让孩子们多吃点, 他不让太太浪费钱寄东西来。但他常常替别人排队领邮包, 以便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点好处。今天他就这样从犯人采扎尔那里得到了一碗稀汤。晚餐的汤要比早餐稀得多, 因为晚上犯人只睡觉不干活。今天他可真是过节了, 午饭吃了两份, 晚饭又吃了两份!吃完饭, 舒霍夫又从一个犯人朋友那里搞到了一点烟叶, 还换到了两块饼干和一根香肠。9点, 晚点名的时间到了, 犯人们被赶到室外, 折腾一番后才让进屋。可是过不多久, 又是第二次点名。有时, 还得第三、第四次点名。这样, 每天10点以前休想睡觉, 可早晨5点又非起身不可, 犯人们个个睡眠不足。终于, 可以安心躺下了。舒霍夫望着天花板,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否想要获得自由了。1942年他逃出德军的围困圈后, 就被当作德国间谍逮捕了。起初他非常想要自由, 每天晚上都要算一算期限过了多久, 后来他逐渐明白像他这种被认为是德国间谍的人是不会释放回家去的, 也就不算了。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今天一天他都交了好运, 几乎是幸福、快乐的一天:没有关禁闭, 没把他们小队赶去干最苦的活, 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 砌墙砌得很愉快, 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 晚上又从采扎尔那里弄到了东西, 还搞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 挺过来了。这样的日子, 在他的刑期中, 他从头到尾应该过3653天。多出的3天, 是闰年的恩惠……

张晓强认为, 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是以平铺直叙的、朴素无华的外在形式揭示了内在的潜流; 细节描写直接从素材中来, 这些细节使劳改营生活的限制狭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挨饿、受冻、禁闭; 语言简练、含蓄。此外, 还使用了凡人常用的语言, 语言富有个性化; 作品富有象征意义, 作家的镜头只对准一个普通劳改营中的普通农民出身的犯人所度过的普通的一天, 把它作为过去的象征, 从这一普通事件的揭示上可以延续到个人迷信时期的劳改营整体; 结构浓缩, 众多人物只压缩在一天之内展现出来, 而人物中又把焦点集中在舒霍夫这个聪明、狡黠、诚实、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形象上, 使其更具典型性。节奏缓慢, 没有跳跃和跌宕, 但这却与犯人的心态、劳改营中紧张的氛围形成对比。

小说虽然朴实、明白, 但其内涵却颇为丰富, 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 揭露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此, 陈建华有较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 小说中描写的那个劳改营和涉及的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人公舒霍夫原是集体农庄中的一个普通农民, 卫国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1942年2月他所在的部队弹尽粮绝, 他和一些战友成了德国人的俘虏。两天后, 他逃了出来。可是回到后方却受到严厉审判, 最后他被迫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的间谍, 并被判刑十年。犯人布依诺夫斯基原是苏联海军中校, 战时曾作为联络员在英国巡洋舰上待过一个月, 战后一位英国将军送了他一件纪念品以表谢意, 结果他却被怀疑是英国间谍送进了劳改营。丘林的入狱及其接触过的一些人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村里消灭富农, 他作为富农之子受到牵连, 被迫逃出后隐瞒身世当上了红军。但其身世终于暴露, 他当天就被人剥下军装赶出部队。若干年后, 他得知那两个驱逐他的团首长在1937年被镇压了。当年他离开部队后, 设法混上火车, 途中曾得到几位女大学生的帮助, 谁知后来他竟在某个劳改营里见到了其中的一位姑娘。原来她在1935年被卷进了基洛夫遇害案, 未能逃脱列宁格勒大清洗的浪潮。小说中这样因不明不白的原因服苦役的犯人比比皆是。小说对这些蒙冤入狱的无辜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对个人迷信盛行时期的极“左”路线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了多侧面的反思。

第二, 小说强烈谴责了劳改营生活中的不人道现象。陈建华指出, 小说中, 描写那些看守和狱吏根本不把犯人当作人看待。他们在犯人面前滥施**威, 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虐待和惩罚犯人。例如, 那个又黑又粗、脸色阴沉的沃尔科伏依中尉“老是像狼一样地瞅人”, 有时还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犯人, “挨打的人捂住脖子, 擦掉鲜血, 不敢作声”。清晨, 犯人出工时, 他亲自督促看守搜身。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狱规(如多穿了一件衣服之类), 他就会下令让犯人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脱光衣服。有一次, 犯人布依诺夫斯基气愤地指责他违反刑法, 结果沃尔科伏依立即罚关布依诺夫斯基10天禁闭, 而在那冰窖似的禁闭室里待上十天, 一辈子的健康也就完了。犯人们整天在冰天雪地里干活, 可是吃的是稀汤和少得可怜的一点面包。生了病的犯人也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休息。这一切使小说笼罩在令人压抑的凝重氛围之中。此外, 我们认为, 小说描写劳改营犯人只有早、中、晚3餐的总共20分钟, 才让犯人感到是为自己而活着, 犯人的休息与劳作的时间律被强制剥夺, 清早五点就得起床, 很晚了还要反复被检查、点名, 这是把犯人不当人看, 使犯人成为非人, 作家借此呼吁:犯人也是人, 也有人的基本作息、生存的权利, 应该把犯人当人看。

第三, 张扬人的尊严, 批判不公正的现实与强权。周振美指出, 小说是对人性和心灵的深层开掘, 是对人生沧桑的哲理演绎, 是人的生存的尊严对不公正的现实和强权的抗争, 是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 是对其时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人的个性、人的内在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历史责任感都在小说中得到升华。作家尊重的是人的生命与人性, 崇尚的是神圣的劳动与高尚的人格。索尔仁尼琴以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感, 以浓缩时空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达了对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深思考。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勤劳、朴实的普通俄罗斯农民作为作品的主要主人公, 并让他叫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 这个名字就像中国的张三李四那样常见而普通。他的家住在典型的俄罗斯村庄——捷姆格那涅沃, 他像千百万普通俄罗斯农民那样平凡, 但又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 他离别家庭上了前线, 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 负伤后还没痊愈, 就又返回前线英勇杀敌。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同一些战友被俘后又拼死逃了出来, 但他却没想到死里逃生后却进了自己国家的劳改营, 其罪名是背叛祖国, 为德国人充当间谍。如何背叛祖国、怎样当德国间谍不仅他自己搞不清楚, 感到莫名其妙, 连审判员也没弄明白。主人公本来是一位勤劳朴实的俄罗斯农民, 一位为祖国、为人民而英勇杀敌的英雄, 由于某种误会却成了一名劳改犯, 不仅不能享受出生入死换来的胜利成果, 反而成了劳改犯。作家对主人公的这种人生安排本身, 就向人们发出了无声的呼吁:尊重事实吧!尊重人的尊严吧!

第四, 肯定了面对苦难的乐观主义和人性的良知的重要性。小说用冷静客观、略带幽默的口吻描写了劳改营中一个犯人普通、平凡的一天生活情景:主人公伊万成功地逃脱了禁闭, 靠自己的机灵换来了两块饼干和一根香肠, 还比别人多喝了一碗粥和一碗稀汤。最终, 当他躺在**睡觉时, 回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 因为有了一点点的收获而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借此, 作家表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 都无法将人性泯灭。面对苦难, 面对残暴, 乐观主义和人性的良知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

萨拉斯金娜指出, 在这篇小说中, 索尔仁尼琴不再去塑造有教养的劳改犯主人公, 不再去写他们关于好列宁和坏斯大林的那些复杂的争论, 不再去写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革命”理想的辩论, 这种转变具有一种转折的性质。这是一次描写一个被抛到邪恶深渊里的犯人的主要而完全的真实突破。这是对间接的和部分的真实的拒绝。这是转向描写一个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下遭到极大的侮辱和压制, 但极少靠谎言生活的个性。这是对人所共知的解冻骗局及其理性的怯懦和有限的自由思想提出的一次个性的抗议。

由于小说主题尖锐, 直面时弊, 因此问世后, 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苏联官方认为, 这是一部“真实地从党的立场来阐明那些年代苏联真实情况的作品”, 它的“艺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真理报》等主要报刊也认为, “索尔仁尼琴的文笔, 很多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 这部小说则“是文学界罕有的现象”。特瓦尔多夫斯基宣称, 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 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西蒙诺夫称赞道:“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章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 全部包括在这一天中了。”在这部小说以及上述评论的影响下, 苏联文坛很快掀起了描写斯大林时期劳改营和流放地生活的热潮。

更有人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篇小说在索尔仁尼琴乃至苏联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 发表于1962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 无论是在他本人的创作还是在整个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中, 这部作品都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集中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 开了所谓“集中营文学”的先河, 为俄国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20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 但这“一天”却构成了20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

首先, 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 《一天》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 它似乎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创作的发展轨迹, 为他的美学风格确定了一个基调。他后来陆续发表的重要作品, 如《第一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和《红轮》, 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天》的延续或变奏。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面向现实的, 其唯一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 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对俄国革命的产生、性质和历史进行深入的思索, 艺术地再现了个人与体制、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对峙、冲突及其内在逻辑性。他一个人的创作, 似乎就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种象征。值得注意的是,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授奖给索尔仁尼琴, 就是为了表彰“他在传承俄国文学传统时表现出的道德力量”。换句话说, 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史意义, 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 在于其“道德力量”。而《一天》, 正是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这一俄国“新”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一。

其次, 《一天》之所以具有“长于世纪”的生命力, 可能还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舒霍夫是苏联时期集中营里一个普通的囚犯, 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 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 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 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 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 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 能熬过去, 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 面对不公正的命运, 活下去就构成一种抗议, 一个胜利。除此之外, 《一天》或许还具有某种更为概括、抽象的象征意义。舒霍夫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天”, 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 环境的压力, 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 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集中营的高墙或铁网之内, 我们甚至可以说, “集中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和命运的抗争, 因此, 《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 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 都一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之中获得慰藉和启迪。

长篇小说《第一圈》(台湾地区译为《第一层地狱》)描述了斯大林当政后期莫斯科市郊一所特殊监狱马尔非诺秘密研究所中281名犯人的监狱生活。全书的人物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犯人, 都是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间谍罪”以及其他莫须有罪名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家, 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无线电专家、电话专家、画家、翻译家、建筑师、地质学家、语文学家等, 被迫成立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心, 若做出有用于政府的发明就意味着获得自由, 而失败者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更加严酷的劳动营里。他们享受比普通犯人要好的待遇, 在马尔非诺研究所从事绝密的科学项目研究——主要是防窃听电话和语音辨析技术。一部分是在这所特殊监狱里工作的自由人, 包括内务部的一般性工作人员、看护员、保卫工作干部以及行政管理人员等。一部分则是斯大林内务部长阿巴库莫夫、斯大林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布尼科夫等。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三十多岁的外交部二级专员瓦洛金, 在一个电话亭中打电话, 提醒曾为自己母亲的家庭医生的医学教授杜布洛莫夫可能要遭到迫害, 没想到这个电话被窃听……与此同时, 特殊监狱马尔非诺正在研究一种语音辨析器。为了抓到这个打电话的人, 首脑机关直接下达命令, 强行要求马尔非诺的科学家立即研制出语音辨析器, 并且采取了种种高压、恐怖手段。最终, 语音辨析器被成功制造出来, 外交官瓦洛金被秘密逮捕……但小说的人物却多达数十个, 通过他们尤其是监狱中那些人物的遭遇及其表现, 再一次表现了作家对时代弊病的揭露,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其中, 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是描写了监狱中愚昧、胆小乃至甘于做忠实奴才的人们。在这个特殊监狱里, 囚犯们如果坚持个性和捍卫自己的观念, 则可能万劫不复; 而投靠当局, 积极合作则可获得奖赏, 也许还有“自由”。这就使得所有人都面对种种**和考验, 陷入复杂的矛盾之中, 从而暴露出丰富的人性:有人完全麻木, 彻底听命, 如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 有人心怀不满, 但得过且过, 如监督勤杂工斯皮里东; 有人只求私欲, 极其忠实; 有人被主子抛弃了却仍旧心存幻想, 如语文学家鲁宾; 有人表面风光内心苦闷, 如瓦洛金。

第二, 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批良心未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反抗的人物形象。

其中, 最突出的是数学家涅尔仁。他少年时勤奋学习, 喜欢思考, 已能透过官方的宣传, 发现现实的虚伪。大清洗开始后, 他看到无数当年的革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自杀、失踪或被公开处决, 因此“发誓一定要了解真相, 弄懂这一切的意义”。卫国战争开始后, 他毅然参军, 冲上前线, 但后来却无辜入狱。在这里, 他更是坚持自我, 勇气十足地同强大的恶势力斗争。研究所所长雅科诺夫为了让他加入自己的研究室, 从事电话窃听的语音辨析技术研究, 找来他当年的大学老师, 说服他一起干, 被他断然拒绝。他宁愿埋葬自己的数学才能, 将来出狱后靠手工活生存, 也绝不助纣为虐。当他的好友、依然对现实抱有幻想的语文学家鲁宾请求他加入这一项目时, 他不但拒绝, 而且公开揭穿鲁宾以为值得为之服务的所谓国家:“曾有人许诺, 社会主义将给我们平等和富足, 并且用强制的手段。强制是有了, 但平等和富足呢?”“任何社会都不能做到仅仅把画饼当作恩赐的圣物, 还叫你感激涕零!”“……我需要的, 是生活在现在, 而不是在那玄乎的前景中!……但你的过渡性制度却不容忍我现时的生活, 践踏我的心灵……”但以上所有这些经历, 却使涅尔仁了解到了被精心掩盖的种种真相, 使他对这个冠冕堂皇的制度和它的领袖有了更深的认识, 进而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始艰难的探索, 并悄悄记下自己的思考。他震惊地发现社会精英们的问题:“在只有勇气、坚强和对朋友的忠诚才能显出一个犯人的本质和决定同伴命运的关头, 那些高雅、敏感、学问高深的艺术鉴赏家们却往往成为胆小鬼, 很快屈服, 因为有学问而善于为他们卑鄙的行为寻找借口。这些家伙迅速堕落成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双重人格的叛徒。”他深感失望。与此同时, 他又发现, 作为个体的人民, 普遍“并不具有特别的优越之处, 更不具有‘伟大的平凡的智慧’”, “他们所缺乏的, 是信念, 是那种自己愿意为之献身的坚定信念!”最后, 他终于找到“人民”的真正意义所在:“唯一的办法便是保持自我。”

工程师索洛格金, 十二年前与怀孕的妻子分别后, 再也没有见过她和孩子。为了避免迫害, 妻子谎称索洛格金已死, 不敢给他写信。索洛格金在狱中搞研究仅仅为了检验自己的智力。当他完全看透了当局的虚伪, 便放弃幻想, 设法毁掉了自己设计的保密电话设计图纸。他拒绝为了所谓的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 他宣称:“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

工程师格拉西莫维奇虽然只剩下三年刑期, 狱外困苦潦倒的妻子正望眼欲穿地企盼着他, 但面对当局研制自动偷拍照相机的项目, 他毫不犹豫地说:“把人弄进监狱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捕人的野兽!关在监狱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工程师波贝宁更是敢于直面强权, 勇敢抗击。在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办公室, 他的高傲姿态令部长不得不提醒他:“你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我能看出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你需要我, 可我不需要你!”当部长威胁他:“必要时, 我们也能对付像你这样的人!”他锐利的眼睛里显现出仇恨的光芒, 毫不畏惧地答道:“不, 你无能为力!我什么都没有, 明白吗?一无所有!你们不可能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被炸弹炸死了。我的父母也不在人世。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一张手巾, 我一无所有。……”并且宣称:“你可以告诉你上面那位不言而喻的老上级——只有还未把人的一切剥夺干净的时候, 你才能支配他们。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 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

《第一圈》描述的是1948年的苏联生活, 以凝练的笔触, 超时空浓缩的技巧, 仅用了四天的时间, 表现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和遭遇, 刻画了那些没有罪行的科学家们, 在马尔非诺没有人权、没有自由, 甚至连“性”的权利都没有的非人生活。由于小说以超强的洞察力和精湛的写作技巧, 把特殊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艰苦生活和所经受的精神折磨, 刻画得细致而深刻, 因此, 被视为索尔仁尼琴最优秀的作品。《第一圈》的书名源自但丁的名诗《神曲》, 该诗的《地狱篇》把地狱分为九圈, 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层。在小说中, 索尔仁尼琴借此比喻20世纪40年代末莫斯科郊区的马尔非诺秘密研究所。这类监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像集中营一样被严密看守; 另一方面它又为在押知识分子提供从事研究的基本条件, 是一个待遇比劳改营要好、既是监狱又较之劳改营可称为“天堂”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圈》在21世纪初由作家本人亲自改编成一部10集电视连续剧, 2006年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映, 是首部在俄罗斯被搬上荧屏的索尔仁尼琴作品, 由著名导演格列布·潘菲洛夫执导。

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描写了苏联劳改营的情况, 其内容涉及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兴起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开始消亡的苏联劳动改造营约四十年间的人和事。全书中文译文140万字, 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二部分主要描写逮捕进劳改营的各种犯人。一次次大逮捕像“水流”一样把人输送到各地的劳改营:有属于某个阶级、阶层, 党派、宗教教派的成员; 有反抗余粮征集制的农民; 某些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 有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 有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 大退却过程中的军官和士兵; 等等。电车女司机深夜回家, 从陷住的卡车旁走过, 原来卡车装满尸体, 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了出来, 于是她被记下姓名, 第二天被捕了, 罪名是反苏宣传, 判刑十年。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家喇叭, 邻居告了密, 结果被捕, 罪名是社会危险分子, 判刑八年。一个有6个子女的农民, 拼死干活, 挣得一枚勋章, 授勋时他仅仅说了句“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 于是他全家被流放了。书中说:“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 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 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逮捕是不经过“调查”的。上面交下来的名单, 或者最初的嫌疑, 秘密人员的报告, 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 都会引起逮捕。给予审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 “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审查的人, 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 即使用斧子砍头也罢”。一被逮捕就必然有罪, 于是审讯中的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对刑讯的种类不作规定, “容许各显其能”, 甚至随意污辱受审查的人, 例如向人嘴里吐痰, 把脸按进痰盂, 往跪着的人脸上撒尿, 等等。劳改营的出现, “群岛”的诞生, 是从1917年7月23日颁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开始的。《条令》规定, “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 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第三、四部分专写劳改营里的生活境况。劳改营里的主要生活内容是劳动。犯人们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 晚上带回营。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来的, 扭伤腿在地上爬的, 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劳动定额提得很高, 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 “定额完成了, 工作日结束; 没有完成, 你就别想进屋”。惩罚没有完成任务的人, 有时是让他们“在森林里冻死, 赶进火里烧死”。还有在永冻土里打金矿探井, 500名犯人竟有一半人丢了性命。劳改营里的伙食是(1921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生产定额, 再加半磅), 早晚是白开水, 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按古拉格的定量, 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13小时、哪怕10小时的人吃饱”, 还要统筹安排, “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 吃禁闭灶, 一天300克面包, 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 500至600克面包, 三钵菜汤; 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 面包700至800克, 外加稀粥一至二份, 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馅包子。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 人们拼死拼活, 耗尽体力。因此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饥饿使人顾肚皮不顾脸皮, 面包从切面包室运进食堂, 没有人拿着棍子护送, 就会被夺走抢光。厨房门口泔水坑里一倒进垃圾, 守候在那里的人就一拥而上, 互相厮打, 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 然后把它们洗净、煮熟、吃光。饥饿使“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有声音了, 正走着路就倒下了, 哆嗦一下就完事了”。劳改犯们衣着褴褛, 肮脏无比。卫生状况坏得不能再坏。臭虫、虱子、跳蚤极多, 可以咬死垂死的病人和老人。伤寒等各种疾病常常流行于营区, 大批大批死人。因此作家认为, 劳改营的“任务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故叫作“劳动消灭营”。但是, “忍受畸形的生活、饥饿的熬煎、过度的劳动的人们并不以自杀结束生命”。作家认为, 其原因就是“他们的普遍的无罪感”, 他们要“活下去”。正因为如此, 逃亡比自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