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简洁、朴素、细腻、清新、抒情味浓的艺术风格, 对俄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 不仅在国内地位崇高, 而且在西方享有盛誉, 贝灵指出:“假如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的莫扎特, 屠格涅夫便要算是舒曼; 虽则他不是最伟大的一个, 但他不失为一个具有充分的抒情的灵感与情绪的诗人; 他是伟大不朽的艺术家, 俄罗斯文学史上散文的维吉尔。”莫泊桑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里最卓越的作家之一”, 勃兰兑斯认为他是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丹纳宣称:“艺术家屠格涅夫是古希腊之后最完美的作者之一”, 亨利·詹姆斯更称赞他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时至今日, 他依旧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国19世纪文学的三巨头。
一、深知悲剧况味的西欧派作家
屠格涅夫(1818—1883), 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1818年10月28日出生于俄国奥廖尔省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是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军官, 婚前很穷, 但长得英俊潇洒, 一表人才, 而且敏感多情; 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屠格涅娃比丈夫年长六岁, 她不漂亮, 性格专横, 说一不二, 然而她拥有几处地产, 还有良田千顷, 农奴数千。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一种不幸, 用屠格涅夫自己的话说:“我父亲, 一个还很年轻英俊的男子, 出于私利而娶了我母亲。”在这个家庭里, 母亲不仅是一家之主, 而且亲自担负起管理庄园的全部工作, 父亲反倒不怎么过问家事。屠格涅夫从血缘上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性格, 英俊潇洒, 堪称美男子, 且敏感而富于温情, 并且从小就对母亲的粗暴和专横怀有敌意。他的家庭虽然不幸, 但他在自己的庄园斯巴斯科耶度过的童年生活是美好的, 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美景, 是他后半生一种深挚而怅惋的美的象征。这种童年生活, 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巨大影响。他生活在斯巴斯科耶庄园, 但母亲对农奴和家仆的残酷刑罚, 使他从小就发过“汉尼拔誓言”, 决心与农奴制斗争到底, 绝不妥协。
1827年, 为了孩子们更好地受教育, 全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 屠格涅夫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莫斯科大学是当时俄国教育的中心和自由理想的温床, 俄国许多卓越的人物, 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冈察洛夫都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1834年, 由于再一次全家迁居, 屠格涅夫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班, 果戈理曾当过他的教师。1837年从彼得堡大学语言文学系毕业后, 他对哲学兴趣浓厚, 1838年来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直到1841年学完回国。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 主张俄国全力学习西方, 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这段经历, 一方面强化了屠格涅夫原来贵族教育中的西欧成分, 使他后来形成了“西欧派”思想, 成为“西欧派”作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 另一方面也使他具有独特的哲学眼光, 并且在此后的创作中深刻形象地体现出来。1838年, 《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首抒情诗《傍晚》, 这是他的处女作。
有突出成就的人的一生中, 总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时期。对于屠格涅夫来说, 1843年就是如此。这一年, 有两个人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或者说生活历程。就在这一年, 他出版了长诗《巴拉莎》, 然而, 据特罗亚考证, 大多数文章“对屠格涅夫的评价很勉强, 甚至有些轻视”, 以致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的屠格涅夫一度打算放弃文学创作, 而努力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师。恰在此时, 当时大名鼎鼎而又令人生畏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刊物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从思想、风格甚至立意、取材等方面热情洋溢地高度评价了这首长诗, 并认为其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从俄罗斯生活的细微处提取深邃的思想, 优雅而细腻的讽刺隐含着强烈的同情心”。从此两人交往甚密,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屠格涅夫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 并终生把别林斯基视为自己的良师。这一年的11月1日, 屠格涅夫认识了到彼得堡来巡回演出的法国女歌唱家波丽娜·维亚尔多, 并且对她一见钟情, 但她已有丈夫和孩子, 而且夫妇感情甚笃, 家庭生活幸福, 不可能和屠格涅夫结合。而屠格涅夫多情而深情, 且深情得痴情, 为她长期侨居国外直至病死, 为的是守在她的身边, 每天见到她, 哪怕他在“别人的安乐窝旁”凄凉寂寞甚至痛苦, 他也不改初衷, 只因为“她是我唯一爱过的, 而且将永远热爱的女人”(特罗亚语)。这份情感经历, 使屠格涅夫几乎终生深知悲剧况味, 在生活中终身不娶, 晚年寂寞凄凉, 在创作中则既决定了其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理想、纯洁、迷人, 又使得几乎所有作品中的爱情都以悲剧收场。
从1847年开始, 屠格涅夫经常住在国外。1850年11月, 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巨额遗产, 立刻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 “用一切办法来促进全面解放的成功”。1852年果戈理逝世后, 他因发表悼念文章触犯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禁令而被捕, 关押一个月后被判处遣送原籍流放一年半。在流放期间, 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从19世纪60年代起尤其是从70年代到逝世, 屠格涅夫追随维亚尔多夫人一家长住巴黎, 并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莫泊桑等成为好友, 同时主动充当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沟通交流的桥梁, 把许多优秀的法国文学介绍给俄国, 又把俄国最优秀的作品介绍到法国, 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后, 他当即向福楼拜等人大加介绍, 从而为法俄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878年在巴黎国际文学大会上, 他被选为大会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1883年8月22日, 屠格涅夫因病在法国去世。9月, 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 按照他的遗嘱, 安葬在伏尔科沃墓地他的导师和朋友别林斯基的墓旁。
早在国内读大学期间, 屠格涅夫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最初, 创作的是一些抒情诗, 后来慢慢转向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他在抒情诗、叙事诗、散文诗、散文、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 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主要作品有:42首抒情诗、4首叙事长诗、83首散文诗; 戏剧10部; 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回忆录《文学和生活回忆录》12篇(1883)、《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1860)等, 以及27部中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其创作按其思想和艺术的发展,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34—1846):学习、探索时期, 作品带有明显模仿痕迹, 在诗歌、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翻译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尝试, 主要模仿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 接受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思潮的影响, 作品内容涉及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 迷人而伤感的爱情, 外省贵族的腐朽生活, 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形象, 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矛盾等, 基本上涵盖了日后所有作品的主题。
此时的抒情诗主要是自然诗和爱情诗, 大多模仿痕迹较重, 缺乏自己独特的个性。不过, 也有部分诗歌远离浪漫的幻想、夸张, 而转向对大自然和人的仔细观察和准确描写, 走向了现实主义, 体现了其创作的主要特点:观察细致, 富于诗意, 简洁洗练, 如《秋》《秋日黄昏》《春日黄昏》《变奏曲》之三《途中》《小花》等。而组诗《乡村》9首更是与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有着共通之处——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精确描绘, 其中的《夏日打猎》《雷雨》《秋》《打猎之前》,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后来问世的《猎人笔记》某些篇章的草图。
《巴拉莎》(一译《帕拉莎》, 1843)、《交谈》(1845)、《地主》(1846)、《安德烈》(1846) 4首叙事长诗初步展示了屠格涅夫作为作家的才华。在这些作品中, 作家从抒情诗的主观抒情转向叙说故事、塑造人物、描绘现实, 并且开始表现当代青年的思想特征。《巴拉莎》是此时期的代表作, 描写了地主女儿巴拉莎与青年地主维克多结识、恋爱和结婚的过程, 表现了俄国乡村的生活与风俗, 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长诗成功地塑造了热情、纯洁、既温顺又刚强的少女巴拉莎的动人形象, 这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中的第一位, 以后的一系列形象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深化。《交谈》通过老人与青年的对话, 表现了两代人思想观念的“代沟”, 也敏锐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特点, 是长篇小说《父与子》的雏形。《地主》接受了果戈理的影响, 以讽刺性的笔调描写俄国当代地主及其庸俗的乡村生活, 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 也是屠格涅夫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这部作品奠定了作家此后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温和的讽刺(从描绘的场景中自然地流露出讽刺)。别林斯基称赞屠格涅夫的天才在这个作品中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中期(1847—1862):创作成熟和繁荣期, 从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模仿到独创,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并走向繁荣, 创作体裁有中短篇小说、特写故事和戏剧, 主要作品有:散文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 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 中篇小说《木木》(1852)、《阿霞》(1858)、《浮士德》(1859)、《初恋》(1860)等, 具有思想深刻、画面广阔、笔法精致等特点。
《猎人笔记》包括25篇作品, 从1847年开始陆续发表, 1852年出版单行本。它以猎人“我”的见闻、经历为线索, 将25篇作品串联为一个主题一致、色调和谐的完美艺术整体。这部作品在当时有很大的创新。几乎与此同时, 谢·季·阿克萨科夫创作了《钓鱼笔记》等渔猎笔记三部曲, 专门描写钓鱼和打猎等比较专业的知识, 也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致。屠格涅夫则除打猎之外, 还深入地写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描写黑暗、残暴的俄罗斯农村现实, 揭露、讽刺了各种类型的地主, 如《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中奥夫谢尼科夫的专横残暴、《两地主》中斯捷古诺夫的贪婪残忍、《总管》中宾诺奇金外表文质彬彬实际上凶残冷酷……
二是写出了作为当时被人无视的下等人——农民的喜怒哀乐, 写出了他们美好的心灵、纯洁的精神、善良的灵魂, 以及他们出众的才干、卓越的才华, 为他们唱赞歌和挽歌, 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表现了深刻而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 如《霍尔与卡里内奇》《美丽的美恰河畔的卡西扬》《歌手》《别任草地》。
三是准确细腻、更富诗意、**满怀地描绘了俄国中部的大自然。那千姿百态的森林、辽阔富饶的草原、繁星闪烁的静夜、露珠晶莹的清晨、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以及悠闲自在的蓝天白云……大自然的一切, 在作家笔下都得到了生动优美的描绘, 从而成为描绘大自然的圣手。如《树林和草原》通过美妙的写景(在一年四季中, 作家精心挑选了最富于诗意的时段, 用细腻、优美的笔调进行描写:春天, 是黎明前后; 夏天, 是早晨和黄昏; 秋天和冬天, 则是白天)、饱含感情的优美生动的语言、跳跃的结构(一方面按照标题的树林和草原两部分顺序展开描写, 另一方面又以春夏秋冬四季作为内在结构, 从而形成一个“春—夏—秋—冬—春”的回环式跳跃结构), 使整篇文章既严谨又灵活, 既写景又抒情, 成为一篇诗意浓厚的美文, [1]充分体现了作家作为风景画大师的艺术魅力。
以上几方面的结合, 使作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也使作家展示了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风采。在这25篇作品中, 最成功的作品是《霍尔与卡利内奇》《别任草地》《孤狼》《死》《幽会》《歌手》《西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树林和草原》等。
《木木》中的女地主是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写成的。格拉西姆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农奴, 他爱上了女奴达吉亚娜, 可女地主却专横、乖张, 凭一时的怪念头就把达吉亚娜送给酒鬼卡皮通为妻, 断送了达吉亚娜和格拉西姆的幸福; 可怜的格拉西姆把全部爱心倾注在小狗木木身上, 不料有次小狗吠叫惊动了午睡的女地主, 于是她执意命令杀死小狗木木, 从而剥夺了格拉西姆最后一点安慰。作家细腻、传神地写出格拉西姆丰富的内心世界, 赞颂了他美好的感情与品质, 控诉了农奴制的惨无人道和女地主的专横霸道。
四部长篇小说关心社会重大问题, 集中深入地描写了知识分子, 揭示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精神状态、性格矛盾和悲剧命运(详后)。
此时期的戏剧则主要有《哪里薄, 哪里破》(1848)、《食客》(1848)、《单身汉》(1849)、《首席贵族的早餐》(1849)、《村居一月》(1850)、《外省女人》(1850)、《大路上的闲话》(1850)、《索伦托的傍晚》(1852)。这些作品承续了果戈理《钦差大臣》《婚事》的传统, 主要表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和平凡的爱情, 揭露和讽刺贵族地主的愚蠢、空虚、猥琐、自私自利、唯利是图, 如《缺钱苦》《食客》《首席贵族的早餐》; 也对小人物的不幸表示了同情, 并写出了他们的美好心灵, 如《单身汉》。这些作品中, 最为出色的是表现爱情的《哪里薄, 哪里破》和《村居一月》。前者写戈尔斯基把爱着自己的少女维拉介绍给朋友斯塔尼增, 而当他们就要成功时, 他又后悔起来, 试图破坏他们的感情, 但维拉已经看穿他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优柔寡断者, 毅然接受了斯塔尼增。后者写贵族夫人娜塔莉娅爱上了青年大学生别利亚耶夫, 因而十分嫉妒深爱大学生的养女韦拉, 两人展开一场心理较量, 最后母亲获胜, 但村居一月的大学生也离开了庄园。戏剧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 展开人物的心理较量, 开创了俄罗斯戏剧史上的抒情心理剧, 为契诃夫戏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晚期(1862—1883), 悲观、沉郁时期。屠格涅夫进入暮年, 身体有病, 爱情无望, 心情抑郁, 思想日趋保守和悲观, 在创作内容上强化了命运的主题和愤世嫉俗的嘲讽, 在艺术上则走向了结构松散和风格沉郁, 唯美倾向、幻想色彩、哲理意味加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 中短篇小说《幻影》(1864)、《够了》(1865)、《死》(1883)、《草原上的李尔王》(1869)、《春潮》(1872)、《蒲宁与巴布林》(1874)、《爱的凯歌》(1881); 散文诗83首(1878—1883)。
二、人: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从小对俄罗斯大自然诗意而神秘的感受、父母婚姻的不幸、母亲对农奴们的残酷、自己对维亚尔多夫人没有结果的痴情、19世纪中后期欧洲动**的社会局势、德国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影响等, 一方面, 形成了屠格涅夫敏感、细腻的性格, 对人的同情与关爱; 另一方面, 也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观念:人总是处于大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下, 大自然是人的上帝, 人的命运的主宰, 人只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屠格涅夫以独特的个性气质把上述思想观念与西欧文学、果戈理、普希金的影响融合起来,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方面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 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的社会现象, 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 以擅长塑造女性形象而著称于世(贝灵宣称:“他书中的女人的性格写得如水晶般的透明, 既单纯可爱, 又亲切感人。”米川正夫指出:“屠格涅夫所描写的女性, 其纯真无垢的灵魂, 敏感的心灵, 美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以及不为障碍所阻挠的毅然的意志力量, 都胜于男性……屠格涅夫的女性描写, 实在可以说是作者的优美而纯洁的充满了调和的诗的世界观之形象化。”米尔斯基认为, 他的女主人公举世闻名, 为俄国女性的良好名声贡献甚多。这些人物全都可以溯源至普希金的塔吉亚娜, 但这丝毫无损于屠格涅夫之建树, 诸如《僻静的角落》中的玛莎, 《罗亭》中的娜塔莉娅、《阿霞》中的阿霞、《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等形象, 不仅是俄国小说的最高成就, 也是一切小说之最伟大荣光。道德力量和勇敢, 是屠格涅夫笔下女主人公们的主要基调, 即某种愿为**而牺牲时间一切的力量, 如娜塔莉娅, 或甘为责任而放弃一切幸福的力量, 如丽莎。但是, 这些女性让普通读者感动的与其说是她们高度的道德美, 莫如说是由她们的创造者用精致完美的艺术在她们周身营造出的异乎寻常的诗意美)。另一方面探索人在冷漠的大自然和命运的支配下的悲剧性生存, 具有颇为深广的哲学意蕴和浓厚的悲剧色彩。其小说主题鲜明, 内蕴深邃, 结构严谨, 情节紧凑, 语言简洁优美, 人物形象生动, 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 又长于抒情, 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 善于刻画自然景物的瞬息万变, 并赋以浓郁的诗意和深沉的哲理。此外, 其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不追随某种社会思潮, 而致力于描绘和塑造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人情风俗、民族的伦理观念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俄罗斯民族风骨。这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总而言之, 屠格涅夫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与迅速反映、独特的心理描写、浓厚的诗意、深刻的哲理和洗练简洁的艺术特色, 推进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具体来看, 其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有三个特点, 也是他对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个贡献。
一是客观性与抒情**织。客观性主要表现为真实地描写社会和自然生活, 以细致的观察、准确的细节, 生动地把它们再现出来; 抒情性主要表现为浓郁的诗意, 具体表现为作家善于描写富于诗意的自然画面, 构建富于诗意的故事情节, 尤其是因为其哲理观念, 更是使得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一种忧郁乃至悲观的基调, 从而构成其抒情性的底色。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因此称屠格涅夫是“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米尔斯基则认为, 屠格涅夫身上永远流淌着诗意或浪漫的血液, 这与其主要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氛围形成对峙。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始终是抒情的, 他亦始终怀有一种隐秘的愿望, 欲跨越现实主义教条为俄国小说家设置的樊篱。在屠格涅夫这里, 抒情因素俯拾即是。即便他那些最为现实主义、最具公民色彩的长篇小说, 其结构和氛围也主要是抒情性的。
二是时代性与哲理性融合。时代性指作家敏锐把握时代先兆(新动向、新人物), 迅速反映社会重大问题; 哲理性则指渗透绝大多数作品的爱情的神秘性、不可抗拒性, 命运无常和人的悲剧性生存等哲理观念。对于其成因, 米川正夫有颇为全面、透彻的论述:屠格涅夫是一个具有高深教养的思想家, 也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家, 对于支配着一般社会的时代潮流, 不能够漠不关心, 因此, 他常常采取政治、社会的主题; 但屠格涅夫的性格, 却大部分还是属于诗人和艺术家, 所以, 表现在他作品当中的社会政治问题, 也就缺乏那种好像在燃烧着似的热情, 而带着冷静的客观的批评和解剖的性质, 并且, 因为整个作品的重心, 都寄托在生活现象的艺术表现, 以及各个人物的心理描写, 那狭义的社会问题, 也就作为悠久的人生现象之一, 而融入于伟大的全体之中。
屠格涅夫的作品对人的存在有着独特的表现, 具有颇为深刻的哲学内涵。简要说, 这哲学内涵, 可以概括为——人:宿命的悲剧性存在。其具体内容是:渗透绝大多数作品的爱情的神秘性、不可抗拒性, 命运无常, 人身不由己, 人只有悲剧性的结局等哲理观念。在屠格涅夫看来, 人总是处于大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下, 大自然是人的上帝, 人的命运的主宰, 人只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1849年7月他在致维亚尔多夫人的一封信中指出:“谁说人命中注定应该是自由的呢?历史向我们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歌德当然不是出于想当个宫廷的阿谀者而写下自己著名的诗句:‘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他是作为一个准确的自然的观察者而导出了这一简单的事实和真理的。”莫洛亚指出, 在屠格涅夫看来, 大自然就是命运, 而命运不仅是盲目的, 而且不分善恶, 任性乖戾, 为所欲为:“他觉得, 宇宙好像是受一些无穷而又无形的力量主宰的, 这股势力对我们凡夫俗子所注重的善恶、正义、幸福根本不屑一顾。”即使为人们所赞美的爱情, 也不是一种情感, 而是一种自然本性和自然力, 甚至是一种疾病, 往往神秘莫测、出人意外地降临, 具有不可抗拒的左右人的力量, 而且“爱情中决没有平等。爱情中只有一个主人和一个奴隶”, “偶然的机缘威力无穷”。人处在这种状况下, 只能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性存在。在其著名文章《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中, 屠格涅夫既鼓励人们为人类的幸福忘我斗争, 又悲观地指出:“而结局——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只有命运能给我们指明, 我们是同幻影作战, 还是同真正的敌人作战, 我们头上遮护着什么武装……而我们的事业就是武装起来, 并且斗争到底。”但最终,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消逝, 显赫的地位, 无比的权力, 无所不知的天才, 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这样, 在一系列小说和戏剧中, 他描写了命运与爱情对人的捉弄, 生动表现人是宿命的悲剧性的存在这一哲学主题。
一般认为, 小说创作最能代表屠格涅夫的文学成就。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正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相当鲜明地体现了屠格涅夫创作的特色:敏锐迅捷地反映时代问题, 对人生的哲理思索。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思考永恒普遍的人性, 通过人生的际遇尤其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爱情, 探索人生不幸和痛苦的根源。当然, 其初期创作还主要模仿果戈理的创作, 或揭露和讽刺生活的庸俗导致人的平庸, 或表现对底层“小人物”的人道主义同情。但也开始带有作家自己的特点:人生的奇异与命运无常的哲理性主题, 细腻独到的观察, 简洁优美生动的文笔, 如《三次相遇》写出人生的奇异以及生活本身的平庸, 《两个朋友》最为丰厚也最成熟(尽管还有果戈理的影响痕迹):生活的平庸, 爱情婚姻的复杂(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着不同的般配, 有时找到了最好的伴侣, 却又不经意地失去), 平凡的人的温情, 命运的无常(结尾男主人公之一维亚佐夫宁在巴黎一场极其意外的决斗中死去)。中期, 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描写神秘而悲剧性的爱情, 体现人生无常、命运无定的哲理性主题, 基调忧郁, 背景模糊, 是一种展示一段心灵与情感经历的诗化小说, 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霞》(1858)、《初恋》(1860)、《春潮》(1872)。
《阿霞》写“我”(Н先生)年轻时在德国莱茵河一座小城偶遇美丽、活泼、任性的少女阿霞, 纯真的少女阿霞对“我”神秘地一见钟情, 但由于是父亲和女仆的私生女, 她一向颇感羞愧和自卑, 不敢表白, 只是自我折磨并折磨哥哥加京, 甚至试图离开这个小城, 但又无法抗拒爱情的魔力, 给“我”写了字条, 定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我”本来也很喜欢她, 甚至爱上了她, 但一想到将要跟这位17岁的少女结婚, 承担家庭重任, 又犹豫起来, 结果在约会时冷酷地伤害了阿霞, 后来深感后悔, 准备热爱她和她结婚, 但阿霞他们已经远走高飞, 许多年后, “我甚至认为我没有和阿霞结合是命运的巧妙安排”。
《初恋》的主人公“我”是位16岁的少年, 对邻居——季娜伊达公爵小姐一见钟情, 陷入深深的热恋之中, 得了相思病, 然而季娜伊达一点也不爱“我”, 总是像猫捉老鼠一样玩弄“我”, 拿“我”寻开心, 而越是这样, “我”对她迷恋越深, 最后“我”发现这位小姐居然爱的是“我”的父亲, 甚至情愿接受他的鞭打!爱情真奇妙, 命运真是捉弄人!半年后, 父亲由于一封信激动不已而中风去世, 在中风的那天早上, 给“我”写了封信, 提醒“我”:“应当惧怕女人的爱情, 惧怕这样的幸福, 这样的有毒的东西……”
《春潮》更是充分写出了爱情的神秘性及其巨大的左右人的力量:主人公萨宁因等车偶遇已有未婚夫的意大利女孩杰玛, 两人神秘地相爱了; 但又因筹钱准备结婚去找同学波洛索夫的妻子——美丽妖艳而**不羁的玛丽娅, 却被深深**, 不能自已, 抛弃了杰玛, 酿成自己终生的悲剧。
总之, 中期的屠格涅夫在《僻静的角落》《浮士德》《阿霞》《幻影》《够了》《春潮》等小说中, 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了爱情这种自然力对人的主宰, 甚至玩弄、奴役。晚年的《梦》《爱的凯歌》《死后》等小说, 不仅把爱情视为一种悲剧性的宿命力量, 而且更为它涂上一层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屠格涅夫晚年有一种宿命论、悲观论, 对人生的神秘而悲剧的一面感受真切且深刻, 在这方面他有独特的贡献, 他的《幽灵》《狗》《草原上的李尔王》《笃……笃……笃》等作品很好地表现了这些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晚期的中短篇小说, 除了表现爱情的神秘力量和人生的悲剧性外, 还探索了大自然中的超自然现象, 如《梦》(1877)写儿子对亲生父亲的超感觉, 《阿立克赛神父的故事》(1877)写超自然的精灵对人的控制, 《爱的凯歌》(1881)写东方神秘的巫术性质的超自然力。这些作品在世界文学中较早描写并探索了超自然现象或超自然力的问题, 而这是至今人们探索得相当不够的一个问题, 因此, 应充分肯定屠格涅夫这些作品的超前性和创造性。
此外, 《村居一月》《单身汉》《索伦托的傍晚》等戏剧也表现了爱情突然降临的神秘力量和不可抗拒性, 体现了屠格涅夫的哲理观念, 晚年的散文诗更是如此。
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晚年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作家从法国把散文诗这种体裁引进俄国文学中, 积几十年人生经验之大全, 积几十年创作之功力, 首次在俄国文学中创作了83首炉火纯青的散文诗, 厚积薄发, 高屋建瓴, 视野开阔, 哲理深邃, 内容丰富, 对人生的诸多方面(祖国和人民、自然与人、自然与艺术、生与死、爱与恨、痛苦与孤独……)有很深的感悟和思考, 而且写得言简意赅, 既朴实生动又优美形象, 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深沉, 有许多名篇佳作, 《乡村》《对话》《麻雀》《玫瑰》《门槛》《仇敌和朋友》《俄罗斯语言》等, 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如《乡村》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乡村风景画:时间, 凝聚在“六月的最后一天”, 这是俄罗斯刚刚辞别春天的初夏时节, 自然风光正是十分美丽的时候; 空间, 则从远到近, 从漫漫一千俄里之内的俄罗斯大地, 到一个美丽的小乡村。在如此清新动人、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的背景中, 诗人扣住乡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乡村的人, 着力描绘了一幅俄罗斯乡村的风情画。这优美清新的自然风景画和淳朴宁静的乡村风情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和谐宁静的俄罗斯乡村风景风情画, 不仅表现了诗人心中汹涌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而且也体现了诗人对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人民的细致入微的了解, 更显示了诗人把深厚的爱国之情形诸文字的出色的艺术才华。[2]
当然, 由于晚年多病且孤零零地住在法国, 作家思想比较消沉, 对死亡思考较多, 对人生的消极面注意较多, 写梦幻较多, 显得比较沉重, 尤其是通过大量大自然永恒、冷漠、无情与人的短暂、追求、热情的对比, 相当凝重、深刻地写出了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这类作品为数甚多, 相当有名的有:《对话》《老太婆》《世界的末日》《昆虫》《大自然》。《对话》通过两座山峰——少女峰和黑鹰峰的对话, 简洁、含蓄地表达了作家颇具超前意识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首先, 极力渲染大自然的宁静、纯净和庞大、冷漠, 并通过时间的无始无终, 表现了大自然的永恒。其次, 通过两座山峰的对话, 写出了人的渺小、短暂, 及其对大自然的破坏。作家以此明确向世界宣布:自然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 而人不过是匆匆过客!这是一种相当鲜明的反人类中心的思想, 在当时具有较强的超前意识, 在今天看来, 仍然具有突出的现代意识。[3]
而在Necessitas, Vis, Libertas中, 作家相当集中、简练而形象地写出了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
一个高条条、瘦棱棱的老太婆, 面色僵硬如泥塑木雕, 目光迟钝呆滞, 正大步如飞地往前走, 并且, 伸出一只像棍子一样干剥剥的手, 推着自己前面的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材魁梧, 腰圆体胖, 孔武有力, 肌肉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发达, 细尖尖的脑袋, 长在公牛一般圆粗粗的脖子上——而且双目失明——她也推着一个瘦精精的女孩子。只有这个小姑娘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她顽强抵抗, 一再转过身来, 高举起一双纤细美丽的小手; 她那生气勃勃的脸上, 露出怒火中烧、无所畏惧的神色……她不愿俯仰由人, 不想去她们推她去的地方……然而, 她仍然得身不由己地听命于人, 并且一步步走向前。Necessitas, Vis, Libertas.谁愿意翻译——就让他把这三个词翻译出来吧。(曾思艺译)
小姑娘就是人类的象征, 尽管她生气勃勃、顽强抵抗, 但仍然不得不受着神秘的命运力量的摆布, 身不由己地被推着走向自己不愿去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屠格涅夫从法国引进的散文诗这种新体裁对后来的俄国作家有很大的影响, 柯罗连科、高尔基(1868—1936)、布宁(1870—1953)、普里什文(1873—1954)、索洛乌欣(1924—1997)这些大家都创作过出色的散文诗。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有所不同。他在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序言中宣称, 这六部小说, 使尽了最大的力量和本领, 把莎士比亚称为“形象本身和时代印记”的东西, “把作为我的主要观察对象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人物迅速变化着的面貌认真地和公正地描绘出来, 并将其体现在适当的形象之中”。的确, 这六部小说都敏捷捕捉生活的细微变化, 迅速反映当代社会的一系列迫切问题, 并且在这方面享有盛名, 同时它们更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体现了作家“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一贯主题。
《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塑造了带有时代新特点的“多余人”形象, 也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
《罗亭》的主人公罗亭是一个聪明、热情而又善辩的人, 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优秀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 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 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敏捷的才思、出众的口才, 富于追求理想的热情和醉心于公益事业的探索精神。他在三等文官夫人拉松斯卡娅家以雄辩的口才, 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唤醒其崇高的感情, 引起他们对行动和斗争的渴望。他在拉松斯卡娅十七岁的女儿娜塔莎身上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 也点燃了沉睡在她心中的爱情之火。娜塔莎不顾母亲的反对, 决心抛弃家庭跟他出走, 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罗亭竟拒绝了她, 并让她“服从命运”, 回到母亲的身边去, 娜塔莎深感失望。罗亭具有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沉溺于抽象思辨和空洞幻想的致命弱点, 是言语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因而一事无成, 既不能改变周围现实, 也不能获取个人幸福, 只能一生孤独漂泊, 成为又一个“聪明而不中用的人”或“多余人”。
《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 敏锐地捕捉并成功地塑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新形象——长于宣传而短于行动的“多余人”, 并且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 而且成为每一时代都可能有的一种典型:沉迷于理论、思想, 总是充满热情与幻想, 总是不断寻求新的东西, 因而往往失去真正的行动能力, 也难以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作品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时代需要热情的宣传家, 但语言和行动应该统一起来, 否则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悲剧。可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罗亭是一个精神上的“浮士德”, 正因为过度的精神追求和理论色彩, 使他在现实世界中反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 同时也使他总是无法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待在某一个地方, 也无法接受任何女孩子的爱情, 因为一旦接受了这种爱情, 就有了束缚, 有了家庭, 就无法再无休无止地进行精神和幻想追求了。因此, 作家后来增加的尾声, 尤其是写罗亭战死在1848年巴黎革命的街头, 削弱了这一形象的普遍意义。当然, 这既与社会的影响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作家那人的命运无定、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一哲学观念的体现。
《贵族之家》写贵族拉夫列茨基原来有个妻子侨居国外多年, 讹传已去世; 后来他爱上了远房外甥女丽莎·卡里金娜, 一个严肃而善良的姑娘。然而, 不久后他妻子突然归来, 他和丽莎接受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约束, 决然分手。丽莎凄然遁入修道院。这部小说是屠格涅夫最成功的小说之一, 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 以致作家自己不无自得地说:“自从这部小说问世之时起, 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引起公众重视的作家。”小说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 继续塑造了拉夫列茨基这个缺少积极行动的“多余人”形象, 思考了俄国贵族之家如何在时代发展中生存的问题; 另一方面比较超前地提出了当时俄国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婚姻问题:旧的婚姻观念乃至宗教观念(受东正教婚姻是上帝的旨意、婚姻关系不可解除观念的影响, 当时俄国社会反对离婚, 甚至, 根据米罗诺夫的观点, “在19世纪下半叶, 农民认为离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扼杀正常的人情人性, 导致人生的悲剧。同时, 瓦尔瓦拉的突然逝世和突然归来, 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作家那在命运无常、一切无定的生存中, 人只能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的哲理观念。
《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在平民知识分子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首次把“新人”形象引进俄国文学之中。
《前夜》写俄国贵族小姐叶琳娜爱上了在莫斯科留学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洛夫, 她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挠, 毅然随同他回保加利亚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途中英沙洛夫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叶琳娜矢志不移, 带着爱人的遗体坚持到保加利亚起义军中服务, 以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小说塑造了优秀的平民青年——性格坚强、目标坚定、富有行动力量和牺牲精神的保加利亚留学生英沙洛夫形象和追随丈夫走向革命的坚强、热情、精神高尚、一往情深的贵族女子叶琳娜形象, 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新人”形象和新型俄罗斯妇女的形象, 把民族解放这一社会紧迫问题引进了小说之中。小说问世后, 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同年在《现代人》发表评论《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 很有眼光地指出:“屠格涅夫君在他的小说中, 只要已经接触到了什么问题, 只要他描绘了社会关系的什么新的方面, ——这就证明, 这个问题已经在有教养人们的意识中真正出现, 或者快要出现了, 这个生活的新的一面已经开始露脸, 很快就会深刻而鲜明地呈现在大家眼前了。”但他接着对作品的内涵进行了过于政治化的解读, 引起作家的愤怒, 导致他们的断交。作品中叶琳娜对英沙洛夫的爱情, 表现了爱情的突然性, 而英沙洛夫的英年早逝, 也体现了作家生命无定的悲剧性哲学观念。
《父与子》叙述的是年轻的贵族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大学毕业后, 回到自己的田庄, 同时带来了同学、平民出身的巴扎罗夫。巴扎罗夫的到来搅乱了一向平静的基尔沙诺夫庄园。他冷漠的性格、粗鲁的举动和蔑视一切的思想几乎使庄园的每一个老贵族都无法忍受。阿尔卡狄的大伯巴威尔挑起了与巴扎罗夫的决斗, 结果自己却受了伤。后来在一次舞会上, 巴扎罗夫认识并强烈地爱上了富有的贵族遗孀阿金左娃, 但遭到对方拒绝。最后, 巴扎罗夫在解剖死于伤寒病的尸体时割破手指, 感染而死。小说描写了子辈平民知识分子、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对父辈巴维尔兄弟等贵族的胜利, 他对女地主阿金左娃的爱情, 以及他后来染上破伤风意外的死亡, 情节结构虽然简明清晰, 但作品主旨却颇为模糊或者说复杂。
一方面, 作家明确表示, 小说的主题是“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的胜利”, 并且在后来出版的小说单行本上增加了卷首题词:“纪念维萨利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 特别表明其主旨是颂扬别林斯基所期望的一代新人; 另一方面, 他又把巴扎罗夫塑造成虚无主义者, 否定一切, 甚至艺术, 并且写他出尔反尔, 一面把爱情贬得一文不值, 一面又情不自禁地爱上并追求阿金佐娃, 最后让他莫名其妙地在解剖尸体时割破手指染上破伤风而英年早逝。因此, 出版后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激进派评论家认为, 作品恶毒攻击了子辈且毫无道理地赞扬了父辈, 是对民主主义阵营的背叛。保守派评论家则认为, 作者讥笑了在俄国进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的父辈, 而又盲目赞扬了默默无闻、毫无建树的子辈。实际上, 这种矛盾,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社会思想与哲学观念之矛盾的深层体现。一方面,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 屠格涅夫的确力图准确有力地再现真实和社会生活, 因此他相当敏锐地抓住时代的先兆, 用剪影的方式创作出来, 让巴扎罗夫概括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皮萨列夫这类人物的特点; 另一方面, 他的爱情神秘、命运无常、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的哲理观念, 又使他让巴扎罗夫突然爱上阿金左娃并且意外地英年早逝。
不过, 米尔斯基认为:“屠格涅夫之最佳长篇小说为《父与子》, 这最终亦为屠格涅夫创作中的最重要作品, 整个19世纪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屠格涅夫在此成功解决他试图解决的两大任务:塑造一位不以内省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男性形象; 克服文学想象和社会主题之间的矛盾。《父与子》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中社会问题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唯一一部, 这里没有任何僵硬的新闻体痕迹。在这里, 屠格涅夫那精致、诗意的叙事艺术炉火纯青, 巴扎罗夫亦成为屠格涅夫笔下能与其女性形象比肩而立的唯一男性。”
《烟》(1867)在俄国文学中较早地描写了俄国侨民的生活, 为俄国文学引进了新题材。作品否定性地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出国游山玩水的俄国官僚、将军; 一类是流亡的“虚无主义者”, 他们全都一天到晚沉溺于空谈之中, 无所事事, 把时光和生命消磨在无聊的琐事中。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是李维特诺夫与伊琳娜的两次恋爱悲剧——青年时代因伊琳娜贪图富贵而失败; 在巴登见面后旧情复燃, 但到关键时候虽然李维特诺夫毅然放弃与未婚妻塔妮娅的婚约, 伊琳娜却再次难舍富贵而逃出了爱情。李维特诺夫遭此打击, 再加上目睹俄国社会和俄国在国外的形形色色各类人等的丑态, 深感一切如烟, 昏朦朦来又轻飘飘去, 才聚即散, 毫无意义。对人生的感觉如此深切、真诚, 写得又如此厚重朴实, 真是一部富于悲剧色彩和人生哲理反思的好作品。这应该是他最好的小说之一, 其成就应该在《罗亭》《父与子》之上, 其深度还超过《贵族之家》。小说特别生动、深刻地写出了爱情的神秘性和不可抗拒性, 也写出了人生如烟如梦的悲剧性存在感。可惜的是, 囿于传统, 小说本应在李维特诺夫在火车上深感人生如烟的时候结束, 但作家却写了他三年后怎样从颓丧中振作起来, 并且再去找塔妮娅, 而她也再次敞开怀抱迎接他, 从而落入俗套, 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震撼力。
《处女地》(1877)较早描写俄国“革命者”形象。小说主要写贵族私生子、大学生涅日达诺夫由于青春和理想, 向往革命并参加了革命, 后来又和同样向往革命的贵族之女玛丽安娜相爱, 在私奔之中试图参与革命工作并尽可能平民化, 然而他们发现, 自己不仅无法平民化, 而且连革命的短期目标都无法真正实现, 人民群众不理解也并不需要他们, 涅日达诺夫在绝望中自杀。小说还塑造了索洛明这样稳重、冷静的革命者, 和马凯洛夫这样莽撞而忠贞的革命者。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从另一个角度描写了一些接近革命试图革命的自发革命人士, 对职业革命者作家根本就没打算去写, 因此不存在否定者们所说的不了解革命者和歪曲革命者的问题。我们认为, 作家相当超前而真实地写出了知识分子渴望革命然而又无法融入革命的困境, 20世纪阿·托尔斯泰(1883—1945)在其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1919—1941)中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描写知识分子如何经过迷惑乃至错误, 经过锻炼和考验, 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在艺术上, 《处女地》在悲剧中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 比较独特。应该承认, 这部作品的艺术深度和人物描写的成就, 应该还在《前夜》之上, 以往否定它, 只是因为它不赞成革命, 没有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那样去塑造坚定的和职业的革命者。小说通过涅日达诺夫的自杀, 体现了作家人是宿命的悲剧性存在这一哲学观念, 对此, 王智量先生曾有过论述, 很有道理:“我觉得, 也是这个‘冷漠’的大自然给了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以蹉跎凄凉的遭遇, 给了英沙洛夫一个‘壮志未酬’的遗憾, 给了涅兹丹诺夫一株苹果树的树荫和一粒子弹让他去收拾自己一生的残局。至于纳塔莉亚, 丽莎, 叶琳娜, 伊琳娜以及屠格涅夫笔下那许多美丽的少女, 在她们的命运中, 我们又何尝不能发现这个‘冷漠’的大自然的支配力, 只不过有的显著些, 有的隐晦些罢了。”斯洛尼姆更是指出:“他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描写挫败与意外, 徒劳无功与愚蠢的错误; 结局若非完全的绝望便是令人激动的死亡。他的故事里很少表现出愿望的实现或满足, 唯有在描述肉体与灵魂的期待, 或是对爱情的渴望, 以及欲望初初跃动的时候, 才露出一点希望, 然而即使这点希望到了后来也都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他进而指出:屠格涅夫认为, 这尘世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 生命最后总要消逝, 整个宇宙是由毁灭性的恶的律法所统治, 人的一切努力都是荒谬的。因此, 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对青春、春天和爱情的颂扬, 仿佛在肯定生命的美丽价值, 其实隐藏在后面的却是绝望、毁灭、空无与时间的消逝。
三是心理性与简洁性并存。屠格涅夫是心理描写大师, 他的小说和戏剧有着独特的心理描写。他不像司汤达那样通过心理分析、内心独白揭示人物心理, 也不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心灵的辩证法”展示心理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更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善恶交战描写双重人格, 并通过梦幻、梦境、梦呓等潜意识解释人的深层心理, 而是善于通过心理活动在一定阶段外化出来的行为或行动, 即心理活动的结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 而且往往与自然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 情景交融, 诗意盎然。19世纪俄国文学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 屠格涅夫是个重要的转折人物。他在果戈理转向外部转向平庸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既适当关注外部, 又转向心理, 并且使此后的俄国文学更多地转向心理刻画。简洁性具体表现为情节结构紧凑、凝练, 即使长篇小说在结构和规模上也颇接近中篇小说; 性格刻画简洁、经济, 往往在动态中描写人物, 人物心理也往往通过动作表现出来; 语言也极为简洁、准确、生动, 贝灵认为:“他继续进行普希金的工作, 普希金曾致力于俄国的诗歌, 他却致力于俄国的散文; 在散文的风格上, 他创造了不朽的样本。他的文章和普希金一般清澈无瑕, 一样的丝毫不苟。”值得一提的是, 屠格涅夫的简洁性主要源于普希金, 从童年起, 他就最喜欢普希金的作品, 而且, “对普希金的热爱贯穿着他的整个一生”(纳乌莫娃语)。
参考文献
[英]贝灵:《俄罗斯文学》, 梁镇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 第二卷, 辛未艾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日]米川正夫:《俄国文学思潮》, 任钧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47。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 上下卷, 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俄]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 上卷, 张广翔等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法]莫洛亚:《屠格涅夫传》, 谭立德、郑其行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俄]纳乌莫娃:《屠格涅夫传》, 刘石丘、史宪忠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美]史朗宁:《俄罗斯文学史(从起源到一九一七年以前)》, 张伯权译, 台北, 台湾枫城出版社, 1977。
[法]特罗亚:《世界文豪屠格涅夫》, 张文英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俄]屠格涅夫:《罗亭 贵族之家》, 陆蠡、丽尼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俄]屠格涅夫:《前夜 父与子》, 丽尼、巴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多种版次)。
《屠格涅夫全集》, 第11卷, 张捷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屠格涅夫散文精选》, 曾思艺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沈念驹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
智量:《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1]参见曾思艺:《略有瑕疵的诗意散文——屠格涅夫〈树林和草原〉赏析》, 载《名作欣赏》, 2010 (8)。
[2]详见曾思艺:《和谐宁静的俄罗斯乡村风景风情画——屠格涅夫散文诗〈乡村〉赏析》, 载《名作欣赏》, 2008 (6)。
[3]详见曾思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前否定——读屠格涅夫散文诗〈对话〉》, 载《名作欣赏》, 201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