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不仅是在手段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更是与人生意义内在连带着的发展需要。

无论叫“劳动”也好，称“工作”也罢，这里要提出一个最“形而上”，也是一个最为重要宏大的人生哲学问题，那就是：劳动或工作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意义究竟何在？

换句话说，无论苦难的劳动，还是体面的工作，对我们作为同类的“人”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种纯粹“外在性”的苦难，还是具有一定“内在性”的生命意义或人生价值？

再说得通俗明白些，就是：劳动纯粹是一个“谋饭吃”的问题，还是意味着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就不是人”或“不工作就没法做人”了？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多到城里打工的青年民工可能觉得很无聊，以为这老家伙又在搞说教、说大话、讲空话。什么“内在”、“外在”？什么“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全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我们到城里打工，直接目的就是赚钱谋生。”

也许，除了一些有“鸿鹄”大志者，对于大多数打工仔、打工妹来说，之所以背井离乡到城里来，辛辛苦苦劳动，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为了赚点钱，回家盖所房子，娶了媳妇或嫁个人生孩子，平平凡凡过日子。

但在实际中，就是这点小小心愿，也往往成为难以实现的奢望。青年民工常年出门在外，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得不到基本的生理呵护、心理关怀，而且工作环境和条件往往十分恶劣，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经常超时超负荷劳作，由此引发各种职业病、工伤和矿难都难以得到应有救治，而且老板还常以各种借口拖欠工钱。

据媒体报道，1998年11月，深圳一家毛绒布织造公司挡车工刘涛，平均每天加班4个多小时，18天连续加班78小时，20日那天，她终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结果被飞快转动的机器吞掉了双臂。这是珠江三角洲众多外来打工者悲惨案例中一个典型个案。

对于一个“人”来说，像刘涛这样的打工妹、打工仔所遭遇的，确实是一种“劳动异化”或“工作变态”。但是，这毕竟不属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也不代表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正义”指向。

正如一位人本主义学者所说：“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人类历史应该是超脱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会史”。我们不能对这种非本质、非人性、非正义、非正常的假象“信以为真”，去误解“人”、误导人的“劳动价值”和本来的“工作意义”。从本质、人性、正义和正常的“真相”来看，劳动或工作的苦与乐、苦难和非苦难，具有很强的主观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分别。

在任何社会中，虽然广大劳苦大众深受辛苦劳作的“煎熬”，就如同“虫”一般，一辈子都处于忙忙碌碌“闹饭吃”的状态；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明白“生活就是这么过”、“劳作就是生活”的道理，所以，作为“闹世虫”的社会底层民众，如北京胡同里的“贫嘴张大民”们，以及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众，也都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无论生存手段完备到什么程度，物质条件优越到什么程度，一些失去“劳动价值”和“工作意义”指引的人们，即使绫罗绸缎、花天酒地，那也是一种醉生梦死、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非人”，他们其实过的是一种“猪猡”般、地狱般的非人生活。

放眼世界、纵观全球，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有没有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饭”问题，而是严重的“人权”问题。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即所谓“非自愿失业”，已经不是“没饭吃”那样简单的谋生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根本性的“人权”问题，即一个公民天然的、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剥夺的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问题。正因为如此，现代世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穷富，无不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首要宏观政策目标和施政任务来抓，从不敢稍有疏忽懈怠。

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完善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主义政策保护下，一个劳动者即使失业，不仅“吃饭”（维持生存）不成问题，而且可能还会吃得很好，甚至可能过上很“奢侈”的生活。2005年9月3日英国《太阳报》的一则新闻报道，虽“令人震惊”但很有代表性，在相当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国家福利政策面临的无奈、尴尬和悲哀。

一个名叫约翰·沃克的47岁英国男子，常年失业在家，没有一分钱劳动收入。但令人惊讶的是，仅靠政府救济竟过得非常“逍遥自在”，他不仅同时养有4个老婆和4个情人，还与她们生养了11个孩子，可谓“三妻四妾”、“儿女成群”！据悉，沃克总共狂花了英国政府高达250万英镑救济金，被封为英国“头号寄生虫”。

沃克是英国南威尔士凯菲里人，年轻时就游手好闲，浑身刺满青色花纹，曾坐过数年大牢，从未干过一份正经工作。1980年，沃克和第一任妻子琳恩结婚，并生养了4个孩子。但结婚数年后，沃克就和妻子离婚，并从此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寻找情人，结婚，生子，离婚……过去25年来，他先后找过4个老婆和4个情人，她们至少为他生下11个孩子（很可能多达17个）。令沃克头痛的是，这一大堆老婆、情人和孩子们全都靠他一个人养活。沃克称：“她们每月都会排着队来找我，要她们和孩子们的赡养费，令我不胜其烦。”

一开始，沃克还想方设法打工挣钱，但很快就发现了一条不花气力白拿钱的“致富捷径”——申请政府救济金。沃克称：“我曾干过建筑工和废品收购工作。但都赚不到多少钱。于是我申请得到政府补助。”令沃克惊喜的是，英国的救济制度“优越”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救济机构对他提出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政府掏钱的时候绝不迟疑，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总能迅速得到满足。

据记者调查，这些年来，沃克一家20来口人总计狂花了政府高达250万英镑救济金！记者采访时发现，沃克住在政府为他提供的一套3层楼房中，周围还有一大片草坪供孩子们玩耍。沃克的邻居称：“沃克在我们这一带臭名远扬。他说他因为穷才申请救济，但他家的车道上却停着一辆价值两万英镑的高档吉普车。”沃克自己也坦称：“非常感激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衣食住行都不缺。我的妻子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比如我的二老婆特琳娜就特别喜欢和目前的四老婆卡伦一起玩赌博机。这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沃克的事迹曝光后，立刻在全英激起轩然大波。许多民众愤怒地表示，英国政府竟把250万英镑救济金拱手送给一个身体健全却什么工作都不做的“超级懒汉”，真是笑话！而沃克竟振振有词地称，政府应当继续无偿为他提供救济：“既然政府可以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那些毒品瘾君子和酒鬼，为何就不该给我一些帮助呢？”

无独有偶，此前不久的媒体上，我也曾看过关于英国福利制度养懒人的一则相关报道，不过新闻的主人翁换成了女性，号称“世界上最懒的家庭”。她们一家三代从祖母到母亲直到女儿，从不工作，也从不结婚，仅靠生孩子申请政府救济补助金为生，结果不仅养活了一大群孩子，而且各自养有一大群游手好闲的情人，据说她们的生活也是过得“有滋有味”。

可见，假如工作是劳苦无情、违反人性的，人的生命固然可能会因不堪重负而窒息夭亡；但如果没有工作，或者如沃克等那样有工作也不做，靠救济过“寄生”生活，尽管据物质条件判断他（她）们过得很“滋润舒服”，但这种生活能说是“人”的生活吗？！

一个有正常人生价值追求的人，必然把劳动工作看作是内在于自身人性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必要内容。通过自身双手劳动谋取的，不仅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和生存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同样，通过正当的社会工作来获得的，也不仅是外在的职业体面或社会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具体体现及高度实现。

君不见，近年来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工人下岗”（即所谓“放长假”）现象，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工作价值”及其“人生意义”有关。那些下岗工人的痛苦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上所说的“失去做人机会”意义上的痛苦；二是失去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而来的痛苦，包括物质福利待遇和职业优越感丧失，以及社会地位失落等原因造成的一系列焦虑、困惑、难受或难堪。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城市下岗人员，其对待工作“不端正”的人生态度，也使他们迷失了生活目标和生命意义，从而造成极大的“心理扭曲性”痛苦。我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感而发的。

1998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曾与一帮研究生和本科生到鞍山一个下岗工人集聚的贫民区搞社会调查。

我们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千山脚下一个小山庄旁，所以有空闲和机会到村庄走走看看。在村里，我看到老乡们日子过得很是恬静滋润，四处弥漫着一种“踏踏实实劳动、宁宁静静生活、殷殷实实小康”的田园生活气息。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在城里居民社区搞调查时所看到的情景：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来到一个居民社区，看到花园凉亭上一群一帮地在打扑克，周围扔着横七竖八的空啤酒瓶子。一居民楼梯口坐着几位老者，我们就上前搭讪聊天，谈论间说到下岗的事，老人们怨声载道、愤愤不平，说现在很多家庭老爷子、老太太退休金发不下来，儿子女儿媳妇也都下岗没事干，简直活不下去了。

听见说话，一些三十来岁的男人女人纷纷揉着惺忪的眼睛，伸着懒腰打着呵欠出来了，跟着吵吵嚷嚷……

看到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情态，我感慨万千！于是，陷入深深的思考：论物质条件，城里的下岗工人肯定比乡下的农民优越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看来比农民会更加痛苦呢？后来我省悟到：虽然具体因素很复杂，但最关键的还是对待劳动、工作的“生活态度”差异所致。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们从来没有“优越感”，他们喜欢纵向比较，“勤劳致富、知足常乐”一直是他们固守如一的生活态度；而城里的工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旧体制下的“阶级地位”曾经是“领导一切”、“高人一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身份优越感，现在这些突然被改革大潮冲洗得无影无踪，他们还未来得及调整心态去“正常地”对待其周遭的工作生活境遇，于是造成一种“苦不堪言”的偏态体验。

关于劳动或工作的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这里有一个小段子似乎很能说明问题，现转述给大家分享。

一人死后，在去见阎罗王的路上，看见有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他上前叩门，问殿主说：“我在人世间工作忙碌了一辈子，现在很累，能否让我在这里住下来，歇息歇息。”

殿主说：“没问题。算你来对了，我们这里就是只许休息不准工作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但就是没有任何事情要你做。”他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于是，就在宫殿住了下来。

一开始，他感觉蛮舒服的。但时间一长就感到百无聊赖，空虚寂寞。他就去找殿主说：“我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日子太难过了！”殿主人说“对不起，这里没有任何工作可做。”

又过了一段日子，实在受不了了。他向殿主说：“你要是再不给我工作做，我宁愿下地狱也不在这里待下去了。”

殿主狞笑着说：“你以为这是天堂啊？这里就是地狱！”

另外，关于工作价值及其人生意义，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亲朋好友的言谈举止中，获得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感受。

例如，同样遭遇“退休”，人与人差别很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预期寿命延长，一些老人60岁退休时健健康康，精神头儿好好的。但是，没过多久，有些老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说没人就没人了；而有些老人，则像“小学生放学”终于获得解放，回归本我、走向人生新阶段，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社区活动，或上老年大学、学练太极书法等，像返老还童似的，越活越精神。

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中，一个老太太做嘉宾，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人家在退休的十余年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上老年大学，拿了一大堆这证书那奖章的，主持人问她“您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算毕业呢？”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我要与老年大学共存亡！”瞧！这就是一个人应有的工作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说到这里，我想到远在河南乡下的父母以及故去的爷爷奶奶，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你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伟业，但是，凝结在他们身上那种直面生活、质朴勤劳、滴水穿石的人生态度，你不能不感到源自灵魂深处的震撼力和强大的精神创造力。这里仅提及现已70多岁的母亲。

母亲像大多数旧时代中国农村妇女一样，从小孤苦伶仃，一辈子勤快劳作，永远都在省吃俭用。虽然她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从她的生存状态你可以真切感受到，她是将劳动本身几乎视作自己生命的全部，在她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勤俭”二字。

数年前，她在县城里谋到一份扫大街的“工作”，这可能是她一生所受到的最大激励，也是她一生所从事的最体面、最高贵的“城市职业工作”。

早上4点起床，与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子们一起扫街到天亮。因为害怕迟到，晚上睡觉时往往一会儿看一下钟表，如此这般时常几乎折腾得一宿不能合眼。每天早上，都比女孩子到的最早、干得最多。早先，这些孩子们干活时往往斤斤计较，吵闹着你少干了我吃亏了，工作时往往耍奸偷懒。自从她去了以后，情况就改观了。每天早上，女孩子们一到现场，看见老人已扫了大半条街，而且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她们也不好意思再吵闹了，跟在老人后面好好干活。

这样起早摸黑的工作，其体力劳动量很大，往往是年轻人才能吃得消，而且天天如此，没有休息日，十分辛苦！但她老人家，却发自内心地觉得十分快乐、万分荣幸！把工作干得精益求精，对周围人热心亲善、宽容关爱，异乎寻常地脚勤手快、帮事助人，连倒垃圾都要捎带把别人家门口的垃圾一块倒掉，因此得到她所在环卫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交口称赞。后来，由于不可抗的因素影响，她不得不离开这个“光荣无比”的工作岗位，大家都舍不得她离开、洒泪送别。

回乡时，听到周围人叙说母亲这些“英雄事迹”，对我这做大学教授的儿子触动很大，既为有这么伟大的母亲而自豪，又为自己做人做事不到位、不能尽儿之孝道而惭愧、辛酸。

总之，工作事大，因为它关乎“人权”。在一定意义上，“做事”就是“做人”，人是由“工作”来定义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工作本身界定了人性价值和人生意义。劳动权、工作机会本身对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具有决定性的内在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一个普适性的人生座右铭应该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时刻铭记着它，你的生命就会鲜活、丰满而有光彩，你的人生就会充实、成功而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