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传统应试教育陷阱，直面现实生活，通过多元求学途径，积极提升自己的生存和职业技能，是农村青年的明智选择。
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发展大环境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精英型到大众化的转变，大学生身份也从“天之骄子”到“普通职业者”转变，原来大学毕业就理所当然地“吃公家饭”，逐渐转变为“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到现在已经发展到需要“面向市场，自主择业”、与农民工平起平坐竞争还未必有优势的普通待业者之一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学历越来越高的大学毕业生，与吸纳能力有限、职业岗位要求技能化和低重心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在规模和结构上产生严重矛盾与错位，致使近年来出现令人普遍恐慌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据统计，2000年至2007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是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338万、413万和495万。在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毕业生供给压力下，社会和市场能够提供的“适合大学生期望”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问题相当严重。近年来屡次发生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洽谈会由于过于拥堵发生踩踏事件，玻璃门竟被汹涌的人潮轰然挤倒，电梯被挤变形，洽谈会场“不是战场胜似战场”，真可谓“硝烟弥漫”。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毕业生们十分恐慌，一些大学生为了找工作四面出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的可以说是“奇招迭出”。例如，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生在校园打出“陪聊”牌子；有的女大学生在应聘简历中突出“姿色”优势，或投靠男友挂靠搭配“曲线就业”，还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自觉到职业技术学校“回炉”，以便获得欠缺的操作性职业技能。
可以说，整个学校教育从组织体系、教学内容到评价系统处于层层应试、学历至上的僵化封闭状态，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供给与社会经济需要、尤其是当地和社区经济发展需要相脱节。农村教育实际上就是“脱农教育”，若能升学便可“脱农”，大量升学无门的学生因在学校没有职业技能方面的必要训练，回乡后反而难以适应农村社区生活及经济发展需要。
在经济发达的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社区学院占到41%，社区学院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其优势是容量规模大、学费便宜、学制灵活多样，适用于普通大众、成人和在职人员求学。“二战”后，政府为了扩大国民就业，创办了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成绩优异者可升入普通大学继续学习，而成绩一般的学生可立即工作。而我们正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1998年以来大专院校由原来的1000所增加到2300多所，在校生从623万人发展到2300万人，而学校和学生学历层次越升越高，大中专和职校及其毕业生却普遍受人“歧视”。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硕士博士“满街跑”、高学历学生“委曲求全”挤占低学历岗位、学历与岗位不适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在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成问题的同时出现严重的“技工荒”现象。
今年开春，南方再现“用工荒”、“技工荒”，这已是多年的事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全国9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显示，中高级技能人才依然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求人倍率最高，达到了2.08、1.96和1.71，即平均计算，每个高级工程师要面对2.08个岗位，高级技师1.96个。另据统计，当前全国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及具有相当水平的技能劳动者仅占所有城镇从业人员的33%，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则仅占技能劳动者的21%；而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例分别是50%以上和30%。与此同时，高技能人才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不少老企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40岁以上的工人手中，更有甚者必须返聘退休职工才能完成订单，技能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在制造、加工、建筑、能源等传统产业和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技工荒”愈演愈烈。在供求不平衡的情势下，高学历者“廉价求购”，而低学历技工“待价而沽”。2006年，深圳的高级技师平均月收入达6234元，比硕士以上学历者还高出1766元，比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也高出695元。甚至在一些民工劳务市场，大学生求职窗口十分火爆，大学生和民工一起找工作，有的工作薪酬还没有民工高。
前些年，在不少人眼中，“行行出状元”不敌“唯有读书高”。每年的高考，仍是一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景象，而工厂的招工现场却门可罗雀。年轻人不愿当技工，可以说是造成“技工荒”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不少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工人不再是靠体力和简单技术吃饭了。车工必须具有熟练操作大型数控车床的能力；铣工为操作进口铣床要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维修电工不再仰仗钳子、扳手，而是需要用软件检测、用电脑编程解决技术问题……工人工作的技术含量提高了，工资待遇也有了普遍改善。在一些地方，锻工、铣工、钻头工等稀缺工种的工资增幅达40%以上。
令人欣喜的是，在同样严峻的就业压力下，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生“幡然醒悟”，积极转换“精英意识”，放下“才子佳人”架子，以平实的态度作出了“当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务实选择。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2月份，浙江省台州市有近5000名原籍大中专毕业生放弃城市紧张、压抑的“漂泊”生活，办结了“非转农”手续，跳回有实惠生活保障的“农门”，其中不乏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还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去卖猪肉，舞蹈高才生甘当修鞋匠，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就业新动向，表面上看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但实质上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观念、职业意识转换以及职业生涯发展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趋势”。
此外，当本科生“回炉”技校补充技能已不是新闻时，一些硕士生纷纷“回炉”成考，又投入几年的时间“重新开始”大学旅程。据上海媒体报道，2007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其中有15名硕士生“回炉”参加成人高考。当传统国民应试教育的路越走越窄时，中等职业技能教育和横向职业路径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宽广。一些有识志士，已经开始采取实际行动，通过进行自主民间办学，来积极应对这一变化了。
2005年11月23日，有媒体报道：安徽休宁县有位聂造先生，针对农村孩子进行职业技能训练，举办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并授予39位毕业生“匠士”学位。我看到这则新闻，觉得眼前一亮，心头涌起很多感慨，曾在《新京报》撰文，忍不住想为聂造先生喝彩，为他独具匠心的“匠士”学位创意喝彩，为他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和行为而大声喝彩。我在那篇短文中写道：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实际上最需要的不是懂得多少明晰性“科学技术知识”的这“学士”那“硕士”。中国最需要什么人才呢？最需要的就是像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培养的这种“匠士”，是经过“在干中学”这样严格职业修炼、具有“圣哲君子”般仁爱之心和敬业精神的木匠、瓦匠、工匠、铁匠、车匠等中高级操作技工。从教育需求方面来看，这种职业培训也是我们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最需要接受的教育，正像在德胜鲁班木工学校上学的这些山区农家子弟一样，中国广大贫困人口也急迫需要走上这条“教育扶贫”之路。
但我们的教育系统恰恰适得其反：只注重明晰性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灌输，而大大忽视和贬斥隐含性的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待人处世”方面的人文修养——这正是中国教育系统在目标引导和内容设计上的最大弊端，也是“教育过度”、“大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现实矛盾之所以日趋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更是青少年普遍心理疾患、品德水准趋下和社会交往行为变异等社会问题的病灶根由所在。因此，我认为，安徽休宁县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授予39位毕业生“匠士”学位，此举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标识性变革意义：它以很微观、很实在、很具体的创新实践向单条腿走路的应试教育体制发起挑战，敢于以自己认证的“匠士”学位与具有政府权威的“学士”分庭抗礼，希望能以此扭转积重难返的传统教育走向。这太难能可贵了！
不仅如此，我认为，如果有关教育决策当局能够因势利导、积极促动推广，那么这种“匠士学校”很可能蕴涵着中国整个教育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甚至将来会载入中国教育史册“永垂不朽”，这也并非不可能之事。所以我要为他们喝彩！呼唤更多的“匠士学校”破土而出！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紧进行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政府要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基础能力。
纲要草案还特别针对农村青年，强调提出：把加强职业教育作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强化省、市（地）级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健全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根据需要办好县级职教中心；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增强服务“三农”能力；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加大培养适应农业和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力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新型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国家将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进一步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通道，并大力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显然，对于即将跨上或正在求学路上艰难跋涉的广大农村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重要政策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