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谁，世界都会因你而不同。农村孩子同样可以做最好的自己，获得多元化成功。

一个名叫李开复的著名职业经理人，他从中国台湾走到美利坚，又从北美大陆转回到中国大陆，是目前中国高技术业界闻名遐迩的成功人士。这位成功人士以自己金灿灿的成功经历凝练了一句至理名言：“世界因你而不同，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与这个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有机体，有“投入”有“产出”，因而无论自觉不自觉、自主不自主、自由不自由，都或多或少对这个生于斯、死于斯的世界产生一些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确实会因你的生死存亡而有所“不同”。但显而易见，李先生的话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李先生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将“世界因你而不同”作为其自传的名字来言说，可能想要表达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是异常珍贵难得的奇遇，非常不容易，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因而应该在人生最初阶段上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谁，自己与其他生命个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自己究竟应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努力，才能够对这个世界最大限度地发挥独一无二的正面影响。我揣摸，李先生所讲的“世界因你而不同”大概是指这个意思。

生命既无比脆弱又无比柔韧，其物质能量和生理机能虽然有很大局限性，但人一生潜在的生命能量和精神作用，可以说是要多小有多小，说多大又可以有多大，其间是一个近乎无限的弹性空间。做一个多大的自我，能够获得多大的自我价值，完全由你选择，因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定。面对有限的外部生存空间和资源条件，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目标，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了，而且尽自己最大限度的主观努力逼近了既定目标，对这个世界施加了最有力的正面影响，对他人产生了最大的正面效应。如此，你的人生就算成功，这般，你就是成功人士。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明了。

因此，就如同人生是多元化、多样化的一样，成功也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在效果上可能有大有小，但在价值上往往小中见大、大中有小，很难用一个绝对的、外在的、有形的、大一统或一元化的标准来量度。具体地说：

——成功主要是精神意义上的丰富，而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

——成功不仅是一种物质文明标志，更是一种精神文明或文化进步；

——成功与其说是一种外在成果的物量标度，倒不如说是一种内在价值追求的精神状态；

——成功在本质上是个体生命价值自由张力的一种欢悦体现，而不是社会群体对世俗功利目标竞相争夺的快感表达；

——成功说到底是一种利他行为，而不是某种狭隘的自私追求。

这才是现代社会应有的正当成功观、进步成功观、文明成功观或高尚成功观，特别值得我们国人反思、感悟、学习和推崇。

只可惜，由于数千年“大一统、官本位”的传统文化积淀，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判断成功的标准相当趋同：一个是“升官”，另一个是“发财”，这成为千万民众梦寐以求、终生奋斗的两个基本成功目标。

在传统社会，为了选官取士，衍生出千年科举古制，使国人在“升官发财”之外，又多了一条“金榜题名”的求学人生路。不过，这种“学路”对大多数求学者来说并非最终目的，而主要是走上“仕途”、求得“财路”的台阶或手段，更是千百万“田舍郎”登上“天子堂”的唯一狭路或捷径。直至今天，对于“学路”，国人也可能存在着复杂而扭曲的价值判断，表面上似乎谁都很“看重”它，但在内心深处又都或多或少地“轻看”甚至“鄙视”它。

对此，我有切身体验和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目前在官界、学界和商界混出点名堂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同的“成功”），大都是恢复高考最初的几年从乡下通过“求学路”走出来的，不仅包括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也包括从城里“上山下乡”的一大帮“知识青年”（有人调侃说其实是指一群“没知识”的青年），但那时大多数青年上大学的目的，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求仕途”，沿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到国家机关当干部。

回想当年“毕业分配”（这个词可能对于当今青年大学生来说有些陌生）场景，充满着一股浓郁而莫测的“悲喜剧”效果。

我们那个时候，同学间年龄和社会阅历差距很大，有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上大学目标无比清晰的老大哥老大姐们，也有像我这样懵懵懂懂、不省人事的小弟小妹们。毕业分配在形式上要走个组织程序，就是让本人先填个“志愿”，记得当时志愿表中有一栏是“是否愿意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心愿就在上面填写“愿意”两个字。我的一位要好同学看到了，很不理解，劝说：“你就写个‘不愿意’，不要填‘愿意’，否则就把你分配到学校了！”我说我真愿意，分到学校尤其是大学当老师，那正中我意，甚至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同学听了直摇头，表示不可理喻。在宣布分配方案前有同学告诉我，你们省某工学院来要人了，你被分配到那里教书了，我听后将信将疑，心想人家还没有公布你怎么知道的？但同时又在心里窃喜，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结果一宣布方案还真是，当时的场面也很有戏剧性。

那个年代学财经的大学生，算是国家极度稀缺人才。我们班上60多位同学，有三分之一都直接被分配到北京各部委机关工作，还有三分之一被分配到山西本省各级政府机关，另外不到三分之一被分配到其他原籍省政府机关，有极个别的人则直接被分配到高校教书。在宣布分配去向的会议上，当轮到我时，老师喊：“李宝元，机械工业部——洛阳工学院”，大家听后哄堂大笑，我当时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大家笑什么，过后才知道同学们不是为我分配到学校教书而高兴，而是老师喊话时在“机械工业部”与“洛阳工学院”之间的那个停顿产生的反差效果。

从教数十年，每次回到家乡，都有不少父老乡亲问起“现在外面弄啥的？”我回答“在学校教书的。”乡亲们听后表情复杂，有的不说什么，但可以从脸上看出不屑或失望来，有快人快语者，就忍不住劝说几句：“不会换个工作吗？老在学校待着干什么？”就差直截了当地训斥：“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教书，没出息！”或者旁敲侧击给我树立学习榜样：“你看人家谁谁谁，都当局长了，把人家弟弟妹妹都弄出来了，还派人给父母盖了两层小楼，在县城还买了洋房呢！”言下之意，责备我这个教书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也没有能耐帮家里兄弟亲戚一点什么忙，连爹妈住的地方都没安排好，白在外面混世界了！

面对周围人这种成功价值评判标准酿造的“社会舆情”，我有时也自惭形秽，感慨自己没能耐，时常连教书职业给我那点点“成就感”也丧失殆尽。特别是每年过“教师节”，面对学生们鲜花笑脸簇拥，在“兴高采烈”之余总有一种“虚假走秀”的恍惚感，咸乎乎、酸溜溜的滋味朦朦胧胧在心头。

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虽然我们正面的舆论宣传，老在强调“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但这样的职业价值观，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并没有真正地为大家所接受，更不要说“深入人心”了。这种情况，你从正面宣传的言辞表达中，也可以真切感受到。

例如，日常不少老百姓或某些官员，甚至一些全国性的大媒体新闻宣传，在言谈举止中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对某阶层或职业之不屑或歧视，那就更“刺激”人心了：

“不好好学习，你就去开出租车！”

“你一个穷种地的，还告什么状呀？”

“名牌大学生，毕业去养猪。”

……

价值观是现实的反照。有如此趋同单一的成功价值观，是现实社会游戏规则使然，谁都能理解。但应该看到，价值观念往往滞后于现实，通常情况是，上代人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传递到下代人身上，而新生代青年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往往已经大大不同于其父辈们所感知的历史情景了，可是在价值观念上，他们还是按照父辈们传递下来的传统观念，惯性地去作人生选择，结果遭遇在生活和工作中各种错位和无限尴尬。

比如，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工作机会和生活选择空间，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那代青年所遭遇的情景，特别是社会横向流动渠道和日益多元化的职业生涯选择，已经大相径庭。但是，在家里爸爸妈妈从小灌输给你们的，在学校老师教导给你们的，却还是二三十年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到你们身上，有可能变成无形枷锁、精神紧箍咒，牢牢束缚着你们的一言一行，自觉不自觉地沿袭老辈人的传统路径，去错位选择已经完全今非昔比的不同人生路。我猜想，这可能是当代青年，特别是广大农村青年所遇到的最大人生困惑、职业困境和生活困扰。

所以我希望，当今的青年朋友们，能够真正走出封闭、纵向的传统体制，到已经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中去，到轰轰烈烈的火热现实生活中去，直面感受和创造本属于你们的新时代、新社会、新环境和新生活！总而言之，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父辈们家长制的束缚，尽量减少上代人按照他们自以为是的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有意无意给你们造成的误导！

总之，我愿当代的热血青年，特别是“广阔天地”中的农村青年们，真正领会我们中国共产党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及其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树立多元成功观，在思想深处牢牢建树现代职业平等价值观，自主自强自立，不受传统流俗观念干扰，直面现实确立自己的人生向标，在多元化社会中找准自己独特的事业、职业和就业定位，按照自我成功定义、人生设计和生涯规划，去努力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

一句话，青年朋友们要有“世界因你而不同”的豪情壮志，更要有坚忍不拔地“做最好的自己”的诚心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