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有10万至15万的农民被杀。各地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权利被践踏，公有地变成领主的土地，农奴制死灰复燃。

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势力。在新教各邦，教产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里。农民战争也打击了贵族，特别是骑士，使之日趋衰落，从而更深地投入诸侯的怀抱。

市民背叛了农民，也没有好下场。城市贵族的统治到处恢复。城市的特权被剥夺，不得不向诸侯支付巨额赔款。市民反对派受到挫折，长期不能重振。再加上农奴制的恢复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德国的工商业日渐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对市民和农民的控制压榨。他们的竞争对手贵族，大大削弱，不得不听凭诸侯的摆布。从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

德国农民战争说明农民中蕴藏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闵采尔，坚持革命始终如一，视死如归，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品质，至今受到敬仰。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单靠农民自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极端地方狭隘性，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1]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下并与之结成联盟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更不是现代的无产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以农民为转移。只有在闵采尔直接领导的图林根一带，平民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了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骑士无意放弃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资产阶级参加和一度领导了革命，但很不成熟，软弱动摇，革命稍一深入就叛变革命，投降敌人。路德后来的一系列表现，就是证明。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担当领导革命的使命，但资产阶级竟然叛变革命，把自己出卖给诸侯。所以，恩格斯认为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血的历史经验说明，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农民阶级的彻底解放。

德国农民战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来说，有其特点。最大的特点是，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个独立的、最高的阶段。这在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是罕见的。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中，农民都起过显著作用，提供主要的战斗部队，但没有一个独立的农民战争阶段。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是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团结城乡贫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也不同于德国农民战争。16世纪的德国革命是在资产阶级叛变、骑士暴动被镇压以后，以农民战争的形式进入**的。

从德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几个中心地区来看，也各有特点。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一度受到资产阶级共和派（“十二条款”纲领）和资产阶级君主派（海尔布朗纲领）的强烈影响，但没有成熟到尼德兰革命中资产阶级与贵族结盟的程度，更远远没有成熟到法国大革命实行君主立宪或共和政体的程度。闵采尔直接领导的图林根、萨克森起义，平民中的无产阶级萌芽曾经占了上风，也远远没有成熟到雅各宾专政的程度。三个地区的农民战争只是显露出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都是处在低级发展阶段，总的说来仍是一场农民孤军奋战的斗争。

这样讲，并不是如国外有人所说的那样：16世纪德国革命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初，德国已经有资产阶级。以路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一度站在运动的前头，发动和领导了宗教改革。然而，德国资产阶级没有始终领导运动，先是出卖了骑士，接着出卖农民，最后把它自己也出卖给敌人了。

末了，应当研究一下闵采尔的理想和德国农民战争在16世纪德国革命中的意义。

大家知道，文德尔·希普勒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他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在海尔布朗纲领中制订的统一德国的方案，虽然在农民战争特殊时期不能立刻实现，但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已经存在解决的物质条件，或迟或早总会实现的。应当如实地承认：“文德尔·希普勒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2]，虽然他是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不是一个像闵采尔那样有远见的革命家。相反，闵采尔的理想超出了时代的要求，超出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大多数农民、平民的直接要求，缺乏实现的物质基础，必然和实践发生矛盾。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不大愿意承认这个矛盾，甚至加以美化，这种看法不是实事求是的。不能认为越是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就越激进、越革命。重温一下恩格斯的论述是有好处的。他说：一个领袖在他所代表的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尚未成熟以前就掌握政权，“是最糟不过的事”。他所能做的事，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即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却不是从当时生产和交换的水平中得出来的。他只能够用“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又说：闵采尔后来“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不断煽动“宗教狂热”。甚至说超出未来“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恩格斯丝毫没有越“左”越革命的意思，反而对脱离实际的东西进行批评。恩格斯认为：这种超出最后还得回到当时条件容许的范围内，“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财产公有烟消云散，只是成立一些慈善团体和贫民救济机构。消灭阶级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普通人掌权，也不过是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3]最后，只能回到成熟的基点上，建立类似希普勒憧憬的那样的资产阶级统治。

这样讲是不是完全否定闵采尔理想的意义，否定他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呢？完全不是。我们不妨把考察的范围扩大一些，研究一下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的某些特点，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在高等动物被认识以后才能理解。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而完成者是自耕农。如果没有农民、平民的干预，单单资产阶级绝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绝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法国革命也是如此，没有农民、平民的奋起，没有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原来没有的含义，没有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激烈措施，单靠资产阶级绝不能镇压王党叛乱和粉碎外国的武装干涉，绝不能挽救革命于紧急关头。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目光短浅，两面摇摆，根本不可能制服封建势力。只有使革命超过原来目标，走得更远一些，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也就是说，只有农民、平民的干预，才能埋葬已存在1000多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马克思指出：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恩格斯认为：“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看来，这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16世纪德国革命。在路德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骑士暴动被镇压以后，为了埋葬封建制度，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过自己的目标。闵采尔超出未来的理想及其领导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他直接领导的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农民战争，其伟大作用就在这里。图林根和萨克森的起义，虽然规模赶不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坚持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像雅各宾专政那样需要直接打击一下温和的资产者的程度，毕竟还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引起封建主阶级的极度恐慌和巨大震动。1525年4月7日，直接参与镇压起义的黑森伯爵菲利普写信给刽子手特鲁赫泽斯说：这里的暴动“不仅反对神圣福音和真理，而且摧毁一切政权和所有权贵”。4月12日，他给萨克森公爵写信说：起义的发展将把“普通人吸引到自己方面，并且按自己的愿望行事”，将给“罗马皇帝的尊严、所有仁慈的老爷、选侯、诸侯、一切等级、神圣帝国的政权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带来不堪忍受的灾难”。[4]菲利普还认为：“米尔豪森是一切冲突和不满的根基和发源地，全部叛乱行动像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闵采尔的远大理想和他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样是对封建制度的猛烈锤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必需，虽然失败了，丝毫未损其伟大贡献。它是用“非资产阶级的方式”即“平民方式”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觉的尝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辅助因素”。恩格斯之所以称农民战争是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称图林根和萨克森的起义又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5]，还称闵采尔是当时“真正的民主主义者”[6]，道理就在这里。顺便指出，恩格斯有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译为：“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卡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7]。“危急事件”，德文原文为Kritische Episode，英译本译为Critical Episode，意思都是一样。译作“危急事件”，意思是什么，难以捉摸，似应译为“批判的插曲”，比较符合恩格斯的原意。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批判了尚未出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不过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一段插曲，因为当时革命的目的是要过渡到资本主义。

德国农民战争为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这是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争论而又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对革命以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研究不多，对宗教改革和骑士暴动的性质不甚了了外，对农民、平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上面的探讨，也许有助于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几经动**之后，终于找到新的重心，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这就是英国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确立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统治和法国1830年革命建立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七月王朝”。德国的不幸在于：经过过分的革命后，接着是过分的反动，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屈膝投降，牢固确立的竟是诸侯的反动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如果说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由超出退到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是必要的，应当肯定的话，那么德国革命则是从超出退到封建主复辟，则是过分的，应予否定。这是16世纪德国革命和17、18世纪英、法革命之间的一个重大不同。德国的历史发展走着更加曲折的道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投降叛变，给德国革命造成多么大的危害；诸侯镇压农民战争、到处恢复封建反动，给德意志民族带来多么大的耻辱。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68—470、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顺便指出，如果夸大闵采尔的缺点，甚至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革命家，恐怕也不是正确的。

[4]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487—4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