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随路德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开端指出:“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1]闵采尔就是德国历史上最优秀、坚韧不拔的革命人物之一,就是其理想和计划使后人惊惧的卓越的农民平民革命领袖。
托马斯·闵采尔,生于德国哈茨山麓的施托尔堡。他的家世和出生年代,所知甚少,至今难以确定。据说父亲是农民,在闵采尔的童年时代就被施托尔堡伯爵迫害致死。也有人说闵采尔的父亲是个著名的铸币匠,在闵采尔14岁时(1503年)全家迁往奎德林堡,其父仍在一修道院的铸币场工作。1506年莱比锡大学的注册簿上发现有闵采尔的名字,说明十六七岁的闵采尔曾在这里学习。他勤奋攻读哲学、神学,精通《圣经》,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能为人治病。1512年,闵采尔进入法兰克福(奥得)大学学习,获神学学士学位。[2]有人说他曾在维登堡大学学习,获得过博士学位,但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1513年,闵采尔在萨勒河畔的哈勒任拉丁文学校教师,1514年至1515年又去阿舍斯勒本(埃斯勒本以北)任教师和见习神甫(弗罗泽修道院)。在哈勒和阿舍斯勒本任职期间,闵采尔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从事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的活动,开始改革天主教的弥撒和仪式。1516年,闵采尔升任弗罗泽修道院院长。1517年至1518年,他在不伦瑞克的马蒂尼中学任教,1519年至1520年又在魏森费尔斯附近的波伊蒂茨修道院任忏悔神甫。
1517年10月,路德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像火花一样点燃了德国革命的熊熊烈火。闵采尔十分敬仰和积极支持路德,可能去过维登堡。1519年4月,路德派他去尤特博格(维登堡附近)进行反对教皇党徒的斗争。5月,闵采尔受到方济各会和勃兰登堡主教的追捕,路德又安排他去卡尔施塔特的教区奥拉明德暂住。赛德曼在他所著的《闵采尔传》(1842年版)里认为,闵采尔很可能参加了著名的莱比锡辩论。
闵采尔在奥拉明德暂住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约阿希姆和陶勒的著作。陶勒是斯特拉斯堡人,曾从师于路德很推崇的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陶勒与埃克哈特同样是泛神论者,主张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并反对教会的腐败,主张过虔诚的生活。约阿希姆是意大利的激进思想家,农民家庭出身。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奴隶到自由的进步过程,所谓自由就是建立“地上的和平与真理的王国”,即“千年王国”。到那时,处处是自由和真理,人和上帝变成朋友,《圣经》失去作用而被新福音代替。不过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动力是上帝,只有靠上帝才能建立千年王国,否认人的积极作用。约阿希姆还反对咬文嚼字地读《圣经》,强调要理解它的“内部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掌握其精神实质。约阿希姆的思想对西欧的农民运动影响极深,如意大利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多尔奇诺就深受他的影响。所以,闵采尔和路德一样,都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不过,闵采尔并非全盘照搬约阿希姆的思想,而是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摒弃其消极成分,主要是否认人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论述。闵采尔在1523年12月3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清楚:“我高度评价约阿希姆神甫的学说。我拜读过他对耶利米书的解释。然而,我的学说优于他的学说。我相信《圣经》全部经文能随时证明:我的学说不是来自它,而是来自上帝的道。”[3]
莱比锡辩论以后,闵采尔回到波伊蒂茨。他又埋头读了大量的书,其中有奥古斯丁(354—430年)文集、约瑟夫·弗拉维的拉丁文本《犹太战争史》。1520年1月1日,闵采尔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因为有很多时间学习,重读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和许多历史书籍,但苦恼的是无法得到更多的书。不久,他在给莱比锡书商的信里,表示想得到弗拉维的编年史、教会史,还有伊拉斯谟编的哲罗姆(胡斯的战友)全集以及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记录。年底,闵采尔又表示想得到下列书籍:洛伦佐·巴尔的《论自由意志》;罗伊希林的《名人书翰》以及伊拉斯谟、胡登和梅兰希通的种种著作。[4]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闵采尔十分关心寻求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的答案,并在寻求和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宗教政治观。
1520年4月,茨维考神甫约翰·维尔德瑙尔出缺,路德趁机介绍闵采尔去接替他的职务,担任那里的第一任新教牧师。当时,茨维考市长魏森巴赫的沃尔夫也积极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闵采尔到茨维考的初期,继续与路德合作共同进行反对方济各会的斗争,双方并无分歧。1520年7月13日,他在给路德的信里还尊敬地称路德是“上帝之友的典范和灯塔。争论,对我来说是痛心的。我确信,上帝会根据你的和全体基督徒的意见予以解决”。[5]
二、走自己的路
茨维考位于从纽伦堡到莱比锡和北方城市的商道上,工商业发达,盛产啤酒、呢绒和亚麻布,附近不远有驰名的施内堡和舍木尼茨银矿,被誉为萨克森的珍珠。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里的贫富分化严重。闵采尔常接触茨维考的矿工、纺织工和下层群众,同在他们中间流传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既然路德说过圣礼的核心是信,那么婴儿不可能有信,对他们施洗当然无效,应到成年时再施洗礼,故称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宣传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要消灭一切不敬上帝的人,建立只有洗礼和圣餐礼的人间天国即千年王国。他们表面上与世无争,苦修苦行,实际上却反映广大下层群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经常遭到搜捕和残酷迫害,到处流浪,但仍勇敢无畏,继续热情地宣传他们的主张。再洗礼派的首领是织工尼古拉·施托黑,下面有12个信徒和72个弟子,其中著名的有马克·托马和梅兰希通的学生托马斯·斯图布奈尔。
当路德的调子越来越低和逐渐倒向诸侯的时候,闵采尔挺身而出,同下层群众一起进行反对路德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闵采尔的布道越来越激烈,他攻击“盲牧人”——“以他们冗长的祈祷吞没寡妇的家产,守候在临终的人那里不是为了虔诚,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私欲”[6]。据赛得曼介绍,茨维考的宗教改革渐渐形成两派:一个是以圣玛丽亚教堂为中心的路德派,另一个是以圣卡托琳教堂为中心的闵采尔派。路德派攻击闵采尔派,“宣传福音和权利却不顾财产和金钱”,站在“普通人”和“穷人派”一边,“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暴动,要“在一个早上杀人”。闵采尔派则揭露路德在茨维考的亲信是“十足的金钱奴隶”,“只想生活在贵族中间”,“因为他们给你一杯葡萄酒”。[7]从后来(1523年7月9日)闵采尔给路德的信里我们知道,路德曾要求双方和好,遭到闵采尔的拒绝。1521年2月16日,茨维考市长亲自出面要求双方谈判,也没有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市政会决定不让他们布道,他们便举行秘密集会,于是市政府决定镇压,逮捕了一些人。敌人编了一首诬蔑闵采尔的歌谣:“黄头发,残忍的汉,嗜血成性的杀人犯;疯狂的人,大祸害,小心别叫他瞎捣蛋。”[8]4月,茨维考市当局准备逮捕闵采尔,于是,闵采尔和他的再洗礼派同伴一起离开茨维考。
在茨维考的一年是闵采尔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他经过一段探索、思考和接触下层群众,毅然决定脱离路德的宗教改革,决心走自己的路。他认识到宗教改革绝不能局限于宗教领域,必须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展。正是在茨维考,闵采尔深刻地指出:“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他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9]
1521年6月,闵采尔和托马、斯图布奈尔等出现在捷克的布拉格。闵采尔为什么去布拉格呢?赛得曼说是为了避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说避难,当时爱尔福特附近有个修道院请他去当拉丁语教师,月薪30佛罗林,完全可以过安定而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不去那里避难而冒险去捷克呢?捷克的空气紧张,宗教改革流行,市民和农民运动高涨。捷克又是胡司运动和塔波尔派的故乡。闵采尔去布拉格的真正目的是与捷克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学习捷克人民特别是塔波尔派的革命经验,以促进德国和世界革命的高涨。1521年11月,闵采尔在他的《布拉格宣言》里明确表示:“他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司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我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清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亚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徒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10]有趣的是,当时捷克人也要请路德来避难,路德不敢前往,宁愿躲进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两人的态度多么不同!
在《布拉格宣言》里,闵采尔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要“根据理性加以确证”;“不要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以免上当受骗。[11]强调理性,强调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这是闵采尔宗教观的核心。他认为,信仰,或者天主教和新教所说的玄而又玄的圣灵,其实就是理性,就是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它存在于人的“心脏、皮肤、毛发、骨骼、脑髓、精华、力量和能力中”[12]。因此,人人可以有理性,包括非基督徒在内;通过它,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在他看来,《圣经》对信仰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有错误,所以不能“一味死背《圣经》”,应当懂得“真正的《圣经》”“活的上帝”即理性。闵采尔对《圣经》的这种看法,多少受了约阿希姆的影响。闵采尔也讲天堂,但他的天堂不在来世,就在今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人间的天堂。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堂,当然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基督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是先知和师表。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福利,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则是不敬上帝的人。十分清楚,信仰的神秘、天堂的欺骗、地狱的恐吓,这些基督教甚至一切宗教的骗人外衣,被闵采尔剥得精光。正如恩格斯所说:闵采尔“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观点”。[13]
路德在许多地方也讲过理性,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指出从他开始才有思想自由,但路德是一位迷信很深的人,他认为《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只要《圣经》上讲了就是我们不理解也得照办,理性必须服从信仰。
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还说:“上天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14]这是公开号召暴力革命和由普通人掌握政权,它是闵采尔政治观的核心。塔波尔派曾经主张:穷人最热心于上帝的事业,他们用剑清除世上罪恶,用“百般武器”镇压坏人,用“基督的敌人的鲜血来洗我们的手”,建立上帝的王国。闵采尔可能接受塔波尔派的思想影响。斯米林认为,闵采尔建立基督教同盟的思想也与塔波尔派有关。例如,他要求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思想,显然与塔波尔派的第十三条纲领有关:“领主、奴仆、市民和农民,应忠于信仰,……若不亲自与他们联合,应像魔鬼一样被消灭,或像魔怪一样被杀死,捣毁其财产”。[15]
后来,闵采尔从这种思想出发,想到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与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即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社会。《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第27节里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闵采尔解释说:“圣民就是普通人;他们是上帝事业的唯一代表人。”他认为,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一切应是公有的,每人应按需分配”。
所以,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第一次公开阐明自己的基本宗教、政治观点,同路德的宗教改革划清了界限。然而,由于宣言的发表,闵采尔受到捷克当局的迫害,只好逃回德国。
三、阿尔斯特德牧师——带铁锤的闵采尔
闵采尔从捷克回来后,继续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城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522年夏,他在诺德豪森;年底,去过哈勒、魏玛和维登堡,与一位名叫奥蒂利厄·格尔森的修女结婚。大概还是1522年年底,闵采尔来到曼斯菲尔德附近的阿尔斯特德镇当牧师。这时,他不仅大胆地批判路德,毫无畏惧地攻击教会和诸侯,鼓吹暴力革命,而且着手建立秘密革命组织基督教同盟,为在地球上建立人间天堂努力奋斗,终于变阿尔斯特德镇为下层人民运动的中心。
在阿尔斯特德,闵采尔做起路德不敢做的事情来,如改革礼拜仪式,用德语而不用拉丁语做礼拜,举行圣餐不分僧俗人都可领取面包和酒,宣讲整本《圣经》而不只是抽讲福音书和使徒书,并要求大家用圣灵即理性去理解《圣经》的精神实质。闵采尔写了许多重要的小册子,如《论德国教会礼仪》《德国新教弥撒》等,接连发表,吓得当局慌忙封闭他的印刷所。他接连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组建基督教同盟,广泛吸收真正的基督徒入盟,包括诸侯、贵族在内。他经常亲自布道,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暴君和僧侣,建立人间的天堂。埃斯勒本、曼斯菲尔德、哈勒、阿舍斯勒本等地的矿工和下层群众,像朝圣一样经常来阿尔斯特德听他布道。史书记载:“穷苦的人们如此向往真理,以致条条大街满是来听讲道的人。”
闵采尔在布道中曾经号召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兄弟约翰,和人民一起用武力反抗罗马:“基督就说:‘我并未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驱走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应被消灭掉,而不予任何恩赦,……上帝在摩西《申命记》第七章里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16]
诸侯没有赞同他的反罗马号召,有的还下令臣民不得再听他布道,如曼斯菲尔德伯爵。1523年秋,闵采尔写信警告这位伯爵:“假如你一意孤行,继续你那一套残暴行为,并坚持那个不明智的禁令,那么,只要我的心一刻还在跳动,我将永远咒骂你这个恶霸和笨伯。”他还大义凛然地说:“你应该懂得,在伟大的正义事业中,虽举世的压力加诸其身,我亦无所畏惧!”最后署名“铲除叛教的使者托马斯·闵采尔”。[17]
闵采尔的激烈号召,在下层群众中受到热烈的欢迎。1524年3月,愤怒的群众放火烧掉著名朝圣中心梅伦巴赫(阿尔斯特德附近)的礼拜堂,打碎里面的神像。魏玛公爵约翰传讯肇事者,闵采尔亲自为他们申辩。
这件事惊动了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兄弟约翰。1524年7月,他们两人去阿尔斯特德要亲自听听闵采尔的讲道,看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破坏性。闵采尔当着他们的面毫无畏惧地说:要“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宣传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贵族就是重利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如果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德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啊”。[18]
另据记载,闵采尔在这次讲道中还讲到了古巴比伦王做梦的故事。他说:《圣经》里记载巴比伦国王梦见一像,其头、胸、肚、腿、脚分别由金、银、铜、铁、泥做成。忽然飞来一块石头,把像砸得粉碎。闵采尔解释说:金、银、铜、铁、泥象征五大国,即巴比伦帝国、米底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和当时的德国交替的历史;我们德国是泥足大国,基础不牢,不仅分裂而且伪善。“人家都看得很清楚,蛇和鳗在一块作恶。教皇和所有的僧侣坏蛋是蛇,而世俗的领主和统治者是鳗。那石头象征上帝之国,以雷霆万钧之势翻滚下来,消灭现存制度,建立上帝之国。贫苦的人民,对这块石头比你们看得清楚,公爵应当知道,上帝之国将由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建立起来!”你们诸侯“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任务,就得去驱逐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19]
闵采尔在这次讲道中通俗而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如何掌握《圣经》的精神实质,影响很大。约翰公爵下令驱逐承印这篇布道稿的人,并禁止闵采尔刊印未经政府审查的任何著作。闵采尔不理会这道禁令,随即把一篇更加激昂的著作《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拿到米尔豪森付印。在这部书里,闵采尔说:“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封面上印着“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还有一段警句:“上帝说,难道我的话不是像一团火,不是像打碎磐石的铁锤吗?”[20]
于是,路德赶忙发表《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公开要求诸侯把“撒旦的邪恶精灵”闵采尔驱逐出境,因为他鼓吹暴动,反对官厅。闵采尔则谴责路德是新教皇,要与诸侯重修旧好,把教会拱手交给诸侯。
1524年8月1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弟约翰,在魏玛以图谋叛乱罪审判闵采尔,并扬言要把他驱逐出境。8月15日,闵采尔急忙离开阿尔斯特德,前往帝国城市米尔豪森。
米尔豪森的市民运动,早在1523年,就在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等人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闵采尔来到以后,积极参加这里的平民农民斗争,但城市贵族很快得手。路德于是向市当局告密说:“此人在许多地方,尤其在茨维考和近来在阿尔斯特德已得到证实,他的活动除导致杀人、暴动和流血外,不能有别的结果”,并出谋划策禁止他“宣传”。[21]1524年9月底,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先后被驱逐出境。
10月,闵采尔漂泊到南方的纽伦堡。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赢得群众的支持。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愿意同纽伦堡人合演一出美妙的戏剧,如果我有兴趣造反的话。”路德又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现了,阿尔斯特德的幽灵!”闵采尔付印他的答路德书,叫《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徒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他在这部书里指责路德“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做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22]市当局下令全部没收该书,并将承印工人关进地牢,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这时的闵采尔一文不名,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仍热情地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他说:“法律将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们呼喊也没有用。如果说上一次我用火枪谴责了他们,那么现在我则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23]
这“上帝”、这“雷击”不是别的,正是士瓦本南方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闵采尔离开纽伦堡后,径直向南士瓦本走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英国百科全书》,第15版,第12卷,619页。
[3]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110—111页。
[4] [苏联]斯米林:《人民宗教改革的先进思想》,载《中世纪》,1975(39)。
[5]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68—69页。
[6]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德]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69页。
[8]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13页。
[10]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19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4]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233页。
[16]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6—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 [苏联]施捷克里:《托马斯·闵采尔》,129—130页。
[18]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命》,上册,210—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 [苏联]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173—174页。
[20]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1]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33—134页。
[22]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