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随路德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开端指出：“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1]闵采尔就是德国历史上最优秀、坚韧不拔的革命人物之一，就是其理想和计划使后人惊惧的卓越的农民平民革命领袖。

托马斯·闵采尔，生于德国哈茨山麓的施托尔堡。他的家世和出生年代，所知甚少，至今难以确定。据说父亲是农民，在闵采尔的童年时代就被施托尔堡伯爵迫害致死。也有人说闵采尔的父亲是个著名的铸币匠，在闵采尔14岁时（1503年）全家迁往奎德林堡，其父仍在一修道院的铸币场工作。1506年莱比锡大学的注册簿上发现有闵采尔的名字，说明十六七岁的闵采尔曾在这里学习。他勤奋攻读哲学、神学，精通《圣经》，懂得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能为人治病。1512年，闵采尔进入法兰克福（奥得）大学学习，获神学学士学位。[2]有人说他曾在维登堡大学学习，获得过博士学位，但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1513年，闵采尔在萨勒河畔的哈勒任拉丁文学校教师，1514年至1515年又去阿舍斯勒本（埃斯勒本以北）任教师和见习神甫（弗罗泽修道院）。在哈勒和阿舍斯勒本任职期间，闵采尔组织一个秘密团体，从事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的活动，开始改革天主教的弥撒和仪式。1516年，闵采尔升任弗罗泽修道院院长。1517年至1518年，他在不伦瑞克的马蒂尼中学任教，1519年至1520年又在魏森费尔斯附近的波伊蒂茨修道院任忏悔神甫。

1517年10月，路德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像火花一样点燃了德国革命的熊熊烈火。闵采尔十分敬仰和积极支持路德，可能去过维登堡。1519年4月，路德派他去尤特博格（维登堡附近）进行反对教皇党徒的斗争。5月，闵采尔受到方济各会和勃兰登堡主教的追捕，路德又安排他去卡尔施塔特的教区奥拉明德暂住。赛德曼在他所著的《闵采尔传》（1842年版）里认为，闵采尔很可能参加了著名的莱比锡辩论。

闵采尔在奥拉明德暂住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约阿希姆和陶勒的著作。陶勒是斯特拉斯堡人，曾从师于路德很推崇的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陶勒与埃克哈特同样是泛神论者，主张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并反对教会的腐败，主张过虔诚的生活。约阿希姆是意大利的激进思想家，农民家庭出身。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从奴隶到自由的进步过程，所谓自由就是建立“地上的和平与真理的王国”，即“千年王国”。到那时，处处是自由和真理，人和上帝变成朋友，《圣经》失去作用而被新福音代替。不过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动力是上帝，只有靠上帝才能建立千年王国，否认人的积极作用。约阿希姆还反对咬文嚼字地读《圣经》，强调要理解它的“内部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掌握其精神实质。约阿希姆的思想对西欧的农民运动影响极深，如意大利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多尔奇诺就深受他的影响。所以，闵采尔和路德一样，都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不过，闵采尔并非全盘照搬约阿希姆的思想，而是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摒弃其消极成分，主要是否认人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论述。闵采尔在1523年12月3日写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清楚：“我高度评价约阿希姆神甫的学说。我拜读过他对耶利米书的解释。然而，我的学说优于他的学说。我相信《圣经》全部经文能随时证明：我的学说不是来自它，而是来自上帝的道。”[3]

莱比锡辩论以后，闵采尔回到波伊蒂茨。他又埋头读了大量的书，其中有奥古斯丁（354—430年）文集、约瑟夫·弗拉维的拉丁文本《犹太战争史》。1520年1月1日，闵采尔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对自己的职业感到满意，因为有很多时间学习，重读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和许多历史书籍，但苦恼的是无法得到更多的书。不久，他在给莱比锡书商的信里，表示想得到弗拉维的编年史、教会史，还有伊拉斯谟编的哲罗姆（胡斯的战友）全集以及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会议的记录。年底，闵采尔又表示想得到下列书籍：洛伦佐·巴尔的《论自由意志》；罗伊希林的《名人书翰》以及伊拉斯谟、胡登和梅兰希通的种种著作。[4]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闵采尔十分关心寻求宗教改革运动中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的答案，并在寻求和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宗教政治观。

1520年4月，茨维考神甫约翰·维尔德瑙尔出缺，路德趁机介绍闵采尔去接替他的职务，担任那里的第一任新教牧师。当时，茨维考市长魏森巴赫的沃尔夫也积极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闵采尔到茨维考的初期，继续与路德合作共同进行反对方济各会的斗争，双方并无分歧。1520年7月13日，他在给路德的信里还尊敬地称路德是“上帝之友的典范和灯塔。争论，对我来说是痛心的。我确信，上帝会根据你的和全体基督徒的意见予以解决”。[5]

二、走自己的路

茨维考位于从纽伦堡到莱比锡和北方城市的商道上，工商业发达，盛产啤酒、呢绒和亚麻布，附近不远有驰名的施内堡和舍木尼茨银矿，被誉为萨克森的珍珠。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里的贫富分化严重。闵采尔常接触茨维考的矿工、纺织工和下层群众，同在他们中间流传的再洗礼派关系密切。他们认为，既然路德说过圣礼的核心是信，那么婴儿不可能有信，对他们施洗当然无效，应到成年时再施洗礼，故称再洗礼派。再洗礼派宣传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要消灭一切不敬上帝的人，建立只有洗礼和圣餐礼的人间天国即千年王国。他们表面上与世无争，苦修苦行，实际上却反映广大下层群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经常遭到搜捕和残酷迫害，到处流浪，但仍勇敢无畏，继续热情地宣传他们的主张。再洗礼派的首领是织工尼古拉·施托黑，下面有12个信徒和72个弟子，其中著名的有马克·托马和梅兰希通的学生托马斯·斯图布奈尔。

当路德的调子越来越低和逐渐倒向诸侯的时候，闵采尔挺身而出，同下层群众一起进行反对路德及其追随者的斗争。闵采尔的布道越来越激烈，他攻击“盲牧人”——“以他们冗长的祈祷吞没寡妇的家产，守候在临终的人那里不是为了虔诚，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私欲”[6]。据赛得曼介绍，茨维考的宗教改革渐渐形成两派：一个是以圣玛丽亚教堂为中心的路德派，另一个是以圣卡托琳教堂为中心的闵采尔派。路德派攻击闵采尔派，“宣传福音和权利却不顾财产和金钱”，站在“普通人”和“穷人派”一边，“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暴动，要“在一个早上杀人”。闵采尔派则揭露路德在茨维考的亲信是“十足的金钱奴隶”，“只想生活在贵族中间”，“因为他们给你一杯葡萄酒”。[7]从后来（1523年7月9日）闵采尔给路德的信里我们知道，路德曾要求双方和好，遭到闵采尔的拒绝。1521年2月16日，茨维考市长亲自出面要求双方谈判，也没有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市政会决定不让他们布道，他们便举行秘密集会，于是市政府决定镇压，逮捕了一些人。敌人编了一首诬蔑闵采尔的歌谣：“黄头发，残忍的汉，嗜血成性的杀人犯；疯狂的人，大祸害，小心别叫他瞎捣蛋。”[8]4月，茨维考市当局准备逮捕闵采尔，于是，闵采尔和他的再洗礼派同伴一起离开茨维考。

在茨维考的一年是闵采尔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他经过一段探索、思考和接触下层群众，毅然决定脱离路德的宗教改革，决心走自己的路。他认识到宗教改革绝不能局限于宗教领域，必须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展。正是在茨维考，闵采尔深刻地指出：“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他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9]

1521年6月，闵采尔和托马、斯图布奈尔等出现在捷克的布拉格。闵采尔为什么去布拉格呢？赛得曼说是为了避难。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要说避难，当时爱尔福特附近有个修道院请他去当拉丁语教师，月薪30佛罗林，完全可以过安定而舒适的生活，为什么不去那里避难而冒险去捷克呢？捷克的空气紧张，宗教改革流行，市民和农民运动高涨。捷克又是胡司运动和塔波尔派的故乡。闵采尔去布拉格的真正目的是与捷克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学习捷克人民特别是塔波尔派的革命经验，以促进德国和世界革命的高涨。1521年11月，闵采尔在他的《布拉格宣言》里明确表示：“他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司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我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清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亚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徒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10]有趣的是，当时捷克人也要请路德来避难，路德不敢前往，宁愿躲进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两人的态度多么不同！

在《布拉格宣言》里，闵采尔号召上帝的“特选子民”，不要“一味死背《圣经》”，要“根据理性加以确证”；“不要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以免上当受骗。[11]强调理性，强调遵从活的、会说话的上帝，这是闵采尔宗教观的核心。他认为，信仰，或者天主教和新教所说的玄而又玄的圣灵，其实就是理性，就是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它存在于人的“心脏、皮肤、毛发、骨骼、脑髓、精华、力量和能力中”[12]。因此，人人可以有理性，包括非基督徒在内；通过它，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在他看来，《圣经》对信仰来说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有错误，所以不能“一味死背《圣经》”，应当懂得“真正的《圣经》”“活的上帝”即理性。闵采尔对《圣经》的这种看法，多少受了约阿希姆的影响。闵采尔也讲天堂，但他的天堂不在来世，就在今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建立人间的天堂。既然没有来世的天堂，当然也就没有来世的地狱。基督就在这个世界上，他同我们一样也是人，只是先知和师表。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福利，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则是不敬上帝的人。十分清楚，信仰的神秘、天堂的欺骗、地狱的恐吓，这些基督教甚至一切宗教的骗人外衣，被闵采尔剥得精光。正如恩格斯所说：闵采尔“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观点”。[13]

路德在许多地方也讲过理性，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指出从他开始才有思想自由，但路德是一位迷信很深的人，他认为《圣经》是唯一无误的启示，只要《圣经》上讲了就是我们不理解也得照办，理性必须服从信仰。

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还说：“上天以日工资一戈罗什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14]这是公开号召暴力革命和由普通人掌握政权，它是闵采尔政治观的核心。塔波尔派曾经主张：穷人最热心于上帝的事业，他们用剑清除世上罪恶，用“百般武器”镇压坏人，用“基督的敌人的鲜血来洗我们的手”，建立上帝的王国。闵采尔可能接受塔波尔派的思想影响。斯米林认为，闵采尔建立基督教同盟的思想也与塔波尔派有关。例如，他要求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思想，显然与塔波尔派的第十三条纲领有关：“领主、奴仆、市民和农民，应忠于信仰，……若不亲自与他们联合，应像魔鬼一样被消灭，或像魔怪一样被杀死，捣毁其财产”。[15]

后来，闵采尔从这种思想出发，想到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与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即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社会。《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第27节里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闵采尔解释说：“圣民就是普通人；他们是上帝事业的唯一代表人。”他认为，在普通人掌权的国家里，“根据基督爱的要求，谁也不能高于别人，每人都是自由的，一切财产应当公有”；“一切应是公有的，每人应按需分配”。

所以，闵采尔在《布拉格宣言》里，第一次公开阐明自己的基本宗教、政治观点，同路德的宗教改革划清了界限。然而，由于宣言的发表，闵采尔受到捷克当局的迫害，只好逃回德国。

三、阿尔斯特德牧师——带铁锤的闵采尔

闵采尔从捷克回来后，继续奔走于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城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522年夏，他在诺德豪森；年底，去过哈勒、魏玛和维登堡，与一位名叫奥蒂利厄·格尔森的修女结婚。大概还是1522年年底，闵采尔来到曼斯菲尔德附近的阿尔斯特德镇当牧师。这时，他不仅大胆地批判路德，毫无畏惧地攻击教会和诸侯，鼓吹暴力革命，而且着手建立秘密革命组织基督教同盟，为在地球上建立人间天堂努力奋斗，终于变阿尔斯特德镇为下层人民运动的中心。

在阿尔斯特德，闵采尔做起路德不敢做的事情来，如改革礼拜仪式，用德语而不用拉丁语做礼拜，举行圣餐不分僧俗人都可领取面包和酒，宣讲整本《圣经》而不只是抽讲福音书和使徒书，并要求大家用圣灵即理性去理解《圣经》的精神实质。闵采尔写了许多重要的小册子，如《论德国教会礼仪》《德国新教弥撒》等，接连发表，吓得当局慌忙封闭他的印刷所。他接连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组建基督教同盟，广泛吸收真正的基督徒入盟，包括诸侯、贵族在内。他经常亲自布道，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暴君和僧侣，建立人间的天堂。埃斯勒本、曼斯菲尔德、哈勒、阿舍斯勒本等地的矿工和下层群众，像朝圣一样经常来阿尔斯特德听他布道。史书记载：“穷苦的人们如此向往真理，以致条条大街满是来听讲道的人。”

闵采尔在布道中曾经号召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兄弟约翰，和人民一起用武力反抗罗马：“基督就说：‘我并未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驱走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应被消灭掉，而不予任何恩赦，……上帝在摩西《申命记》第七章里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16]

诸侯没有赞同他的反罗马号召，有的还下令臣民不得再听他布道，如曼斯菲尔德伯爵。1523年秋，闵采尔写信警告这位伯爵：“假如你一意孤行，继续你那一套残暴行为，并坚持那个不明智的禁令，那么，只要我的心一刻还在跳动，我将永远咒骂你这个恶霸和笨伯。”他还大义凛然地说：“你应该懂得，在伟大的正义事业中，虽举世的压力加诸其身，我亦无所畏惧！”最后署名“铲除叛教的使者托马斯·闵采尔”。[17]

闵采尔的激烈号召，在下层群众中受到热烈的欢迎。1524年3月，愤怒的群众放火烧掉著名朝圣中心梅伦巴赫（阿尔斯特德附近）的礼拜堂，打碎里面的神像。魏玛公爵约翰传讯肇事者，闵采尔亲自为他们申辩。

这件事惊动了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兄弟约翰。1524年7月，他们两人去阿尔斯特德要亲自听听闵采尔的讲道，看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破坏性。闵采尔当着他们的面毫无畏惧地说：要“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宣传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贵族就是重利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如果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德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啊”。[18]

另据记载，闵采尔在这次讲道中还讲到了古巴比伦王做梦的故事。他说：《圣经》里记载巴比伦国王梦见一像，其头、胸、肚、腿、脚分别由金、银、铜、铁、泥做成。忽然飞来一块石头，把像砸得粉碎。闵采尔解释说：金、银、铜、铁、泥象征五大国，即巴比伦帝国、米底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和当时的德国交替的历史；我们德国是泥足大国，基础不牢，不仅分裂而且伪善。“人家都看得很清楚，蛇和鳗在一块作恶。教皇和所有的僧侣坏蛋是蛇，而世俗的领主和统治者是鳗。那石头象征上帝之国，以雷霆万钧之势翻滚下来，消灭现存制度，建立上帝之国。贫苦的人民，对这块石头比你们看得清楚，公爵应当知道，上帝之国将由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建立起来！”你们诸侯“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任务，就得去驱逐妨碍福音的恶魔。……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19]

闵采尔在这次讲道中通俗而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通过具体事例说明如何掌握《圣经》的精神实质，影响很大。约翰公爵下令驱逐承印这篇布道稿的人，并禁止闵采尔刊印未经政府审查的任何著作。闵采尔不理会这道禁令，随即把一篇更加激昂的著作《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拿到米尔豪森付印。在这部书里，闵采尔说：“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封面上印着“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还有一段警句：“上帝说，难道我的话不是像一团火，不是像打碎磐石的铁锤吗？”[20]

于是，路德赶忙发表《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公开要求诸侯把“撒旦的邪恶精灵”闵采尔驱逐出境，因为他鼓吹暴动，反对官厅。闵采尔则谴责路德是新教皇，要与诸侯重修旧好，把教会拱手交给诸侯。

1524年8月1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及其弟约翰，在魏玛以图谋叛乱罪审判闵采尔，并扬言要把他驱逐出境。8月15日，闵采尔急忙离开阿尔斯特德，前往帝国城市米尔豪森。

米尔豪森的市民运动，早在1523年，就在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等人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闵采尔来到以后，积极参加这里的平民农民斗争，但城市贵族很快得手。路德于是向市当局告密说：“此人在许多地方，尤其在茨维考和近来在阿尔斯特德已得到证实，他的活动除导致杀人、暴动和流血外，不能有别的结果”，并出谋划策禁止他“宣传”。[21]1524年9月底，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先后被驱逐出境。

10月，闵采尔漂泊到南方的纽伦堡。他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赢得群众的支持。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愿意同纽伦堡人合演一出美妙的戏剧，如果我有兴趣造反的话。”路德又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现了，阿尔斯特德的幽灵！”闵采尔付印他的答路德书，叫《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徒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他在这部书里指责路德“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做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22]市当局下令全部没收该书，并将承印工人关进地牢，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这时的闵采尔一文不名，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仍热情地为正义事业努力奋斗。他说：“法律将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们呼喊也没有用。如果说上一次我用火枪谴责了他们，那么现在我则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23]

这“上帝”、这“雷击”不是别的，正是士瓦本南方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闵采尔离开纽伦堡后，径直向南士瓦本走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英国百科全书》，第15版，第12卷，619页。

[3]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110—111页。

[4] ［苏联］斯米林：《人民宗教改革的先进思想》，载《中世纪》，1975（39）。

[5]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68—69页。

[6]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德］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69页。

[8]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13页。

[10]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4—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苏联］斯米林：《宗教改革和伟大农民战争时期的德国》，19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4]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 ［苏联］斯米林：《托马斯·闵采尔的人民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233页。

[16]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06—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 ［苏联］施捷克里：《托马斯·闵采尔》，129—130页。

[18]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命》，上册，210—2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 ［苏联］普里舍夫：《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文学概论》，173—174页。

[20]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1]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33—134页。

[22]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2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