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士的状况

骑士是低级贵族，即封建主阶级中的低级阶层。16世纪初，德国封建主阶级中最强有力的集团仍然是诸侯；中等贵族几乎绝迹，不是上升为小诸侯就是下降为骑士。诸侯对上要求分权，绝不允许皇权强大到威胁自己利益的程度，对下则要求集权，迫使城市和骑士服从其统治。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和火器的改善，骑士在军事上的作用日益降低。大部分骑士只有靠为诸侯服务为生，对诸侯俯首听命。当时有这样的记载：骑士“视贫穷为可耻，乐于从事种种冒险，以取得他们认为与其称号不可或缺的荣誉和财产。许多人跟随诸侯和领主从事战争，一有所获便衣锦还乡，并且以为自己已经是真正高贵的人了”。[1]

一小部分直属帝国的骑士，即帝国骑士，由于他们的职业以及他们在与诸侯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他们嫉羡教会的富有，不满诸侯的专权，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济金根，就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帝国骑士（男爵）。

在经济上，随着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骑士阶层也日趋没落，完全变成多余的寄生者。他们生活奢侈，讲究排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根本没有英国新贵族那样的事业心。当时人常常这样描写这帮老爷：“他们得到丰足的地租和捐税，但只会打猎、饮酒、狂欢、享乐——养尊处优”；“德意志贵族觉得他们从事打猎、任何事情不干或消磨光阴于乘骑猎鹰上是令人满意的”；“他们住在深山密林或其他地方的坚固堡寨里。他们在自己家里讲阔气，养有数不清的仆婢、马、狗，而且百般地装饰他（它）们。他们外出时奇装艳服，常有大队亲族尾随。他们把自己的徽章挂在教堂的墙壁或圣坛上。许多人不是像往昔那样靠德高望重赢得尊贵，而是靠门荫。他们视贫穷为可耻，乐于从事种种冒险，以取得他们认为与其称号不可或缺的荣誉和财产”。

骑士的封建性收入，怎么也满足不了他们奢侈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据说，当时一件女装值9至10个佛罗林，而一摩肯土地仅值2—3个佛罗林。骑士迫切需要金钱，但从哪里弄到金钱呢？一个是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或把土地抵押出去，再一个是拦路抢劫。关于对农民剥削的加强，史书多有记载。如有的记载：“遵照神命，贵族应当是高尚的，应当威慑和惩治罪恶，捍卫和保护善良，孤寡的保卫者，而做的却恰好相反，那些本应守卫羊群的狗，自己反而成了狼，只要可能就攫取这些牧人和看守应当保护和看守的一切……只盯着羊毛，可是谁也不关心羊的幸福。”狼盯着羊毛并抢走羊的一切，不关心羊的安宁，这是贵族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生动写照！

恩格斯明确指出：“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2]

德国骑士弄到金钱的第二个办法是拦路抢劫，掠夺商人的财货或俘虏人质索取赎金，用骑士自己的说法是用马啃掉行人的腰包。1507年，威尼斯驻德大使在给总督和议会的报告里曾经这样描写德国的骑士说：“骑士们通常住在远离城镇的一些堡垒里、诸侯的宫廷里或者偏僻的山区里。他们的生活和衣着都不好。他们憎恨市民，生活贫困，但他们非常自豪，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足以诱使他们逐利经商。他们专心打仗，遇拮据时只有求助于打猎和拦路抢劫。甚至在法兰克尼亚也是如此，因为那里有很多这类的好汉，道路很不安宁。例如，在纽伦堡一带和其他许多地方，就是如此。”[3]

所以，骑士和市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后来担任过农民军指挥官的独臂骑士格茨·冯·贝利欣根，在他的自传里曾生动地叙述过他与纽伦堡的紧张关系。他说：“我们同纽伦堡有隙。有一次，探知一些货车必须经过名叫哈根塞斯的森林……当货车通过那里的时候，我们向它们发动攻击，全部擒获”。又一次，他捉了五六个纽伦堡商人，其中有一个是第三次被俘，他画个十字说道：“我原来想，即使天塌下来，你今天也抓不到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这时他数着天数），我们纽伦堡几百个商人还在市集上议论你，有准确消息说你在哈根斯匹茨，打算在那里发动袭击和抢劫货物。因此，我十分奇怪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这里来。”贝利欣根接着说：“其实我自己也奇怪，关于我行踪的消息这样迅速地传到了纽伦堡……纽伦堡人非常善于侦察自己的敌人，为此显然做了非常大的努力。”[4]贝利欣根不仅经常袭击纽伦堡商人，还扬言要捉拿纽伦堡市长，要把他的金项链挂在自己的脖子和武器上。[5]

恩格斯说得好：“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6]骑士要反对罗马教会和诸侯割据并进而统一德国，没有同盟者是不行的，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和市民。然而，骑士坚持过时的农奴制度，巧立名目榨干农民的血汗，又洗劫城市、抢掠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怎么能同农民或市民结成同盟呢？16世纪的德国骑士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骑士与市民结为同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这种同盟并没有出现，或只在局部地区出现。骑士自己势孤力单，没有同盟者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实现统一德国的理想；如果自己有所动作，遇到强大的诸侯，失败是必然的，这是骑士暴动的必然结局。

二、胡登和济金根

胡登是德国贵族的理论家，济金根是贵族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两人共同领导了1522年至1523年的骑士暴动。

乌尔利希·冯·胡登，生于富尔达附近斯特克堡的一个骑士家庭里。1501年，11岁的胡登被父亲送往本笃修会当僧侣，但渴望自由的胡登不久（1504年）便从修道院里逃走。父亲对他的行动十分恼火，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胡登遂与家庭断绝关系。后来，胡登进入法兰克福（奥得）大学学习，旋又往爱尔福特，结识许多学者和诗人，自己也成了人文主义者。1515年，他的堂兄被符腾堡公爵杀害，胡登赋诗修书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全国影响很大。

1517年，主要由胡登撰写的《鄙人书翰》第二册出版，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发动猛烈的攻击。书中质问科隆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星期五不慎吃了一个已变成小鸡的鸡蛋是不是犯了下地狱的罪？因为照教会的规矩，星期五只能吃鱼，不得吃肉。有人说这不算吃肉，有人说算。书中还称教皇一伙“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鄙人书翰》的影响很大，为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拉萨尔正确地写道：

当德意志还在沉睡，

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敞开胸怀呼吸之时，

他是第一个猛烈地摇醒他的人！

他站出来说话，比马丁·路德还早，

他曾勇敢地把手套掷向强大的罗马，

在内心的冲动中，

他向一切暴力统治宣战，

他是一个大丈夫。[7]

1517年12月，胡登出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的名著《论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瓦拉的书写于1440年，这是第一次出版。“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公元8世纪后半期教皇虚构的说法，大意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授权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人，统治罗马、意大利和罗马帝国西部地区。教皇以此为根据证明，罗马教皇的权力高于西欧各国的政权，有权统治西欧。瓦拉用考证的方法证明“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影响很大。胡登在为瓦拉的书写的序言里说：瓦拉的书人人必读，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并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他还大胆地指出：“任何一个教皇没有任何权力强求世俗的统治，任何一个声称奢求世上根本不存在的君士坦丁赠礼的彼得的继承人，都不是上帝的代表。”胡登第一个喊出教皇不是上帝代表的呼声，大胆地指出教皇无权追求世俗的权利，否定教权高于政权的传统说法，讲了当时路德没有讲的话。这样，不仅客观上有力地支援了路德发难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对西欧各国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518年，胡登在美因茨大主教处任职。他进一步攻击教皇是“死亡和罪恶的祸首”，是出卖天国的贩子，“出卖他自己比别人更需要的东西”。他在《关于土耳其的演说》里指出，教皇高喊反对土耳其人，其实反对教皇才是战胜土耳其人的必要前提。[8]

1519年10月，胡登将在富尔达寺院发现的亨利四世反对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斗争的资料五卷，献给查理五世的兄弟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德，并附上一封信。他在信里盛赞亨利四世是把德国从外国**下解放出来的英雄，“是一个统治着德国的最勇敢和威风凛凛的国王，给全体德国人民增添了光荣”。胡登的用意是明显的，那就是希望大公劝告查理皇帝以亨利四世为榜样，“恢复往日帝国的尊严”，“恢复我们的自由”。他认为：“这是使德国形势好转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办法。”[9]以亨利四世为榜样恢复帝国的自由和尊严，形象地勾画出胡登的基本政治纲领。

胡登与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是有趣的。原来，当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胡登暂时还不了解它的意义，曾经认为是僧侣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1518年4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在萨克森，在维登堡，形成两个派别，其中一派起来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另一派为赎罪券辩护。斗争不是开玩笑，双方鼓起全力，而僧侣支配着斗争的双方。”[10]后来，路德的主张日益明确并越来越坚决，事实证明胡登的认识不对。他便毅然放弃不正确的看法，站在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宗教改革运动一边，一起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

大概在1519年，胡登结识了济金根，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弗兰茨·冯·济金根，是一个著名的帝国骑士。他勇敢，有战功，而且有钱，能在短期内招募一支可观的军队。1515年和1516年，他曾带兵包围沃姆斯城，不准任何人入内，毁坏其田地和葡萄园，使那里的市集无法进行，虽莱茵各邦集会研究对策，也不敢做出任何决定。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竞选德国皇帝时，曾认为他是一位可以像选侯那样依靠的人物。查理五世当选皇帝后，他在帝国军队里服役。骑士们认为他是自己的首脑和代言人。

济金根自结识胡登以后，完全接受胡登的政治和宗教主张。在他的厄贝恩堡和兰德施图尔城堡里，除胡登外，罗伊希林、奥克拉姆帕迪乌斯、克隆贝格、施韦伯尔和布赫尔等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是经常的座上客。济金根写信反对崇拜圣像和圣徒，并亲自为他的牧师施韦伯尔主持结婚典礼。厄贝恩堡甚至比维登堡更早实行两种形式的圣餐、用德语做礼拜。[11]胡登高兴地给伊拉斯谟写信说：“的确，德国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物了。德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确信，弗兰茨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荣誉。”[12]

1520年6月4日，胡登代表济金根致书路德表示支持，第一句话就是“自由万岁”，向路德致敬。他说：“厄克抱怨我和你一致，他是正确的，因为我的整个计划与你的吻合”；“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永远是你的支持者”；“德国一定自由，长期遭受欺凌的祖国终将解放！上帝和我们在一起，而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13]胡登还代表济金根邀请路德到他们那里去，一方面比较安全，另一方面还有个印刷所，可以自由地印刷他的著作。然而，胆小的路德被他信中表示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的主张吓住了，始终不敢应邀前往。他在复信里说：“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无须因暴力而消亡。”[14]

可见，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胡登远比路德激进。拉萨尔在他的剧本里曾经描写胡登对暴力的赞赏，马克思认为写得非常好：

不要把剑看得那样糟！

历史上能看到的壮丽事业，

从来都是用剑来完成，

今后将要进行的一切伟大事业，

最后也都靠剑才能成功！

1520年上半年，胡登连续发表几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如《罗马的三位一体》《观察家》和《狂热症》等，斗争锋芒不仅指向天主教会，而且直指德国政治分裂的主要代表诸侯。胡登在《罗马的三位一体》中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有三件事妨碍德国的提高：诸侯的无所作为、不懂科学和人民的迷信。”他接着说：“有三件事能使罗马回到以前，状况甚至更好些：德国诸侯的厉害、基督徒的不能忍耐和土耳其人兵临城下”；“罗马最恨的三件事是：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牧师主教的自由选举和德国人的觉醒，尤其是恨第三件事”；“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假装神圣”。胡登明确指出，诸侯的无所作为是妨碍德国提高的一个原因，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他比路德激进的又一个表现。

1520年6月，教皇发出迫害路德和宗教改革的训令。胡登知道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有关德国命运的大事。为使大家能够见识不光彩的东西，“明白真理在哪里”，他为之写序和跋予以出版。胡登在序和跋里指出：“问题不仅是路德，事情涉及每个人，因为今天**裸的暴力不只是威胁某个人，而是将加害于我们整个国家！”罗马充满“小偷、骗子、强盗和各式各样的坏蛋，他们像猎人那样张开罗网、布下圈套，天天等候来自德国的战利品。”他还警告教皇不得迫害路德和其他敢于讲出自己主张的人，大发臭肝火只能激起更大的公愤。他提醒大家要记住你们是德国人，起来讨伐犯罪分子！胡登相信德国的革命是正义的，会得到大家的支持，自己的行动光明磊落，即使遭到危险也在所不惜。[15]

沃姆斯帝国议会召开期间，胡登住在离沃姆斯不远的厄贝恩堡。4月17日和20日，他两次写信给路德，表示“每一个真正高尚的人越来越同情你，现在你并不缺少支持者，到处可以找到大胆支持你的人”。他还著文痛斥围攻路德的教皇使节和一些诸侯，并上书查理皇帝直言不讳地说：“由于谴责路德使自由受损，而你的立场动摇，有损你的尊严。”[16]

三、骑士暴动的经过

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的表演，擦亮了大家的眼睛。人们逐渐明白，很难依靠这位皇帝同罗马进行胜利的斗争。前面已经说过，就在议会召开期间，沃姆斯街头出现标语：“国家的不幸在于，国王是个孩子。”人们在议论“鞋会”，暗示新的农民暴动即将爆发。胡登也是如此，他对皇帝查理五世的幻想破灭了。胡登捧着《圣经》叹息说：“多灾多难的国家啊，它的国王是个孩子！”他的朋友克隆贝格，也谢绝皇帝的挽留，立刻辞职。

1522年3月，巴伐利亚公爵收到一份报告说：“目前各地发生的犯上事件，希殿下深思。有人印了一份小册子，散发给老百姓，列举很多理由，说明平民对国王、诸侯、领主的隶属关系过去曾使他们遭到暴政压迫，劝告平民脱离这种关系，并说这样做是一件善行。这一切都来自路德那个恶魔和弗兰茨的党羽。如果说反对诸侯的一个强大‘鞋会’和叛乱已存在多年，那么现在它又猖獗起来了。”[17]

1522年8月13日，济金根召集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等地的贵族在兰都集会，结成为期六年的“兄弟同盟”，宣誓互相帮助维持秩序，实现中部德国骑士的联合。济金根任盟主。8月27日，济金根向特里尔大主教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宣战，理由是他触犯了上帝和皇帝陛下。9月初，济金根率领主要由雇佣兵组成的5000步兵和1500骑兵，带着大炮从厄贝恩堡出发，向特里尔进军。与此同时，济金根又派雷内贝格去克勒弗和幽利希，派巴斯塔德·索姆布雷夫去科隆，派汉斯·福斯去林堡，派米歇尔·明克维茨去不伦瑞克，为他招兵，以便分进合击，一举打倒特里尔大主教。9月7日，济金根带领的部队到达特里尔城下。济金根向特里尔市民发表声明说，他这一次军事行动不同于过去的封建内讧，是为了“把他们从反基督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带给他们福音和自由”。[18]很明显，济金根是希望取得特里尔市民的支持或同情的。

济金根的军事行动，震动了整个德国。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济金根想当选侯，也有的说想当皇帝。萨克森公爵乔治的宫廷里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对诸侯的严重威胁，有的说长此以往可真不知谁是国王皇帝、谁是诸侯和谁是领主了。巴伐利亚公爵接到报告说：“济金根将要发动一场贱民暴乱。据情报员每天的禀报，情况与‘鞋会’完全相同。如果‘鞋会’复活，平民得势，恐怕莱茵河流域诸侯的早餐，其他诸侯的晚宴，普通贵族的夜酒，尽皆休矣！”[19]

皇帝查理五世正忙于对法国的战争，不在国内。由巴拉丁伯爵弗里德里克领导的帝国枢密院，立刻派人去劝诫济金根，并号召邻邦诸侯出兵反击。济金根的答复是：他要做一件罗马皇帝从未敢做的事，即在帝国实行一种新制度（9月13日答复）；他要惩罚一下这位因国王选举拿了法国钱的僧侣，他的领主皇帝不会生气的（9月28日答复）；还说他拒绝帝国法院的裁决，他有一个由士兵组成的正义法庭，要用枪炮去辩论。[20]

胡登很推崇济金根，在一次讲话里称济金根是一位为了公益事业和反抗罗马斗争而**尽家产的英雄，是德国的杰式卡。然而，胡登想得更远。他懂得骑士的行动要取得成功，离不开市民和农民的支持。骑士暴动爆发以后，胡登写信给帝国城市，说明济金根及其支持者的意图，希望市民与贵族站在一起，打倒诸侯的暴政及其代表的帝国枢密院。信的末尾称：“如今皇帝再度离开我们，愿他不要再回来。”早在1521年年底，胡登发表《新卡尔斯特汉斯》（“汉斯”是普通男子的名字，“卡尔斯特”是锄或镐，整个意思是贫苦的农民），以济金根与农民谈话的方式论述骑士和农民的关系。他在该文前面的“致读者”中写道：“我，新卡尔斯特汉斯，拜访您，衷心地向您请教。我不怕向您说出真理，我加入和贵族的同盟。战斗即将来临，不要害怕，别人也不必惊慌。”[21]但是，不给农民、市民实际好处，甚至连废除农奴制和农民的沉重负担这样重要的事一个字都不提，只讲空话，怎能争取到同盟者呢？骑士争取不到同盟者，自己孤军起来暴动，必然被强大的诸侯击败。

戚美尔曼似乎没有认识到骑士暴动的这个致命弱点。他认为骑士暴动之所以失败，在于济金根和胡登过于激进，没有听从其忠实部下巴尔塔扎尔·斯勒尔大师关于当时行动不可能成功的劝告，在没有确实把握以前就发难了。如果晚发动一年，就可能成为伟大德国农民战争的核心和灵魂。[22]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做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

马克思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为对付济金根的进攻和镇压市民可能出现的反抗，特里尔大主教调集重兵严密防守要害地区，如城墙、塔楼、教堂和市场等。这位大主教还亲自放火烧掉储备有丰富物资的圣马克西明修道院，以防落入骑士手里。各地的市民和农民，包括特里尔的，都没有出来支持骑士。济金根率部连续5次猛攻坚固设防的特里尔不克，而他派人招募的援军也没有到来。克勒弗公爵和科隆大主教下令所有募集的骑兵不得离境，违者没收领地并杀头。明克维茨在不伦瑞克募集到1500名雇佣兵，但增援途中被黑森伯爵的部队击败，指挥官被俘。在这种形势面前，林堡、吕内堡等地的援军只好按兵不动。与此同时，与特里尔大主教有同盟关系的巴拉丁选侯路德维希（他也是济金根的老上司）和黑森伯爵菲利普的援军却迅速赶到，总兵力达3万人。9月14日，济金根被迫撤兵，遣散大部分雇佣军，然后返回自己的城堡。[23]

三个诸侯的联军没有立刻去进攻济金根，仅于10月8日宣布他为破坏和平的罪犯，剥夺其政治权利，而首先收拾济金根的盟友。10月16日，济金根女婿的城堡克龙贝格（位于法兰克福附近）投降。胡登的哥哥由于参加暴动，他的几个城堡，包括扎尔明斯特，被攻占，本人被剥夺政治权利。济金根的两位盟友，菲利普·魏斯的城堡豪森（在富尔达），鲁德肯的城堡鲁金根，也被捣毁。甚至美因茨大主教，由于允许济金根的人马通过，也被罚款2.5万古尔登。与济金根结盟的法兰克尼亚骑士们，虽未直接参加暴动，也遭到审讯。[24]

这时，济金根的政策仍然是固守待援。1523年春，他派胡登去上士瓦本，派胡登的哥哥去瑞士，派斯勒尔去莱茵河上游，派福斯去北德意志，招兵买马，以增援兰德施图尔。济金根盼望援军简直着了迷：一天，他远远望见离兰德施图尔不远的森林里出现一队骑兵，便以为是援军来到，其实那是来进攻的三个诸侯的联军。4月30日，敌人开始用重炮猛轰兰德施图尔，济金根在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不久死去。临终前他还在念叨：“给了我那么多许诺的先生们和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哪里呢？菲尔斯滕贝格在哪里？瑞士人和斯特拉斯堡人在哪里呢？”他所盼望的援军一个也没有到，兰德施图尔只有投降。[25]济金根的27个城堡被胜利者瓜分，莱茵右岸的归黑森伯爵，莱茵左岸的分给巴拉丁伯爵和特里尔大主教。

济金根的亲密战友胡登，在上士瓦本招兵不成后逃往巴塞尔，打算投靠住在那里的伊拉斯谟，遭到拒绝。胡登痛斥他为叛徒。后来，胡登又去苏黎世，受到当地宗教改革家慈温利的接待。第二年，胡登病死于苏黎世的乌弗瑙小岛，年仅35岁，除一支笔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样，骑士暴动以最后失败告终。

骑士暴动失败以后，骑士阶层不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更深地依赖诸侯。伟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以后，除个别骑士和农民一起继续坚持反对诸侯和教皇的斗争外，大多数站在诸侯一边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宁愿追随诸侯剥削压迫农民，而不肯联合农民、市民把打倒教皇和诸侯的斗争进行到底。

末了，应该说一说路德对骑士暴动的态度。路德曾经给骑士暴动以崇高的评价，说“所有为取消主教区和消灭天主教统治而献出生命、财产和荣誉的人，都是上帝可爱的儿女和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对魔鬼的制度作战”的。他甚至说：“哪里发生起义，哪里就只会有欢笑。”[26]然而机警的路德，见势不妙，于1522年12月中旬急忙与暴动脱离关系。

四、骑士暴动的性质

关于骑士暴动的性质，研究者多持否定态度。国外有一种说法，认为骑士的理想是反动的、空想的，骑士的目的如果实现，德国的社会发展就要开倒车。国内也有类似意见，把骑士暴动说成是反动的，违反历史潮流的。对胡登的评价更为离奇，不少人认为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作为作家又是进步的，如《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4卷“胡登条”称：“胡登的理想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但他创作的基本方向属于德国进步文化的行列，并且适应德国人民进步阶层争取统一的从宗教压迫下解放德国的利益。”《英国百科全书》第15版第5卷“胡登条”称他：“作为古代骑士制度的一个支持者，怀念中世纪，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向前看。”《美国百科全书》是一个少有的例外，称骑士暴动是“帝国骑士发动的最初的革命运动”，胡登是“当时仅次于路德的最伟大的政治家”。[27]

应当怎样评价骑士暴动呢？骑士暴动是反动的吗？骑士的要求完全违反历史潮流吗？恐怕不能那样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把问题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里去考察。不能一见骑士暴动，而骑士是封建主阶级的低级阶层，就一概斥之为反动和违反历史潮流。前面已经讲过，骑士的主要要求是统一德国，而骑士暴动是用暴力手段实现骑士要求的政治行动。这个统一不是别的什么统一，而是反对诸侯和教皇两个敌人的统一，正是16世纪德国革命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判断骑士暴动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首先应当考虑这一点。我们说骑士暴动尽管有缺点，但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是16世纪德国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就在这里。

15世纪末年，欧洲许多国家都实现了民族统一。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皇权有名无实，根本谈不上统一。没有国家的统一便不可能保持独立，也不能真正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15世纪后半期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德国的民族情绪高涨，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骑士理论家胡登制定的统一德国的纲领，正好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怎么能说它是反动的、违反历史潮流呢？目的在于统一德国的骑士暴动，怎么会是反动的呢？

当然，主张统一国家的德国各个阶级提出的统一纲领，内容上千差万别，革命性也极其悬殊。骑士的统一纲领同农民、平民的，甚至同反映资产阶级统一愿望的《海尔布朗纲领》相比，革命性又是有限的。大家知道，农民曾经提出过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君主国的要求。杰出的农民平民革命领袖闵采尔把农民的要求转变成实行财产公有、由普通人掌权的统一的共和国的主张。形成中的德国资产阶级也希望统一德国。马丁·路德曾为德国独立奔走呼号，但是似乎没有提出统一问题。在后来的农民战争中，希普勒进一步提出《海尔布朗纲领》。胡登代表骑士提出的统一纲领，坚持反对教皇和诸侯两个敌人，而且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显然比路德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骑士暴动是用实际行动对路德进行的批判，它显然标志着革命的深入。但是，胡登的纲领没有制定出协调贵族、市民和农民之间关系的具体政策，内容泛泛，似乎只要把一切罪恶都归于教皇和诸侯就能解决全部问题，说明还没有成熟到《海尔布朗纲领》那样的程度，也说明骑士很难，甚至不能把其他革命派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骑士十分害怕劳动人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对于像废除农奴制度这样重要的问题连一个字都不敢提，眼里只有统治者和皇帝，革命性十分有限。前面已经讲过的，胡登认为只要查理五世能够学习亨利四世，就是拯救德国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一例。下面再举几个例子。1520年6月，胡登曾亲自去布鲁塞尔，打算会见费迪南德大公，幻想他和查理五世能够支持德国的解放事业。1520年9月，胡登受到教皇通缉，他只知道向皇帝查理求救，而且发表《致各阶层德意志人书》，说了许多瞧不起劳动人民的话。他表示：“我永远不赞成无秩序状态，叛乱头子的角色永远同我格格不入……我不愿意把我们的争论一下子暴露给普通人，不愿刺激同胞的神经，虽然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还说：“你们若让命运摆布我，我将被迫转向外国人并请求他们帮助。”就是说，宁肯求外国人帮助，也不依靠人民。说得多么清楚！胡登说的和做的，多么像尼德兰革命中的奥兰治·威廉！不同的是，奥兰治·威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农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等叛乱的阶层团结起来，从而取得反抗西班牙斗争的胜利，而胡登却做不到这一点，只能孤鸿哀鸣，轻而易举地被诸侯镇压下去。一个是喜剧，另一个是悲剧。话又说回来，胡登的纲领若能实现，无疑也有进步意义，但是必然大量保留封建关系甚至农奴制度，劳动人民的状况将更为痛苦，资本主义关系不能迅速而自由地发展，进步性十分有限。所以，夸大胡登和骑士暴动的革命性，甚至把他（它）看得比农民战争及其领袖还要重要，也是不恰当的。

马克思指出：“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很明显，济金根和胡登想恢复贵族民主制，把诸侯的皇帝变成骑士的皇帝，以提高骑士的地位，这在16世纪的德国已经不可能了。原因在于，第一，贵族民主制是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制度。当城市兴起和出现资本主义关系以后，它在许多国家里被更高发展阶段的议会君主制和君主专制代替。德国已有强有力的城市和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也不能简单地实行贵族民主制。第二，骑士的纲领只有在同市民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两者又都是不可能的。农民受到骑士敲骨吸髓的剥削，而骑士又没有表示放弃或减轻剥削，农民怎么可能同压迫他们最厉害的等级结盟呢？这时德国贵族的收入都是封建性的，没有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不可能出现像英国那样的新贵族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使革命取得成功。尽管如此，骑士和市民结盟的可能性还是大一些，可惜这种联盟没有出现，至少没有像稍晚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出现。16世纪的德国骑士已经争取不到朋友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当时有人曾惟妙惟肖地描写骑士说：“人人都害怕和仇视他们。他们的朋友只有食客和伪君子，实际都是他们的臣仆——奴才。”[28]如果没有同城市特别是同农民的联盟，骑士的政策只能是无足轻重的。胡登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1520年年底他发表长诗《对教皇和僧侣的非基督暴行的怨和愤》，并且第一次用德文而不是拉丁文写作，看来是想争取群众，进一步激发民族情绪。前面提到，1521年年底胡登发表《新卡尔斯特汉斯》，其目的也是想争取农民。胡登希望农民同贵族结盟，竭力把贵族说成是民族领袖，但又没有许给农民实际利益，用空话怎能争取到同盟者呢？同城市的关系也是如此。恩格斯认为：“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29]骑士争取不到同盟者，自己孤军起来暴动，必然被诸侯击败。好像堂吉诃德那样，单枪匹马，见了魔鬼奋不顾身提枪就打，幻想这样便能消灭天下不公平和改造社会，自己却几乎丧生。所以，马克思把济金根、胡登以及骑士暴动形象地比作堂吉诃德。然而，骑士反对教皇、诸侯，主张加强皇权统一国家，并为此举行暴动则是进步的、革命的，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所以，马克思又称之为“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马克思还称胡登和济金根是“革命中的……贵族代表”。恩格斯称骑士暴动是“贵族的国民运动”或“贵族的国民革命”。他还认为，在16世纪德国革命中，“如果没有帝国骑士等级和农民，革命根本不可能实现”[30]。德国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梅林，称胡登是“德国的伟大战士”[31]。也有人称胡登是德国骑士之花。

马克思还告诉我们，济金根和胡登“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德国骑士“完全像”1830年的波兰贵族，这个比喻是深刻的，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胡登和骑士暴动。18世纪末，波兰惨遭列强瓜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决定建立波兰王国，由俄国沙皇兼任波兰国王。波兰人民忍无可忍，不断起来反抗沙皇的反动统治。

1830年，在法国革命影响下，波兰贵族领导了反抗沙皇统治和解放波兰的起义，但是拒绝废除农奴制度，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第二年，波兰贵族的起义被沙皇镇压。波兰的贵族起义和德国的骑士暴动相隔300多年，但却十分相像！在两种场合，贵族都是“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在波兰是反对沙皇，解放波兰；在德国是反对教皇、诸侯，统一德国。贵族都是站在运动的前头），又都“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如拒绝废除农奴制度）。因此，波兰的贵族起义和德国的骑士暴动，其革命性十分有限，很不完全。恩格斯称1830年的波兰起义“是一次保守的革命”。看来，1522年的德国骑士暴动同样是一次保守的革命，胡登则是一位保守的革命家或贵族革命家。

[1]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8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0页。

[3] ［美］鲁滨孙：《欧洲史资料选读》，第2卷，36页。

[4]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92页。

[5]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10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德］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8]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13—14页。

[9]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284、297页。

[10]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289页。

[11]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103页。

[12]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3]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304页。

[14]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5]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334—338页。

[16]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368、381页。

[17]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8]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0]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299页。

[21] ［苏联］马尔科什编：《乌尔利希·冯·胡登，对话，政论和书信集》，427页。

[22]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79—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300页。

[24]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300—301页。

[25]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302—303页。

[26] ［德］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181—1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 《美国百科全书》，第14卷，513页。

[28]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89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1]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