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十五条论纲》

路德的挑战就是他1517年10月31日中午[1]贴到维登堡万圣教堂大门上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要求辩论赎罪券问题。

罗马教会发行赎罪券由来已久。挥霍无度的利奥十世上台以后[2]，决定进一步发售赎罪券。1515年，勃兰登堡选侯之弟阿尔布雷希特因得到美因茨大主教职欠教皇一笔巨款，双方商定在阿尔布雷希特管辖的美因茨、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出售赎罪券，收入均分，但表面上诡称这笔收入将用于修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同年3月17日，阿尔布雷希特发布推销赎罪券的训令，声称即将发行的赎罪券经教皇批准能赦免以前赎罪券不能赦免的所有罪行，能赦免炼狱里灵魂的一切罪行，甚至能分享大公教会里的全部幸福。

1517年，出卖赎罪券的老手、多明我会修士约翰·特泽尔前往德国。他拿着阿尔布雷希特的介绍信要去萨克森推销，遭到选侯弗里德里克的拒绝；但赎罪券贩子很快出现在距选侯辖区不远的策布斯特和尤特博克，人们很容易越过边界去购买。一名目击者描写特泽尔在萨克森公爵的安娜堡推销赎罪券的情形说：

当这位代理人或赎罪券贩子到达这座城市时，以写在金丝绒上的宣传赎罪券的教皇训令为前导。所有的教士和僧侣、市政会成员、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全城男女，排成一长队，手持旗帜，举着蜡烛，高唱歌曲，出来迎接。接着钟声齐鸣，风琴合奏，人们护送他到主教堂去。在主教堂中央竖起一面红十字架教皇旗。简而言之，人们会以为他们在接待上帝本人。[3]

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经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终于怒吼起来了。

路德在1515年、1516年和1517年年初讲道时就已经多次抨击过赎罪券，但选择10月31日这一天在万圣教堂门口贴出辩论赎罪券效能的论纲是有道理的。11月1日是万圣节，从头一天下午起人们便纷纷前往万圣教堂礼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万圣教堂门口又是常贴学术辩论通知的地方。于是，路德的论纲一贴出，人们便争相围观，络绎不绝，很快家喻户晓，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

10月31日，即路德贴出论纲的同时，他又给美因茨大主教写信（同时附上一份《九十五条论纲》）说：

我不过多地责备赎罪券贩子的高声叫卖，对此我没有听到过，但对善良的人们接触错误的说教感到遗憾。可怜的人们相信，他们买到这种通行证时就能保证得救、当钱币叮当落入钱柜时灵魂就逃出炼狱以及一张赎罪券可赦免甚至像诽谤圣母那样的所有罪行等十足亵渎神灵的说教。还有，人们靠这种赎罪券可以免除所有的惩罚！哎呀，亲爱的上帝！那些委托您照料的生灵就这样。

路德在信的结尾又附上一笔说：

如蒙阁下恩准，或者您瞧一眼我附上的论纲，您会发现一种对赎罪券多么不同的意见，而那些无法反驳的人则称之为荒唐。

同一天，路德还给勃兰登堡、梅泽堡、迈森等地的主教，分别发出内容类似的信。

美因茨大主教发觉路德的论纲妨碍出售赎罪券，便于11月13日将论纲的内容报告教皇。起初，教皇对此事并不介意，仅于1518年2月3日责令奥古斯丁隐修会长处理。与此同时，特泽尔大叫要烧死路德这个异端分子，并与康拉德·维姆皮纳联合著文反驳。[4]

乍一看，《九十五条论纲》不过是攻击了赎罪券，其实是攻击了整个教会制度。赎罪制度起源甚早。在早期基督教会里，凡犯有严重脱教罪行的人，只要向全体教徒忏悔并履行相应的赎罪，如施舍、延长斋期或释放奴隶等，便可以重新入教。后来，犯罪者由于种种原因，如患病，无法履行原来的赎罪而改由他人代行，赎罪的内容也可能减免，向全体教徒公开忏悔渐渐变成向教士私人忏悔。12世纪，教会正式规定七件圣事即七礼，原来的赎罪制度被纳入教士掌握的告解礼中。13世纪初，哈尔斯的亚历山大正式提出“功库”思想，宣传在教皇掌管的功库里储藏着基督、圣母和诸圣徒的无穷功德，教皇可以从中取出分给众信徒。七礼和功库，为赎罪券奠定了理论基础。到14世纪初，赎罪券便泛滥起来。

在路德之前，胡司也攻击过赎罪券，但只把它说成不道德的事情。路德与胡司不同，他大胆地指出：当金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所以出卖赎罪券是“犯了错误”，是“欺骗”和“捏造”，“宣传的不是基督教的道理”。[5]在中世纪，罗马教会自称是上帝创立的，教皇是上帝的代表，从来没有犯过错误而且永远不会犯错误。[6]现在，路德公然说贩卖赎罪券“犯了错误”和违背基督教的“道理”，从而极大地破除了人们迷信教会和教皇的僵化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中世纪教会握有政治和司法大权，人们稍有不敬就会大难临头，敢于讲出这样的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要担风险的。所以，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充满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质，而是富有那时候“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路德是当之无愧的勇敢的宗教改革奠基人。

路德认为教会的错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鼓吹教皇有权免除任何惩罚，包括上帝的惩罚。实际上，“除凭自己的权力或教会法所加的惩罚外，既无意也无权免除任何惩罚”（第5条），最多是“宣布和肯定罪债已经得到上帝的赦免”（第6条）。这是剥夺教皇的神权。

2.鼓吹赎罪券对炼狱里的亡灵有效。实际上，“教会法的惩罚仅及于活人，不应惩罚亡灵”（第8条）。教皇能施于亡灵的不过是“代求”（第26条）而已。

3.鼓吹功库说。实际上，“教皇颁发赎罪券所根据的教会功库，在基督的子民中间不说，也不懂”（第56条）；它不是“现世的宝藏”，不是“基督和圣徒的功德”。（第57、58、59条）“教会的真正功库，是上帝光荣的恩典和神圣的福音。”（第62条）

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错误后，进一步提出信徒终生“悔改”才能得救的主张。路德认为，这才是基督教的正道。什么是“悔改”呢？路德在论纲第1条引耶稣的话“你们应当悔改”以后，接着直截了当地说：悔改“不是指告解礼，即神甫所执行的认罪和补赎说的”。这是对教会宣扬的七大圣事之一的告解礼的公开挑战。路德讲的“悔改”实质上是信仰上帝，如他后来所说的信仰是悔改之源，与天主教所说的“悔改”含义完全不同，实际上就是他不久前重新发现的“因信称义”说。据卡尔文介绍，天主教认为“悔改”指“内心的痛悔、口里的认罪与行为上的补罪”[7]，即告解礼要求的三件事。所以，路德说：“每一个真悔改的基督教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应完全赦免惩罚和罪债”（第36条），“也都能分享基督和教会的一切恩惠”（第37条）。

路德在论纲的结尾号召“应当劝告基督教徒努力跟从他们的头基督，经历痛苦死亡和地狱”（第94条）。强调基督是头，强调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位格，甚至把基督说成是上帝的全权代表，除了基督以外不承认别的什么上帝，这是包括路德教在内的一切新教的共同特征，也是旧教中所没有的思想。所以，新教神学往往被称为基督学，新教被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里至少两次提到理性：一处是“我们用理性或《圣经》都无法证明，这些灵魂没有优点，不能在爱里成长”（第18条）；另一处是“对于信徒的这些非常严肃的疑问，仅用教皇权力压服而不用理性反驳，必定使教会和教皇受敌人耻笑，并使基督徒大众不悦”（第90条）。路德是一个基督教徒，不是无神论者，不可能否定宗教。然而，他不是像经院哲学家那样满足于空谈理性，而是强调《圣经》和理性对个人信仰的重大作用，与教皇和教会的权威相对抗，影响重大。海涅说：“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者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他又说：从此“德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圣博尼法茨把德国教会束缚于罗马的那条锁链砍断了。……这个宗教本身变成另一种宗教了：印度的诺斯提教的因素从这里消失了，我们看到，犹太教的自然神论的因素在其中抬头了。”[8]

《九十五条论纲》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攻击出卖赎罪券，否定教皇的神权，却没有反对教皇的人权，[9]甚至没有直接反对教皇，佯装教皇本人不知道（第70条、第91条）。它承认教皇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赦罪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也是不可蔑视的（第38条）。它虽然揭露了赎罪券的害处，却又认为如果自愿购买，赎罪券还是有用处的（第47、第49条），甚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有谁否认教皇赎罪券的效能，他应受到诅咒和谴责”（第71条）。论纲只谈宗教问题，不谈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对封建剥削和诸侯割据这样重大的事连一个字都没有提，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闵采尔对路德这个缺陷看得很清楚，他说：“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给软弱的肉体以安慰，过褒信仰，过贬实际”；又说：“反对教皇权，否认赦罪、炼狱、超度和其他弊端，仅仅意味着改革了一半”。[10]

尽管如此，《九十五条论纲》在当时的德国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论纲一贴出，震动了处处是不满的德国。它像火花落入火药桶里一样立刻燃起燎原大火。农民、平民、市民、骑士，以致整个民族都卷入到运动中来了。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号召看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和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市民和骑士希望打破罗马教会的统治，结束诸侯的割据局面，进而统一德国。一部分诸侯想没收教产，从中渔利。于是，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发动起来了，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反封建斗争第一次达到民族的规模。此时此地的马丁·路德，绝不是脱离人民、唯恐烧着手指的庸人，而是在人民的支持下站在时代前列用舌和笔同敌人战斗的巨人，是德国各反对派大团结的核心和代表。《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是团结大家战斗的共同纲领。原来用拉丁文写的论纲，出乎路德的意料，被译成人人都懂的德文，争相传抄，不胫而走，两星期内传遍德国，四星期内飞传基督教世界。著名的路德派神学家弗里德里克·迈科尼乌斯热情洋溢地说：“好像是天使在传送的一样。”[11]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将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该城每一座教堂和每一户人家的大门上，以资庆祝。

恩格斯明确指出：路德在初期曾“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并把他同1847年还是革命的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相提并论。[12]

二、两次上书教皇

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罗马教廷的忧虑也与日俱增。教廷检察官兼宗教法庭法官普里利奥的西尔维斯特·马佐利尼，写了一本《关于教皇权的答问：反对马丁·路德的武断结论》，严厉反驳论纲，并声称教皇权力至上，“无论何人，若谓罗马教会在赦罪问题上无权如它实际所行的那样，这样的人就是宣传异端”[13]。这本书于1518年年初传到德国。

接着，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厄克，撰写一本名叫《问号》的书，攻击论纲，并称路德是“狂热的胡司派，异端分子”。该书于1518年8月出版，但出版前早已私下传阅，路德3月份已经见到。

臭名昭著的科隆宗教法庭庭长霍赫斯特拉登，叫嚷要烧死路德。

路德对这些攻击一一作了回答。他发表了《答西尔维斯特·普里利奥》（8月底出版[14]）。4月，又撰写《解答》（8月出版），逐条捍卫他在《九十五条论纲》里的主张。4月底，他还参加了奥古斯丁隐修会的海德堡年会，听取大家对《九十五条论纲》的讨论意见。5月中旬，路德回到维登堡。

1518年5月30日，路德通过施陶皮茨送给教皇一本《解答》的手抄本，并第一次上书教皇说：

至圣圣父，我知道正在流传关于我的流言蜚语，有些朋友诽谤我于圣座前，好像我在力图贬低天国宝钥和教皇的权力，因而我被斥为一个异端分子、叛徒，数不清的其他罪名向我袭来，足以使我耳为之鸣、眼为之跳，但我心安之本是心地清白。……

不久以前，开始了圣年大赦赎罪券的说教，而且迅速发展到这些说教者以为利用圣座的名义就可以信口雌黄，使人听到他们宣布的意在嘲弄神权的这种恶意的异教谎言而为之心惊。……当我得知这类事情时，我为基督的荣誉怒火中烧，如果有人这样说也好，我热血沸腾。我认为，如果不是为了引起一些高级教士对这些弊端的注意，我就不应该介入这一事端。有些人看眼色行事，而另外一些人则加以嘲笑，并以各种方式对之做出解释。因为，对圣座名义的畏惧和被驱逐出教的威胁是无所不能的。最后，我认为最好不事苛贵，而以对其理论提出疑难准备同他们论争的办法反对他们。因此，我提出我的论纲向学者们挑战，请他们用众所熟知的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予以讨论。……

现在，我将做什么呢？我不能承认错误。

路德在信的末尾写道：

至圣圣父，我匍匐在您的脚下，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听您发落，由您随意处置。我的案件取决于圣座的意志，我得救还是死亡，由您决断。不管怎样，我承认圣座的声音就是基督通过您讲的话。如果犯了死罪，我绝不能拒绝去死，因为“大地是主的”，大地上的万物也是主的，荣誉永远属于主。阿门。[15]

对于此信，责难颇多。这封信是在路德还没有与教皇决裂的情况下写的，免不了要说些当时人常说的对教皇恭维的话，不应苛责，但可贵的是，他仍然坚持《九十五条论纲》中的立场，明确表示“不能承认错误”。

罗马教皇决定制裁这个“傲慢的维登堡僧侣”，于1518年7月7日传路德于60天内来罗马受审，传票就贴在贴过《九十五条论纲》的万圣教堂的大门上。路德8月7日收到传票，第二天立刻写信给他的朋友——萨克森选侯的秘书施帕拉丁（1484—1545年），请求选侯保护。施帕拉丁立即将此事报告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和马克西米连皇帝。

当时选侯和皇帝正在奥格斯堡出席帝国议会，讨论反对土耳其人问题。教皇的代表托马斯·维奥（1470—1553年，因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镇，又称卡杰坦镇；后因崇拜托马斯·阿奎那斯，改名托马斯；多明我会士，1517年成为红衣主教）向议会提出，每50户德国人出一名壮丁，教士交出收入的1／10，俗人交1／20。帝国议会历数教廷对德国的横征暴敛，拒绝卡杰坦的要求，同时决定每个领圣餐者两年以内至少交出1／10个古尔登，给帝国枢密院而不是教皇，供反对土耳其之用。[16]这件事说明德国民族情绪继续高涨。萨克森选侯表示支持路德，皇帝也吩咐选侯“小心照料那位教士”。教皇不得不慎重行事，于9月11日取消传路德去罗马受审的决定，改由卡杰坦在奥格斯堡就地解决。9月22日，萨克森选侯离开奥格斯堡，行前留下两名官员负责照料路德，并向他提供20古尔登的费用。

10月7日，正在患病的路德克服困难到达奥格斯堡。两天以后，卡杰坦派人劝说路德承认错误，重新回到教会中来，这样即使是异端也可以不以异端分子论处。12日，路德在弗格尔的家里见到卡杰坦。卡杰坦要他承认错误，路德说应该给予时间考虑。13、14日，双方继续会见。卡杰坦十分傲慢地说，他是教皇的使节，要像老子那样教训他，不再与他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单独会谈，还表示“他什么也不愿听我讲，除非是我不愿意讲的‘我承认错误，我撤销前言，我承认错了。’”路德拒绝承认错误，坚持《九十五条论纲》是正确的，没有违反基督教的道理，并预感到有被开除出教的危险。据路德分析，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有两点：一是关于功库问题，赎罪券与主、耶稣的功库有无关系；二是圣礼中的信的问题（路德主张施行圣礼必须先有信，否则便不成其为圣礼）。10月20日晚，路德愤然离开奥格斯堡，10月31日回到维登堡。

10月25日，卡杰坦写信给萨克森选侯，说路德根本不是来讨论问题的，而是为了散布他那反对罗马教廷的谬论的，所以，应当把他送交罗马，至少应当把他赶出萨克森选侯的辖区。同时，卡杰坦给罗马写信，要求发布一个教令说明有些关于赎罪券的指责不是事实。11月9日，教廷果然发布一个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敕令。路德当即指出，这种敕令根本无助于赎罪券问题讨论的深入。

11月18日，路德写了一份孤陋寡闻的教皇转呈见闻广博的教皇的声明和一份给未来宗教会议的声明。这两个声明标志着路德思想的新发展，他开始绕过当权的教皇向“见闻广博的教皇”和“未来的宗教会议”申诉，迈出了与罗马教廷分手的重要一步。难怪他在一封信里说：“真正的反基督者控制了罗马教廷。我认为他比任何土耳其人还糟糕。”

12月7日，萨克森选侯在给卡杰坦的回信里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路德是异端分子，所以既不能将他送交罗马，也不能把他驱逐出萨克森，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他应留在维登堡。

大致同时，路德把他与卡杰坦的会见经过写成材料，以《奥格斯堡纪实》之名出版，向广大群众公布事态的真相。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11月底，教皇派萨克森选侯驻教廷代表、教皇司库查理·冯·米尔蒂茨为首的、包括教廷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个调查团，带着对萨克森选侯表示敬意的“金玫瑰”和教皇的亲笔信前往德国，希望在反对路德和征收反土耳其税两个问题上得到萨克森选侯的支持。米尔蒂茨发现教皇在德国非常孤立，用他的话说有3／5的德国人支持路德。机灵的米尔蒂茨不敢公开自己的教皇代表身份，却谴责赎罪券贩子特泽尔和普里利奥的言论过分，经奥格斯堡（可能在这里见到卡杰坦）、纽伦堡，年底到达萨克森。1519年1月5、6两日，米尔蒂茨在阿尔滕堡的施帕拉丁家里见到路德。他称赞路德年轻，劝他回心转意，对教皇忠顺，最好给教皇写一封信承认赎罪券对赦免教会法的惩罚还是有用的，同时号召群众尊重教皇。路德答应让步。1月6日，米尔蒂茨举行告别宴会，含泪亲吻路德的面颊，3月3日，路德给教皇写了第二封信，但没有寄出。信里说：

至圣圣父，命运再次迫使我这个世上微不足道和渺小的人修书圣座。愿您代表基督慈父般地倾听我，您的可怜羔羊的祈求。圣座的司库，尊敬的查理·冯·米尔蒂茨，在这里以圣座的名义向弗里德里克选侯严厉指责我对罗马教会和圣座的失礼，并要我公开承认错误。

得悉此事，我感到难过。我为罗马教会的荣誉竭尽心力竟被如此歪曲，教会首脑也考虑欠周和存心曲解……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我的著作如此广为知晓，并在众人心里扎根，现在却被要求简单收回。不行，我们日耳曼民族及其文人学者，在此理智觉醒的盛世，完全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因此，我绝不能有承认错误的闪念，虽然我在其他方面尊敬罗马教会。还因为承认错误只能更加声名狼藉，并为众人不齿。

……圣父，现在我在上帝面前声明，我绝无丝毫用任何方法攻击罗马教会或圣座权威的念头，或用阴谋伤害它。我要庄严声明，除耶稣基督一人，即万能的主以外，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东西凌驾本教会权威之上。所以，不要相信那些造谣中伤路德的人。倘若我的对手收敛其愚蠢的夸夸其谈，我也高兴地同意不再提赎罪券问题并保持沉默。另外，我将出版一本小册子告诫人们尊敬罗马教会，不把那些愚蠢的罪恶行径归咎于它，或者不要像我那样严苛，对教会太过分。我相信这样做能够弥合分歧。[17]

路德这封信的基调是与罗马教会“弥合分歧”，没有公开否认教皇的权威，只是对教皇做了一些让步。例如，承认他对罗马教会“严苛”、“太过分”，同意在赎罪券问题上有条件地“保持沉默”，劝人们尊敬罗马教会等。路德也许有动摇，但没有投降，没有上“犹大之吻”和“鳄鱼眼泪”的当。他再次表示，“绝不能有承认错误的闪念”。他劝人们尊敬罗马教会，但声明耶稣基督凌驾于教会权威之上，实质上仍然坚持了他在《九十五条论纲》里提出的原则。

此后几个月，路德为弄清教皇权的来龙去脉，认真研究了历史和教令集，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三、莱比锡辩论

罗马教廷里以红衣主教约翰·厄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撤回以米尔蒂茨为首的调查团，与路德举行公开辩论。

公开辩论于1519年6月27日至7月15或16日在莱比锡举行。这是一次由世俗当局而非宗教权威安排的辩论会，显然得到萨克森选侯和巴伐利亚公爵（约翰·厄克的上司）的同意，意义重大。莱比锡当时属于阿尔贝廷系的萨克森公爵区，其当权的乔治公爵仍然忠于天主教会，反对宗教改革。路德的亲友理所当然地对他的安全感到担心。所以，路德及其追随者卡尔施塔特、梅兰希通、约那斯和阿姆斯多尔夫等人，在维登堡大学校长巴尼姆公爵（波美拉尼亚公爵）的亲自陪同和200名手持长戟戴着头盔的学生的武装护送下，乘两辆马车（卡尔施塔特带有大批书籍，自己乘一辆马车，其他人合乘一辆），于6月24日到达莱比锡。约翰·厄克带着一名仆人，已于6月22日先期到达。

莱比锡的空气十分紧张。一位目击者这样描写路德一行到来后的情景说：“在维登堡大学学生投宿的旅店里，店主吩咐一个男子手持长戟站在桌旁以便在莱比锡人和维登堡人发生口角时维持秩序，我去书商赫尔比波利斯开设的旅馆进餐，亲眼看见那里也有类似情形……鲍姆加滕少爷在餐桌上激烈反对这些维登堡人，这位店主不得不加以制止。只要那里住有维登堡人并与他同桌就餐，就得用长戟迫使他遵守秩序。”由莱比锡市民组成的卫队，身披甲胄，手持精良的武器，从上午7时到9时，下午2时到5时，每天两次出来维持秩序。[18]不过，整个说来，莱比锡的局势有利于天主教一方。萨克森公爵设宴招待约翰·厄克，给予大量馈赠，而路德两手空空，被视为异端分子，走到哪里人们就躲避开。路德自己也说，莱比锡人把他们看成最厉害的敌人，既不欢迎也不访问我们。

6月27日，辩论会正式开始。首先举行隆重的仪式，许多伯爵、修道院长、骑士和各阶层人士纷纷前来旁听。莱比锡大学的大厅容纳不了这么多人，辩论不得不改在乔治公爵的宴会大厅里举行，由76名武装的市民负责警卫。路德一方在座位前挂起圣马丁像，厄克方面的座前挂着圣乔治像，周围坐着各自的支持者。卡尔施塔特首先与厄克辩论自由意志问题，由爱尔福特大学的代表担任仲裁。一星期以后，即7月4日至13日，厄克与路德相遇，双方就教皇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几天也辩论了炼狱和赎罪券问题。路德提议由爱尔福特和巴黎大学的代表担任仲裁，遭到对方拒绝。最后不得已，由乔治公爵主持辩论会，他决定让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担任仲裁。7月14日和15日，厄克与卡尔施塔特又进行了辩论。一位名叫彼得·莫泽拉努斯的辩论会参加者，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厄克身高体壮，气势汹汹，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位神学家而是一位屠夫或武夫，在辩论中强词夺理，一再错引对方的话，力求压倒对手；路德纤弱消瘦，几乎能数出他身上的骨头，但镇定自若，讲话清晰明确，谙熟《圣经》，不断引证希腊文、希伯来文，他手持一束鲜花，辩论激烈时就看看它，闻闻它。[19]

厄克的目的是引诱对方上当，使对方自己承认是异端分子。辩论会的一位名叫赛巴斯梯安·弗罗舍尔的参加者在日记里写道：

我在莱比锡辩论会上亲自听到一件事，这事是当着乔治公爵的面发生的；这次辩论会他经常出席，并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发言。有一次，马丁博士在约翰·胡司问题上受到沉重压力，便对厄克博士讲了这样的话：“亲爱的博士，胡司派的主张并非全盘皆错。”于是，乔治公爵以全体听众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上帝保佑，这简直是洪水猛兽！”并且双手叉腰，直摇晃他的脑袋。这是我亲自听到和看见的，因为我几乎坐在他的双脚与当时任维登堡大学校长的波美拉尼亚公爵巴尼姆的双脚之间。[20]

对此，厄克在给霍赫斯特拉登的信里沾沾自喜地写道：

我们最近在莱比锡召开了一次辩论会，从各地来的最渊博的学者荟萃一堂。辩论结果（赞扬、荣誉和光荣属于上帝！）来自维登堡的一派人的声誉，就是在普通人中间也一落千丈，而在学者中间则几乎扫地以尽了。您一定已经了解到这些人的鲁莽灭裂，了解到他们是如何的愚昧无知，如何的胆大妄为，怙恶不悛。

厄克接着介绍辩论会的情况说：

路德否认彼得乃众使徒之长；他宣称教会的管辖权不是神授的权力，而是人的任命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他否认基督教会建于彼得，即建于“这个岩石之上”等。尽管我向他引证了奥古斯丁、哲罗姆、安布罗斯、格雷戈利、西普里安、金口约翰、利奥和伯纳德，还有西奥菲勒斯的著作，他都厚颜无耻地予以反驳。他还说什么，就是没有别人的支持，他也要孑然一人对抗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只有耶稣自己奠定了基督教会的基础，任何人不能奠定另一个基础。我引证《启示录》第十二章有关“十二基础”的说法予以彻底驳斥，于是他为东正教人和裂教人进行辩护，说什么他们不从属于教皇，仍然可以得救。

关于波希米亚人的主张，他说遭到康斯坦茨会议谴责的说教中有些是最符合基督教和福音精神的。由于这种狂妄的谬误，他吓走了许多以前支持他的人，并使他们抛弃了他。

当我追问他，“如果教皇的权力仅仅是人为的权力，仅仅是来自信徒的同意，那你穿的僧衣是从哪里来的？你讲道和听取你教区里信徒告解的权力又从何而来”等等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不希望有贫修会，还讲了许多其他恶意中伤和荒谬绝伦的事情，说宗教会议是人为的，也可能犯错误；说不能根据《圣经》证明有炼狱，等等。[21]

就辩论会本身而言，厄克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过说路德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则未必。这次辩论使以赎罪券为突破口的争论，深入到教皇权这个核心问题上来，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上述厄克的信里可以看出：路德始终坚持只有耶稣奠定基督教会的基础，第一次公开指出罗马教皇权是人为的或帝王的任命造成的，不是神授的，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而剥掉了它的神圣外衣，为和它决裂做好了准备。他还不怕孤立，大义凛然地第一次公开为胡司翻案，说明教皇和宗教会议并非一贯正确，也会犯错误，而被视为异端的人则可能手里掌握着真理，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同样为与教皇决裂做好舆论准备。路德为胡司翻案不是偶然的，是他宗教改革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年轻时已经拥护胡司的主张，他在自传里写道：“我在藏书楼里，偶然碰到一本书，在书里列举并抄写着约翰·胡司的演说。……在这些演说里，我真的找到很多东西，我竟大为吃惊：我心里想这个人为什么被烧死；他所引证的《圣经》是这么符合基督教的道理，也是这么有说服的力量。”[22]所以，路德被称为萨克森的胡司。后来，教皇利奥十世在宣布路德的学说为异端的训令中，也把为胡司翻案列为路德的一条重要罪状。

路德的英勇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爱尔福特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穆蒂安努斯，称赞路德在莱比锡的立场，称他是“最忠于上帝的博士马丁”。他的追随者也不再满足于研究古典作品，转而研究《圣经》。巴塞尔大画家弗罗比纽斯，热情地重版路德的著作，分别运往瑞士、法国、尼德兰、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受到那里人民的热烈欢迎。弗赖堡法律学家乌尔利希·察西乌斯，称路德是“天使的化身”“基督教神学家中的凤凰”“基督教世界之花”“上帝的工具”等。德国各地的学生，包括来自瑞士、捷克、苏格兰和北欧的留学生，纷纷前往维登堡大学学习。从1517年到1520年，路德的著作销售30多万册，可以说德国人家喻户晓。[23]

[1] 不久前，在西方学术界发生关于《九十五条论纲》发布日期的争论。路德本人从未直接说明他贴出论纲的日期。第一次提到此事的是梅兰希通，而且是在路德逝世以后。梅兰希通说：“由于特泽尔出卖赎罪券，导致路德写出论纲于1517年10月31日贴在万圣教堂。”路德后来说，他要在11月1日去凯穆贝格会见耶罗梅·舒尔夫，并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反对赎罪券的错误。这件事遭到舒尔夫的反对，而且11月1日那一天舒尔夫对讨论论纲的事似乎一无所知。1518年5月15日，路德在给勃兰登堡主教的信里，第一次提到发生过对赎罪券买卖的争论。根据上述情况，有些学者认为论纲发布的日期是10月31日或11月1日，也许是先写出信后贴论纲。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那以后在群众中展开对赎罪券的辩论。1527年11月1日，路德在给阿姆斯多尔夫的信里，指出11月1日是把赎罪券踩在脚下10周年纪念日。大家知道，在西方，10月31日也被认为是万圣节（11月1日）的一部分。可以说，10月31日贴出论纲的说法大体上是可取的。

[2] 利奥每年收入40万至45万杜卡特，超过任何一个西欧的君主。但他收入多挥霍更多，如乌尔比诺之战用去70万杜卡特，弟弟和弟媳一年要用5万杜卡特，侄子结婚用去30万杜卡特。

[3]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13页。

[4] 路德先后发麦《关于赎罪券和神恩的讲道》和《关于对教皇赎罪券和神恩的自由讲道》，回复他们的反驳。

[5] 《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5—6页，译文有改动。

[6] 《阐述教皇地位及权力命令》，见刘启戈、李雅书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 ［美］穆尔：《基督教简史》（中译本），156页。

[8] ［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薛华、梅安译，232，2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圣博尼法茨，英格兰人，多次去德国传播天主教，曾任美因茨大主教和教皇代麦，751年为法兰克王矮子丕平加冕，后被起义人民杀死。

[9] 后来，路德在他的《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中也承认这一点，见《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244页。

[10] ［苏联］斯卡兹金编：《中世纪史文献》，第3卷，113页。

[11]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30页。事实上，论纲的巨大影响是在它付印以后，可见印刷机对新教信仰的传播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大概在1517年12月，论纲开始在莱比锡、巴塞尔和纽伦堡付印。在纽伦堡，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夫·朔伊尔的人，把他从维登堡得到的论纲手抄本译成德文后付印，于1518年1月初把它送到奥格斯堡，还送给约翰·厄克。差不多同时，传到亚尔萨斯。3月，伊拉斯谟得到这种印刷本论纲，并把它送给托马斯·莫尔。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 ［美］穆尔：《基督教简史》（中译本），219页。

[14] 1518年11月，西尔维斯特·马佐利尼反驳路德，称他是异端分子。1519年1月，路德再次作出回答。

[15] 该信的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34—53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6] ［美］拉图雷特：《基督教史》（纽约版），709页，1975。

[17] 该信的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39—54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8]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36—237页。

[19]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37页。

[20]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38页。

[21] 中文译文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541—54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2] 耿淡如、黄瑞章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158—15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23]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25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