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路德转向宗教改革(1 / 1)

一、家庭和启蒙教育

马丁·路德生于萨克森的约有4000多居民的埃斯列本城,出生后第二天是圣马丁节,被抱往教堂受洗,遂取名马丁。路德后来讲:“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这话不完全对。路德的父亲汉斯·路德,原是图林根西北方约有600户人家的默拉镇人,那里姓路德的人很多。母亲玛加丽特·齐格勒是爱森纳赫一家市民的女儿。图林根有个习惯,往往由幼子继承祖产,其他诸子需外出自谋生路。汉斯·路德是个长子,家境又不富裕,所以婚后不久便迁往相距不远的埃斯列本去了。1484年,即路德出生后半年,又举家迁往曼斯菲尔德。路德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时代。曼斯菲尔德紧靠哈茨山脉,拥有丰富的浅矿,是萨克森和西欧最著名的矿业中心之一。曼斯菲尔德和纽伦堡、莱比锡的商人,集资成立札伊格尔公司经营矿业生产。起初,路德的父亲在札伊格尔公司当矿工,母亲去林子里捡柴烧,经常举债,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先后早夭。路德说:“我的父亲迁往曼斯菲尔德并成为一名矿工,那里就是我的故乡。”[1]路德的家教很严,有一次他因为偷了一个果子被母亲打得流血,父亲把他赶出家门。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1491年,他的父亲当选为村政会议4名委员之一,受到邻居和曼斯菲尔德公爵的尊敬。[2]到路德26岁的时候,他父亲已是拥有8个矿井和3个熔炉的资本家了。1530年他父亲逝世,给他留下了大量的资产。

路德7岁入学,接受启蒙教育。拉丁文是主要课程,不教《圣经》。学校经常体罚学生,路德说他有一个上午挨了15次打。30多年以后,路德一想起这种学校,还把它比为炼狱和地狱。

1496年或1497年春,14岁的路德进入马格德堡共同命运兄弟会办的学校学习。共同命运兄弟会主张改革教会、改革教育,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对路德有所影响。马格德堡当时是有1.5万人到2万人的大城,又是大主教的驻地,强大的宗教势力给年轻的路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那里看见一位当修士的王子,因禁食瘦得像骷髅,拿着行乞袋在街上边走边被后面的人用鞭子抽背,鲜血直流。路德被这位王子的虔诚感动,觉得自己过着尘世的生活可耻。马格德堡那时刚刚出版了一本名叫《定罪灵魂的痛苦》的小书,书中有一幅插图,画着作为审判官的耶稣手里拿着一柄闪光的剑站在彩虹上,一边是天使,另一边是被审判的罪人。这幅插图对路德的影响很深,很久以后他还提到过这件事。

一年以后,路德去爱森纳赫姥姥的亲戚家,转入那里的圣乔治学校学习。爱森纳赫原是图林根的首府,16世纪初衰落,仅有4000居民,但宗教气氛浓厚,也不可能不对年轻的路德产生影响。

二、爱尔福特大学生

1501年4月,路德遵父命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文科学习,准备攻读法律。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必须首先学习文科,然后才能攻读法律、医学或神学。爱尔福特约有居民2万人,是图林根的商业中心。那里的宗教气氛同样浓厚,2万人中有僧侣800人,属美因茨大主教管辖。爱尔福特大学创办于1392年,是德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它的许多教授也同时是僧侣。美因茨大主教是该校的名誉校长,享有教皇授予的种种特权,所以该校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在爱尔福特大学里,唯名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历来活跃。著名的英国唯名论哲学家威廉·奥卡姆[3]的高足加布里埃尔·比尔,曾是该校最受欢迎的教授。强烈的反教会学家约翰·韦塞尔,曾在该校任教15年之久,影响很大。路德后来承认:如果从前读过韦塞尔的书,“我的敌人会认为路德的一切都是从韦塞尔那里搬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很多一致的地方。”[4]可见路德受他的思想影响之深。路德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时,那里最著名的唯名论学者是约多库斯·特鲁特费特尔教授和巴托洛梅斯·阿诺尔迪·冯·乌辛根教授。两人都是路德的老师,同路德的关系密切。特鲁特费特尔教授还一度担任爱尔福特大学校长,路德说他从他那里学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的思想。另外,爱尔福特大学里的教师,一直坚持法国人尼古拉斯·德·莱拉开创的研究《圣经》的方法,即文字教诲你事功、寓言教诲你相信何事、伦理学教诲你从事何事、解释神秘教诲你适从,路德后来承认从中获益匪浅。[5]

爱尔福特大学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人文主义者“诗人”学社,还不时有人宣传胡司的思想。路德除了学习法律,还去哲学系听课,挤时间阅读维吉尔、柏拉图、西塞罗、李维等古希腊罗马名家的作品,但不是“诗人”学社的成员。他能言善辩,兴趣广泛,会弹琴唱歌,被同学誉为“哲学家”、“音乐家”。1502年9月,路德因成绩优异获学士学位;1505年年初又获硕士学位。父亲为儿子的成绩高兴,送他一本法典,希望他攻读法律。同年5月,路德遵父命进入法律系学习。可是不久,1505年7月17日,路德没有与父亲商量便卖掉法典加入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会(又译奥斯定会,系根据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所定的会规成立的一个隐修会,后成为托钵修会),并于1507年5月成为神甫。

路德为什么突然加入修会呢?历来说法不一。我们还是先听听路德自己的说法吧。1506年夏,即他加入修会一周年时,曾回忆入会的原因说:一年多以前,当他“走到离爱尔福特不远的斯托特海姆时,一道闪电把他击倒在地(伤了他的腿),吓得他浑身发抖。他在惊恐中大喊:‘圣安娜保佑,我愿成为一个修士。’……后来,我后悔发了这个誓愿,别人也试图劝阻我。但我忠于我的誓愿,并在圣亚历克西斯节前一天,邀请我的挚友告辞,以便他们可以陪我到第二天。他们打算劝阻,我说:‘今天是你们对我的最坏关心。’于是,大家含泪相对。我的父亲也对我的誓愿感到恼怒,但我忠于我的决定。我从未想过离开修道院。”1521年10月21日,路德在给父亲的信里又提到他加入修会的原因说:“我跟您讲过,我是因对上天的恐惧而违反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僧侣的,我被恐惧和突然死亡困扰,我不得不发誓”。

路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生活在一个宗教迷信很深的时代,自幼受到这种环境的熏陶,走上这条道路是很自然的事。在他的家乡曼斯菲尔德,人们相信维梅尔堡教堂的钟声和基夫霍伊泽的木十字架能驱邪治病,每天有成群的人潮水般地向那里涌去。人们敬拜圣母玛丽亚和玛丽亚的母亲圣安娜,盼望她们能向严厉的耶稣说情以拯救自己,所以路德在危难时便求圣安娜保佑。他在马格德堡的种种感受,使他觉得只有出家为僧才是人生唯一的正道。这样讲不是说路德在思想上没有斗争,不是说他的唯名论和人文主义影响丝毫不起作用。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是“违反自己的意愿”、“不得不”进入修道院的,而且曾经感到“后悔”。他虽然忠于他的誓言,终生没有离开修道院,但当他发现旧教会弊端累累、积重难返时,便用新的观点对它进行了根本的改造。

三、维登堡大学教授

路德在奥古斯丁修会里,天天虔诚地念主祷文,求玛丽亚和圣安娜保佑,履行圣礼,跪拜圣物,实行斋戒和鞭笞自己,完成教会那套复杂赎罪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有一次,人们几天没见他,后来发现他躺在地上竟失去了知觉。[6]路德自己也承认:“我确实是一个好僧侣,如此严格地履行我修会的戒律。我可以说,如果哪个僧侣曾靠修道而升入天堂,我应该就是那个人。修道院里所有了解我的同伴,均可对此作证。我愿永远为僧,靠斋戒、祈祷、诵读和其他种种善功成为一名殉道者。”

1508年,代理主教约翰·施陶皮茨派路德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僧侣去易北河畔的维登堡修道院。维登堡原是在西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设防据点,地处从南方通往马格德堡商路的要冲,后来成为强大的萨克森选侯的首府。1513年时约有居民2100人。萨克森选侯忠于哈布斯堡皇家族,但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限度。他同力图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北方强邻勃兰登堡选侯,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些都对后来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1508年秋,路德去维登堡大学讲授哲学。维登堡大学由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创办于1502年10月18日,一开始就与奥古斯丁修会的关系密切。约翰·施陶皮茨是选侯的顾问,又是该校教授和神学系主任。修会的保护神圣母玛丽亚和奥古斯丁,也是该校的保护神。

1509年3月17日,路德在给约翰·布劳恩的信里曾表达自己的满意心情说:“靠上帝的旨意和许诺,我现在住在维登堡,很满意。唯有研究哲学使我非常扫兴,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神学。”

过了不久,路德便对修道生活失望。他深有感慨地说:

在我选定宗教为职业之后,我受到修道院长、整个修道院和接受忏悔神甫的祝贺,因为我现在已是一个受洗的纯洁无邪的孩子了。我面对这样一个光荣的事实,也就是说,我现在已是个凭自己的行动而不是靠基督鲜血的功劳,并且又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顺利地使自己成为这样圣洁无瑕的完人,自然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即使我乐于听关于我和我的行为的甜美赞扬和热情洋溢的言词,并听任被说成是一个能使自己如此轻易地变成圣洁无瑕、既可吞没死神又能吞没魔鬼的奇迹创造者,可在所有这些方面并不存在可以支持我的有力证据。每当由罪恶和死亡引起哪怕一个小小的**时,我顿时感到和看到,无论是洗礼或僧侣生活,对我都毫无裨益;我觉得我久已失去基督和基督的洗礼。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而且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克制。[7]

这是路德几年修道生活亲身体验的总结,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他感到“悲痛和失望”,前途渺茫。大概这时施陶皮茨劝这位心烦意乱的修士,光苦修不行,要研究《圣经》,并送他一本《教义注释》,其中大量引用了早期教父们的原话。路德后来承认,施陶皮茨的指点对他十分有益。

1510年10月到1511年2月(或1月底),路德因公去罗马。当他第一次看见罗马城时,曾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高喊:“我向你致敬,神圣的罗马城!”在公务之余,他遍访罗马20多座教堂,爬了斯卡拉桑塔(据说每爬一步可救出炼狱里的一个灵魂)。有人说,他在爬斯卡拉桑塔时曾闪过一个念头,正直的人应靠信而生,[8]对罗马宣传的赎罪论产生怀疑,然后慢慢地走下来。

罗马之行更重要的是使他亲眼看见罗马教廷的腐败,决心从事改革。路德后来说:“我只希望,每个未来的牧师先到罗马去,看看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很难描述,而且不可能相信,那里的龌龊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罗马本是神圣的城,而现在已变成肮脏的城了”。又说:“我在罗马时,参加过多次宗教仪式:当我一想到那里的情形时,我就深为惊讶,当他们喃喃做弥撒时,我觉得嫌恶,因为他们好像是在做滑稽剧。……基督徒愈接近罗马,就愈变坏。谁第一次往罗马去,他去找骗子;第二次,他染着骗子习气;第三次,他自己就成为骗子了。”[9]可见罗马之行对路德的影响多么深。1520年,他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里还一再谈到这种感受。

1512年10月19日,路德升任神学博士,并接替施陶皮茨担任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兼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1515年,任图林根和迈森教区副主教,主管11座修道院。他的日常工作很多,但还挤出时间研究、讲解《圣经》,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后来,他在一封信里说:

我大概需要两个秘书,因为我整天忙于写作,什么别的事都干不了。……除写作外,我还是修道院的传道士、吃饭时的读经师,天天讲道,还得指导大学生的学习;我又是副院长、副主教,要检查莱茨考的鱼塘,要在托尔郜断赫茨堡群众的案子,还得讲圣保罗和《诗篇》。看哪!我是多么悠闲的一个人。

四、保罗再世

路德从当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起,就主讲《圣经》。1513年8月起,他开始讲《诗篇》;1515年11月起,始讲《罗马人书》;1516年10月起,讲《加拉太书》。路德认为:《诗篇》是《圣经》的纲要,可以说是一本小《圣经》,《罗马人书》是《圣经》的精华;《加拉太书》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人书》。他在讲授前写有提纲,但往往临时又做补充,后人根据他的讲授提纲和学生笔记整理成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说,从1515年11月到1516年9月他讲《罗马人书》时,已经确有新的“信仰得救”思想了,基本上完成了向新观点的转变。

《罗马人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后半期和2世纪初。那时,基督教还没有自己统一的教义和组织,受犹太教的影响很深。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降恩于犹太人,据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为反对犹太人的律法、礼仪,保罗提出人称义不在于是否是犹太人和接受不接受割礼,而是因为信仰上帝。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得救”(又译“因信称义”)理论。这个理论在《罗马人书》里比比皆是,如“义人必因信得生”“人称义是因为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上帝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到了中世纪,教会内部形成以主教、神甫和助祭为主体的复杂的教阶制。罗马教会在讲“因信称义”的同时宣称,每个级别的神职人员拥有不同等次的神权,教皇则是上帝的代表,人们要想得救必须通过他们和他们掌握的圣礼。于是,他们成了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

路德在研究《罗马人书》时重新信仰得救论。他承认人是有罪的,可以因罪的赦免而称义,但罪的赦免不是靠个人的行为和善功,而是靠信。上帝的恩典就是给人以信,而且是无偿的,善功是信的结果而不是称义的原因。路德讲的信不只是一种认识形式,如相信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指完全而充分地信赖上帝,自信能与上帝交往。这样,用路德自己的话说就是重新打开了通向天国的道路。

1516年4月8日,路德在给门明根奥古斯丁修会修士乔治·施彭莱因的信里写道:“兄应谨防靠己成圣,以致不愿被视为罪人。因为基督只住在罪人中间,他为此才从圣徒聚集的天堂降世,以便也能与罪人同住。想到这种基督之爱,就可得到最甜美的安慰。如果我们能用善功获得良心上的平安,那为什么还需要基督之死?所以,只有当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善功感到绝望时,你才能在基督身上找到平安。基督将亲自告诉你,他要接纳你,将你的罪归他,而将他的义给你。”[10]

差不多同时,路德读过一本朋友送的德国神秘主义者陶勒的著作,对形成他的新“因信称义”理论起了重大作用。以埃克哈特、陶勒和聚索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神秘主义者,从泛神论出发强调人的作用,主张人只要以基督为榜样过虔诚的生活,便可通过个人的体验与上帝相通,与上帝合而为一,并在讲道中不断地讥讽教皇制。路德极为推崇神秘主义者的著作,显然从中吸取了有用的东西;他说除了《圣经》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外那是他获益最多的书籍。他还把这本书推荐给好友施帕拉丁,并亲自写序于1516年年初出版。同时,路德还读了其他按陶勒的风格写成的神秘主义著作,于1518年6月以《德意志神学》之名首次予以出版。[11]所以恩格斯写道:“说到神秘主义,那么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12]

此外,在路德自幼熟悉的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和赞美诗里,甚至在母亲摇睡孩子时哼的曲子里,也不乏人的得救不靠善功和教士而靠上帝恩赐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正和他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如就有这么一首流行的摇篮曲:

哦,和善和仁慈的主,耶稣基督,

既然您也曾有童年,

您能否赐福和降恩给我这小宝贝?

哦,仁慈的主,耶稣基督,

请您保佑我的小宝贝。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他,和善和仁慈的耶稣,始终爱你。

他永远和你同在,绝不将你抛弃,

他会使你聪明、健康和有出息。

哦,仁慈的主,耶稣基督,

保佑我的小宝贝。[13]

所有这些,显然都对路德的新理论的形成起了作用。

这样,亲身体验到修道生活痛苦的路德,通过钻研《圣经》和德国神秘主义者的著作,并在唯名论、人文主义和其他思想的影响下,终于发现新的“因信称义”理论。人们称路德的“因信称义”为狭义的“因信称义”,或“唯信称义”,称天主教的为广义的“因信称义”,同时又称路德是保罗再世。

路德既然主张人可以靠信仰直接与上帝交往而称义,当然就不再需要什么中间人了。这样一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彻底)改变了人做尽善功还不知道是否能抵偿罪债而得救,最多只能盼望得救的消极被动状态,而且使圣礼和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那套复杂赎罪制度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下子变成毫无用处的废物。上帝和耶稣在群众眼里也不再是令人生畏的审判官,用不着想起来就吓得脸色发白(路德幼年时就是这样害怕上帝和耶稣),而是慈祥的救世主。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执法官与罪人的关系,而是拯救与被救的关系。路德把刚刚问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成功地运用到宗教问题上,发展了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关于廉价教会的要求,从而为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路德的一个伟大贡献。

马克思说得好:“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借用他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517年7月,路德应萨克森公爵乔治(阿尔贝廷系)之请去德累斯顿讲道,公爵开始抱怨他太强调信仰,“只会使人们狂妄,不守正规”。

3个月以后,这位“狂妄”的路德终于向旧世界发出勇敢的挑战,点燃了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第一次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1] [德]鲁普、德鲁里编:《马丁·路德》,1页。

[2]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93页。

[3] 威廉·奥卡姆:英国唯名论哲学家,主张哲学与神学分属知识和信仰两个不同的领域,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实际是双重真理说。1327年,被教皇关进阿维尼翁的牢狱,后越狱逃往德国,受到德皇路易四世的庇护。奥卡姆主张教皇制是人为的,皇帝有权废黜教皇,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有一定影响。

[4]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58页。

[5]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97页。

[6]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145页。

[7]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428页。

[8]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147页。

[9] 《马丁·路德自传》节录,见《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158—15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10] 《路德选集》,下册,354页,译文有变动。

[11] [美]穆尔:《基督教简史》,192—19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 [英]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122—123页。